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国对华的全面战略竞争、西方加固与扩大其价值观为导向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东亚-印太部分国家配合美国构建围堵中国的新盟友圈、冷战后遗留的安全热点继续发酵与演化等事态发展，可视为冷战后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转型期的结束，一个充满对立、博弈、分化、动荡的新时代之幕已经开启，这个时代可能将延续30-40年，因为其动因、动力与基本结构很难短期内消融。

美国与西方发现事与愿违

冷战后，近20年的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维持了总体稳定，这也保证了“9.11”事件与世界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的精诚团结，G20的诞生与“G2”论盛行一时均是此时的标志之一。虽然大国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南海海洋权益、多哈回合等问题上持续发生纷争、对立，美国的“对冲战略”也剑指中国，但总体而言，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之前，西方-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并没有全面公开战略对抗，全球治理、议题性及战略稳定的合作仍然是大国关系的基本外交选项。

冷战后过渡期的短暂与诸多良好合作机制无法延续，原因是冷战后的东西方、南北间的大融合、“世界是平的”现象与发展是建立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即美国与西方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胜利之余势，拥有充分的军事力量、制度、理念与科技优势，可以暂时搁置战略警戒性及对技术与资本跨界扩散的控制。

换言之，美西方的战略是建立在其民主理念与边界可大踏步向转型国家延展，各种民族主义与非西方国家会热情拥抱民主理念，追随美国与西方的领导，经济全球化将给予西方民众更多红利，开放的边界能够吸收更多人才与精英，新兴大国在军事上、经济上、科技上、制度上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判断基础之上的。一旦世界大局走势与格局很大程度上相悖于美国及西方的战略判断，国内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种族主义思潮就会沉渣泛起，原来的战略、政策与行动就会向硬化、激化方向调整，矫枉过正与国内政治极化就成为了基本态势。

2009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与2010年阿拉伯之春后的欧洲难民危机，2016-2017年的英国脱欧，2016年特朗普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号入住白宫，代表美国与欧盟已经认识到战后的“自由主义开放”的发展道路已经不再是其一马平川独享的“百宝箱”。

2018-2020美国对华发起贸易冲突、5G战，提出“印太战略”，部分西方与亚洲国家追随美国，构建与中国对立的价值观、经济、科技阵营，实际上就是它们对冷战后转型期支持开放性的经济全球化与推进不同政治制度国家和平共存国策的否定，它们错误地把不利于其发展的态势、趋势的原因与重点归结于中国成功倚助经济全球化及西方市场、技术的开放，并把焦点放大至两种体制的竞争与对抗。

俄乌冲突给美国提供了筹码

俄乌冲突也是转型期美国-欧洲与俄罗斯地缘势力范围争斗最后阶段的一个结果。冷战后至今，在中东欧地区，西方与新欧洲国家在军事、制度、经济与科技领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俄罗斯在欧洲已经全面边缘化，乌克兰成为西方在中东欧扩张其联盟最后阶段一个志在必得对象，以使冷战后欧盟的自由化制度与秩序能够覆盖俄罗斯-白俄罗斯外绝大部分欧洲区域。

但是，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导致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宣布独立，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表明美欧不仅在全球化进程与制度之争中局部失利，其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竞争的胜算也是危在旦夕，因为俄罗斯在战略上并不甘于高压下退缩与认输，而是利用了美欧战略棋局摊大，战线拉长，重塑西方秩序的议程繁重，内部社会、政治矛盾丛生之际，实施了战术反击。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凝聚了共同对抗俄罗斯的意志，也为美国把欧美和印太部分国家共同纳入与中国全面战略竞争提供了筹码与机遇。乌克兰成为了冲突的牺牲品与“冲锋队”，俄罗斯可能长期陷入一个冲突胶着的“泥潭”。俄乌冲突引发的原油、粮食供应短缺与相关全球供应链危机，将随着新冠疫情的波浪形重复蔓延与美国强行推进美欧新经济秩序，经济版的“印太战略”、中美多域竞争而加剧。

“和平与发展”时代正被美西方侵蚀

俄乌冲突后西方对俄的全方位制裁，把俄几家主要银行踢出“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结算系统”(SWIFT)，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3000亿外汇储备，考虑计划把这笔资金用于乌战后重建，甚至试图把俄罗斯驱逐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G20，均表明西方同俄罗斯的战略博弈已经超越了现有国际秩序中对常态冲突与战争行为的规制容忍，未来各国局部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将被西方置于不与俄罗斯共存的“衡量器”中。

简言之，冷战后国际秩序转型期的“和平与发展”时代正在被美西方侵蚀，以价值观与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为经纬线的阵营在渐渐耸现中。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美国贝莱德（BlackRock）掌门人拉里·芬克（Larry Fink）断言，“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经结束”，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声称全球化已经出现问题，需要进行升级，实际上都是一种意思——美国与西方将打造一个确保其价值观、利益与规则为基础的新经济秩序，它将与其战后曾经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匹配。

在这种背景下，新兴大国不会听任其发展，坐视自己安全利益受损，而坚持开放、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公平的国际政治秩序，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进行策略性反制，将是新时代的一个常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章转自“国际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