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郑永年教授应邀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的开幕式，并在多场分论坛上发言，与各国学者进行了对话。《大湾区评论》学术编辑组采访了郑永年教授，针对今年博鳌亚洲论坛的“总体印象”进行了探讨。本文内容由该采访整理而成。

在今年的论坛上，各国领导人除了表达对俄乌战争的遗憾，也表达了对全球供应链紊乱、供应链与贸易链政治化、世界经济总体恶化趋势的深度忧虑。俄乌战争仍在继续，而世界经济增长进入疲态，无论是各国领袖还是国际组织都非常担心“逆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和日本自民党总裁的福田康夫在论坛上甚至没有讨论疫情，而是表达了对俄乌战争带来的次生问题的深度关切。

表面上看起来，俄乌战争影响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但实际上，美国和欧洲国家也以不同方式卷入其中，处于大国博弈边缘的小国更是深受其害。客观地看，小国对危机的承受能力低，并且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小，因此，亚洲和中东的一些小国就表示了对俄乌战争的担忧，希望大国能在解决战争问题上多承担一些责任。但令人遗憾的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除了中国较为稳定之外，大部分国家或处于不稳定状态，或是能力不足。美、俄两国正在乌克兰进行代理人战争；英国刚从欧盟脱离；而法国正面临着总统大选。俄乌战争发生以来，法国总统马克龙尽管多次调停，仍显得力不从心。整体来看，世界正处于乱局之中。

世界之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二是俄乌战争对世界格局造成冲击；三是特朗普时期开启的由美国主导的“逆全球化”趋势。

世界秩序进入乱局

在经济方面，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疫情影响的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还深刻影响了全球的贸易体系——国家间和各国家内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包括中国在内，疫情对大部分国家的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俄乌战争更是雪上加霜，强化了这个趋势。

在国际安全方面，国际秩序出现了“再封建化”的现象。这次俄乌战争就表现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已经基本不起作用。在联合国体系内，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受到很多国家的谴责。但冷战后，美国就开始抛弃联合国体系搞单边主义，“9·11”事件的反恐行动后，美国更是奉行单边主义，联合国对美国早已没有制约能力。实际上，苏联集团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美国上升到了一霸超强的地位，此后，美国基本上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了。

在前南斯拉夫战争事件中，美国动用的就是北约的力量，而不是通过联合国的机制解决争端。在反恐问题上，由美国小布什组织的collation of willing（多国部队），通过制造敌我矛盾，胁迫他国要么跟美国站在一起，要么与美国为敌。如今的俄乌局势也如当年一样。联合国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只是一套规则，在成员国都不接受规则的情况下，尽管联合国还存在着，却已经失去了让成员国接受规则的能力，也失去了协调大国行为的能力。

国际秩序的“再封建化”还带有“安全碎片化”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求自保都想直接或间接地增强军事能力。如白俄罗斯修改宪法意图拥核，芬兰和瑞士申请加入北约，日本、韩国想与美国实现核共享。当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系不能为成员国提供安全的情况下，国家必须走向自保。

在逆全球化问题上，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就以“美国优先”为由开始了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伙伴进行“脱钩”的行动，也逐渐从国际组织中“退群”。尽管拜登上台以后不像特朗普那样大肆破坏美国的外交关系，但实际上也是在继续推动“逆全球化”，组建以美国领头的所谓的“value based bloc”（基于价值的集团），继续促使中美脱钩。

无论是新冠疫情、俄乌战争还是逆全球化，美国在这些议题上都在推动世界秩序的走向“两极化”。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俄乌战争将中国和俄罗斯绑架一起，塑造所谓的“中-俄轴心论”；用意识形态来定义中美关系，掀起所谓的“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间的竞争。

过去40年很多国家都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国际秩序的民主化，但如今这种进步的现象越来越少，愚昧、野蛮和暴力逐渐占据了上风。战争从本质上说，就是野蛮的行为，因为没有“文明”的战争，战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野蛮和暴力的。野蛮和暴力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更表现在各个社会内部，如英美等国的民粹主义崛起，造成了对少数族群的不公平待遇。

目前，无论从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看，都出现了乱世现象。全球化虽然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但是各个国家内部越来越分化，社会财富差距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的占比也越来越小。

民粹主义的崛起使近代以来的文明进步观和道德价值体系崩塌了。过去尼采说“上帝已死”，现在再次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基于进步之上的道德体系再次解体。各个国家各自为政，国家内部的社会群体也各自为政，叠加社交媒体的放大影响，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内部秩序都呈现出碎片化的现状。

世界之乱的根源：逆全球化、国际安全体系倒塌及现代性的丧失

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包括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等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均表示出对现今乱局的无奈和担忧——尤其是担心美国将贸易武器化，将经济合作政治化。如果美国将任何事情都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这不仅损害中国的利益，还将损害所有国家的利益，当然也包括美国本身的利益。

简单地说，世界之乱是因为大国失去了提供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因为有效的国际治理需要各大国提供足够的公共品。因此，当大国各自为政，没有能力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时，世界就会倒退回割据状态。过去不管是全球化还是国际安全，其本质都是公共产品。此外，各国对现代性的追求，也是和全球化相向而行的。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还是其他主义，过去四十多年，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追求现代性，而“追求现代性”这样的共同目标，其实也是一种公共品。失去提供公共品的大国里，美国尤为典型，它不仅已经没有能力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甚至没有表现出意愿来继续支持其盟友，做出例如“退群”之类的举动。

更糟糕的是，全球范围内正在产生更多的international public ‘bad’（坏的公共品），具体表现在环境和安全危机上。如博鳌论坛上，就有人提出对于塑料过量使用使得海洋生物大量死亡的担忧。这些紧迫的危机还包括新冠病毒、能源短缺、粮食危机、核扩散等等。假如没有大国提供好的公共产品，这些危机会愈发深重。显然，危机来临时小国将首当其冲——大国如俄罗斯，毕竟其国土面积大，即便发生战争，但还是保持着韧性；小国如乌克兰，就只能依靠西方国家的力量支撑。因此，小国在危机面前非常脆弱，即便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其目的还是为了让乌克兰代替西方与俄罗斯对抗。尽管俄罗斯和美国迄今还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代理人战争”这个过程也表现为大国对抗。不仅好的国际公共品无从谈起，更产生着越来越多的坏的国际公共品。

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问题上，其他国家更是力不从心。土耳其在俄乌战争中协调了好几次谈判，但当土耳其认为谈判取得进展的时候，欧盟外长却在会后认为谈判陷入僵局。这说明有些欧洲国家不想结束战争。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则直接点明，欧盟想通过乌克兰战争拖垮俄罗斯，因此北约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作为代理人作长期对抗。

全球化到来之前，各个国家相对孤立，自给自足的程度比较高，人们无需担心一国内部所发生的问题。但是，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时，某国或某区域的内部危机就会即刻国际化，使得国际秩序的危机更加深刻。

应当承认，二战以后，美国领导的西方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全球化也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资本和技术驱动的。如果没有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革命，世界很难出现今天人们所见的全球化。从这个角度看，也正是西方的资本和技术扩散到世界其它地区，才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也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

全球化的过程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美国把低端技术转移到中国，积累了财富的同时又提升了国内的技术水平。中美两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非常互补的。但是美国内部的问题在于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

苏联解体以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改革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美国和西方国家已逐渐无法提供如此庞大的国际公共产品，而当中国有能力去提供部分国际公共产品时，却又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排斥。换言之，当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崛起的时候，西方国家还是牢牢把持着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公共产品，拒绝新兴国家以非西方的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不愿与新兴国家分享国际领导权力，从而导致了国际公共品供给不足。这进一步说明，新兴国家在世界秩序中还是扮演着边缘的角色。

中国如何应对世界乱局？

一方面好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坏的国际公共品急剧增多，导致了全球危机越来越深重。那么，中国怎么办？

首先，中国要承担起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不能放弃和平与发展的路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讲的，“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越要沉着勇毅”。就是说，中国要有责任感。我们是世界上一面独立的旗帜，不能简单地跟着西方走，也不能简单地跟着任何一个大国走；我们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俄罗斯。

经济是国内上层建筑的基础，也是国际秩序的基础。从博鳌论坛中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国家对中国肩负起国际责任的期待是很高的。这很容易理解，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加入WTO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正增长的贡献最大。此外，中国对世界扶贫的贡献也是最大的。亚洲国家对中国有高期待是很正常的。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的，拥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尽管是中低端的产业，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具备中国的规模效应，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各国对中国的抗疫情况表示非常的关切。中国供应链是世界供应链体系中的关键，中国的供应链一旦中断，会对世界供应链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只有自己稳定了，才能对世界的稳定作出贡献。

因此，在经济方面，中国要继续保障供应链不被中断。为此，疫情防控政策要与时俱进，用科学和理性来对待。随着新冠病毒的变种，我们的防控措施也要变化，不能一刀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要以最小代价实现最大的疫情防控效果”。今天，一些地方过度的防疫措施影响了国内和国际的供应链体系，不仅让很多中小型企业受到巨大的冲击，大型民营企业也开始深受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变得十分不方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外资企业开始向其它国家转移。最近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复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将逐步恢复全球出口。可见中国防疫政策的动向是可以影响世界的。

精准和科学地防御疫情，不仅对恢复中国经济有重大意义，对恢复世界经济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把疫情防控跟经济完全脱离。保护老百姓的生命是我们的要务，但是如果经济搞不好，同样会影响老百姓的生命。如果处理得好，这两方面并不矛盾。经济安全跟老百姓的生活之间要做到平衡。既然中国过去是在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在科学防疫的同时也要做到继续开放。美国等国家想要与中国脱钩，我们更不能如其所愿。

同时，我们在经济上要有竞争意识。对于“卡脖子”的关键领域，我们需要强化竞争意识，尽管我们尽量不用“竞争”来定义整体的中美关系或者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再者，我们也不怕竞争。中国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必须加大对科技研发和人才的投入。

第二是安全方面，我们不学美国和俄罗斯搞“团团伙伙”。所有的世界战争都是在“团团伙伙”之间发生的。我们要坚决反对美国组建的亚洲版北约。在安全方面，我们确实要加快国防现代化，保卫国家利益要求我们有能力遏制战争，所谓“止戈为武”，为世界和平提供保障，这是一个大国的底线。

过去40年，亚洲是世界上发展得最快、最和平和最稳定的区域，很大的原因在于中国没搞“团团伙伙”。这里要强调的是，“团团伙伙”的多边主义和中国所践行的多边主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实践出一种开放包容、针对解决问题的多边主义，而不是美国西方那种排他性的针对第三国的多边主义。美国所谓的同盟政策，如印太战略同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等都是针对中国的。现在搞value based bloc（基于价值的集团）也是针对第三国的，具有强烈的排他性（exclusive），因此人们说这是假的多边主义。

比较而言，中国的多边主义如上海经合组织、“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包容性的，不针对第三国，而是针对practical issue（解决实际问题）的多边主义。如上海合作组织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金砖国家（BRICS）合作机制是为了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尽管美国、日本反对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仍然对他们开放。

最后，我们还是要继续追求现代性。现代化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而现代性则是一整套进步的、具备普遍性的价值观。

人类追求现代性的目标基本上一致，但方法则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里也有很多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但实现这些价值的过程并不是要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方式，而是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即使美国没有足够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国还是要追求这种现代性，承担起大国的责任。

（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