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拜登政府有关对华政策的讲话，提出了以投资、协同和竞争为核心的新策略。布林肯在此次演讲中释放出更加复杂的信号，既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指责，又提出了一系列中美合作的潜在领域，包括首次提出探索中美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合作。美方这一表述的真实意图有待观察，但在诸多因素叠加下，粮食安全正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凸显的议题。中美两国在该领域均有重大利益。

2020年以来，全球粮食价格持续上涨，粮食供应短缺风险显现。观察人士称，世界正迎来2010年以来又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粮食危机。此次危机由多个周期因素、短期突发因素和长期结构性因素叠加，相比2010年更为严峻。

周期因素上，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气候频发再次冲击全球粮食主产区。美国西部、西南部持续干旱，影响小麦主产区收成。极端天气也使非洲、拉美、加勒比等一些粮食自给率较低的国家国内产量下降，增加其进口需求。

短期突发因素上，俄乌危机产生了连锁反应。

俄罗斯和乌克兰均为全球粮食、化肥的主要出口国，两国冲突的长期化正在释放越来越大的溢出效应。一是俄乌两国粮食及化肥的生产能力受限，使相关大宗商品供应进一步紧张；二是美西方制裁令俄粮食和化肥出口长期受限，给全球供应人为制造了巨大缺口；三是美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限制其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推升了全球能源价格。粮食生产和运输与能源和化工密切相关，对能源价格极为敏感。

长期因素上，粮食供应紧张与全球能源转型有关。

为达到减排目标，各国加大对新能源的投资，但这一过程也对粮食生产带来一些影响。例如，光伏发电项目的收益有可能高于农作物种植，可能挤占农田；在政策补贴下，玉米等农作物用于生产生物燃料可能更有利可图；粮食和畜牧业生产带来的碳排放，与国家减排目标有矛盾；等等。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本国粮食安全，进而采取了粮食保护主义政策。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球已有20多个国家实施了粮食出口限制令，品类包括小麦、玉米、植物油等主要农作物及制成品。这种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其他粮食进口国和国际粮食市场的恐慌，而高度依赖粮食进口的非洲、中东、中亚国家面临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

相比其他领域，中美在粮食安全方面拥有比较有利的合作环境。

一方面，中美两国在粮食贸易上有互利关系，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市场，2021年中美双边农产品贸易额达464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粮食贸易如今已经成为中美经贸的压舱石之一，是两国较为紧密的利益纽带。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对于粮食安全的认知也较为接近。2021年9月，习主席在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把粮食安全作为八个重点合作领域之一。中美均不希望看到发展中国家出现由于饥荒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基于以上合作基础及当前粮食安全的突出性问题，中美可考虑在以下领域展开合作：

首先，共同反对粮食安全问题政治化和粮食保护主义政策。

粮食不仅是一种商品，也是人类生活的必需要素之一。为了保障各国粮食安全，各国应避免将粮食作为国际制裁对象和外交筹码。中美在该领域可探索合作，推动全球主要产粮国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减缓俄乌危机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冲击。中美可考虑在G20等国际合作论坛上就粮食安全发出共同声音，将粮食安全纳入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视野之中。

其次，共同维护粮食运输通道安全，推动贸易便利化和非歧视性。

各国粮食供应仍需要通过贸易和运输来解决，中美在粮食国际贸易上均有重大利益，可考虑加强合作，确保粮食国际通道在任何时候均安全可靠。中美可在WTO推动粮食贸易便利化措施，进一步降低粮食在贸易过程中的损耗。

最后，倡导加强农业技术投资和技术共享，加强发展中国家农业抗灾应急能力。

农业技术进步是缓解全球粮食供应持续紧张的主要途径。除美、法等少数西方国家外，全球其他粮食主产区均位于发展中国家，其应对自然灾害、病虫害、土地肥力衰减的技术能力有限，中美作为全球主要大国，在应对此类全球性危机上负有更大责任，应共同协作促进农业相关技术的合作研发与推广应用，维护全球粮食产量稳定，保障全球能源转型过渡期的粮食安全。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