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盟是非洲地区发展的两大重要参与方。尽管中欧在发展路径上存在根本性差异，难以开展大规模合作，但是，双方在协助非洲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海盗，以及管理公共卫生危机等多项事务中具有共同利益。

因此，中欧应保留双边对话的空间。在决策过程中过度强调竞争并非正道，排除竞争对手并不能保证己方政策取得成功。“竞争优先”也损害了非洲地区的利益。

首先，世界上不存在“普世”的发展路径。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及对外投资迅猛增长。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华丽转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消除了极端贫困。中国不仅成为一些国家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用事实向这些国家证明，快速发展和转型确有可能。

欧盟和欧洲国家应该认识到，中国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但极具吸引力的发展模式，欧洲也应当尊重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的权利。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存在着多样化的发展路线和模式。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一直以来都过度地占据国家发展领域主导地位，而众多欧盟国家不同的发展经验则对其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例如，在北欧，国家在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宣称的要积极得多。

其次，中欧各自在非洲的存在应被彼此视为机遇。重要的是，欧洲要认识到中国对非发展援助的积极影响和潜力。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传统援助者，其发展模式和援助方式存在一些缺陷，而中国恰好提供了不同的思路和有益的经验。中国发展援助至少有四项潜在优势：一是更加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没有过多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三是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四是附加条件更少，使受援国的政策空间更为自由。

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为重的做法不应被视为威胁，而应被视为可以与欧洲国家相协同的重要补充。例如，从2011年到2020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各捐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中，平均有将近一半（46%）被用于教育、性别平等、健康、水和卫生等社会发展领域，而用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投资只有约20%。

在这方面，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向非洲提供发展融资，为满足非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制造业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发展需求提供了替代性资金来源。由中国在非洲实施的基建项目也为包括欧盟企业在内的各方改善了营商环境。中资建设的发电厂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中国援建的公路和铁路可以将各国商品运向市场。

同时，欧方在非洲当地培训熟练劳动力，支持司法和监管机构改革等对提高投资透明度、强化问责机制的诉求，也有利于维护中方的利益。

第三，中欧应推进三方合作发展。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在如何帮助合作伙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问题上的交流机会将越来越多，在评估发展成果和协调标准方面的经验和良策也将与日俱增。例如，欧盟、中国和非洲国家提出，可以通过在非设立合资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创新和机制能力建设。三方通力合作，可以取长补短，造福非洲。

三方合作方面的另一进展，是将社会组织纳入对外援助项目，这是中国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在对外援助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积极信号。三方合作应聚焦于中国和其他各方都优先考虑的领域，如中国和欧盟都十分重视的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发展等。此外，还应努力增进中欧研究界和私营部门之间的交流，从而为合作过程提供更多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

欧盟和中国还可以研究如何通过多边平台开展此类交流合作。双方都支持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和区域经济共同体等区域组织的发展，这为在区域层次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第四，中欧应明确，并建设性地回应国际和地区关切。中国致力于成为负责任大国，将结合自身经验和实际，采纳不同国家早期形成的许多良好实践。2015年发布的中国第二份对非洲政策文件明确表示，中国将“以积极、开放、包容的态度同其他国家及国际和地区组织加强协调与合作”。该过程涉及来自中国的不同主体的参与，因此高标准建设或合作并非一日之功，欧洲国家对此应给予一定理解。

例如，西方国家作为传统债权国，在应对债务问题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开诚布公地分享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使各方受益。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加强对债务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运营和维护成本进行评估。

在激烈的全球竞争背景下，中欧基于信任进行公开对话虽有难度，但却可以提供有益的经验，值得双方努力坚持。

（作者为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综合处处长，文章转自“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