中国与欧洲在地理上距离遥远，由于交通和通讯条件及技术的限制，在几千年历史中双方大部分时间处于隔阂状态，各自独立发展。鸦片战争前，中国与欧洲主要是依靠丝绸之路连接而保持贸易关系。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携洋枪洋炮聚集在中国身边，不断侵占中国领土与主权，将中国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这种状态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就是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三年。在此后100多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欧洲国家深刻影响了中国及周邻国家的安全形势，而中国在欧洲安全形势中发挥作用的时候较少。现在，中国不仅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正以强国姿态加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自己的理念、主张、利益和方案越来越直接地影响着欧洲的安全局势。这是一个沧海桑田式的历史转变，对今后中国的外交形态和全球布局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百年回眸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的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国内问题，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展开，战场主要在欧洲，非洲、亚洲部分地区受到波及。中国在一战期间加入了协约国，并宣布对同盟国作战，向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粮食，还派出17.5万名劳工支援欧洲，并参与了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的行动，为取得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和牺牲。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受邀参加巴黎和会。起初中国举国上下还对西方大国践行“公理”抱有很大期待，要求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之主权。然而和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面对“五四”运动压力，中国代表团拒签了《凡尔赛和约》。后来经过与德国、奥地利等国的艰苦谈判，中国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收回青岛主权，后又分别于1924年、1926年签订了《中德协约》和《中奥通商条约》。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和扩张，英法等西方主要大国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绥靖政策，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更加深重的安全威胁。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受英法两国操纵，缺乏对侵略行为的有力制裁，无力阻止法西斯势力的扩张，在实践中并未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1931年日本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中国为战胜日本付出了巨大牺牲，有力地支持了亚洲和欧洲等地区抗击法西斯势力侵略的战斗，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胜利作出历史性贡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致力于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冷战期间，中国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了团结互助关系，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走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道路。经历了朝鲜战争、抗法援越等重大考验，中国最终捍卫了自身和周边安全。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霸权国家对欧洲中小国家的干涉和控制，推动构建持久和平。中国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发展了与西欧国家和欧共体的关系，但并未直接参与到欧洲安全形势中。1956年中国坚决反对苏联武力干涉波兰企图，至今波兰人民仍铭记在心。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对自身安全忧心忡忡，周恩来总理亲赴罗马尼亚驻华使馆出席该国国庆招待会，强烈谴责苏联入侵，表达对各国独立自主的支持。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东剧变，欧洲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俄罗斯经历衰弱和影响力收缩过程，中东欧国家走上转轨之路，北约持续东扩，欧洲一体化深化和扩大。随着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北约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欧洲安全形势。中国尊重独联体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逐步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在原南斯拉夫地区的维和行动，向波黑和科索沃的维和任务区派出了维和警察，这是我国首次派出维和民警到欧洲执行维和任务。此外，中国推动建立并完善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等，促进了欧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

国际变局与中国作用

在欧洲人的传统观念中，关于欧洲安全形势的话题很少会联系到中国这个东方国家。首先是因为欧洲国家长期处于国际舞台中心，引领国际规则、规范、制度、组织的建立和运行，而中国一度积贫积弱，在国际谈判桌上长期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并不是制定、推行规则的主导性力量，也非分配“利益蛋糕”之“操刀者”。其次，“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一直影响欧洲人对世界的看法，即使在二战后美国、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之后，这种世界观和与之相伴的优越感也没有彻底消失。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深刻变化。一方面，西方仍然处于国际秩序的主导地位，美国依然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欧洲依然是发达地区，同时西方内部的矛盾、问题和危机不断涌现，其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并加强团结合作，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步提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变局中彰显“中国智慧”，积极提出“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倡议”、贡献“中国方案”。近年来，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也日益引起西方国家的重视。在国际事务和热点问题上，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联合国在国际机制中的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反对单边主义、国际霸凌和双重标准。2023年2月，中国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与原则。

中国的一贯公正立场和持久努力日益获得国际社会的正面回应。2023年3月，在中国的成功斡旋下，沙特和伊朗走向和解，三国共同发表《北京声明》，为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注入强劲动力。中东地区由于宗教、民族、领土争端、资源竞争等因素长期面临复杂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更由于某些域外大国利用这些矛盾“分而治之”，使得有关矛盾和问题长期得不到缓和，更谈不上解决，该地区多年来处于动荡不安当中。中国促使沙伊走向和解并带动地区局势缓和，成果来之不易。这是中国长期的公正立场和和平努力获得中东地区国家信赖的集中体现与有力例证。

中国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顺应了时代要求和世界期盼。促和劝谈，是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的沧桑正道和必然选项。

欧洲将看到中国推动改善欧安形势的努力

欧洲安全形势事关全球稳定与发展。促进欧洲和平与稳定，中国责无旁贷。客观上，中国关注欧洲的安全稳定，而欧洲的安全稳定也需要中国。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多年来一直是欧盟、俄罗斯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有紧密经贸关系。欧洲的安全稳定对中国意义重大，无可回避。同时，由于中国与各方有密切联系，欧洲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欧洲要安全、要和解，离不开中国的影响力。近期欧盟和法国、西班牙等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安全高官密集访华，期待中国能为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安全与稳定。

事实上，中国正在为欧洲安全积极努力。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直接当事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为此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并于2023年2月24日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强调12点内容。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领导人积极与俄乌等各方展开沟通，并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还向乌提供了多批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的立场受到了俄乌双方、欧洲和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在美国和北约还在不断拱火的情况下，中国的立场为危机降温、劝和促谈指出了方向，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欢迎。

2023年4月26日，习近平主席应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指出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现在各方理性的思考和声音在增加，应该抓住契机，为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有利条件。希望各方深刻反思，通过对话，共同寻找欧洲长治久安之道。中方将坚持劝和促谈，为尽快止战停火、恢复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中方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

俄乌之间的悲剧，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根源在于欧洲的安全机制有问题。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长久之道在于通过谈判形成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机制。这是中国的基本主张，具体蓝图如何擘画有待战场态势的进一步明朗化，更要看直接相关各方的理念更新、利益勾兑和态度转变。中国斡旋沙伊和解的成功案例已在中东地区开花结果，也为促进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了良好示范。对中国而言，如果说呼吁和推动停火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推动和谈与稳定局势是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关键一步。这一步将为未来战后重建、恢复和平以及欧洲的安全和发展而创造必要条件。当然，这一步将可能受到各种干扰而出现曲折和反复，停火与谈判可能交替进行，甚至会出现整个进程旷日持久的情况。但是，中国推动的和谈进程毕竟预示着未来的和平曙光，代表了光明前景，是人心所向，也是中国参与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的大国担当和题中之义。可以预见，有中国积极参与的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将开启中国直接、深入影响欧洲安全机制发展演变和战后欧洲乃至国际秩序的新时期，中方一直以来积极倡导的持久和平、共同发展理念必将在其中得到更多具体反映。

（作者为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波兰与中东欧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为《欧洲安全秩序：在动荡与和平之间抉择》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