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乌冲突逐渐升级的关键时刻，德国新政府一反传统，宣布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并主动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此举引发了欧洲国家连锁反应，西班牙《对外政策》杂志称“德国将被推上军事强国的道路”。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德国长期奉行温和外交政策和军事克制文化，为什么会突然改弦更张？德国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将对欧盟防务和欧洲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话题。

德国防务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二战后德国去“纳粹化”和去“军国主义化”运动深入持久，历届政府严格按照基本法的约束，奉行军事克制文化，既不扩充军备，也不大规模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德国军事克制文化的内涵在于克制和忍耐，克制扩军备战，忍耐外部挑衅，遏制军国主义。在这种克制文化的制约下，德国国防预算长期以来不升反降，1990年德国军费开支占GDP的2.52%，2016年下降至1.15%。德国统一时有50万军队，目前军队人数仅为18万。在国际事务中德国常常扮演“弱势参与者”的角色，尽量避免同其他国家直接对抗，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正因如此，在伊拉克战争中，反对开战的德国被美国讥讽为墨守成规、不作为的“老欧洲”。

德国现任三党联合政府成立后不久就遇到俄乌危机，总理朔尔茨未再沿用传统做法，而是公开宣布了几项重大政策变化：一是增加1000亿欧元用于今年德国的国防建设，提升德国的年度国防开支（到2024年至少占GDP的2%），最终达到北约的军费预算目标。二是改变德国不向冲突地区提供先进武器的传统，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外加一万吨的军用燃料。三是德国拟派遣1.37万名官兵加入北约快反部队，并在罗马尼亚部署战机，在立陶宛部署装甲车。四是响应美国号召，不顾德国严重依赖俄罗斯能源供给的事实，在强力制裁俄罗斯方面充当西方“急先锋”。德国新政府这些举措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欧洲乃至全球引发热议。德国2021年GDP高达4.21万亿美元，按占比2%的标准，预计德国的防务开支将大幅提升，跻身全球军费开支三强行列。针对德国新政府放弃德国外交政策的精髓和军事克制文化，英国政论家汤姆·福迪感慨地说：“美国回来了，欧洲梦破灭了，默克尔的伟大政治遗产被摧毁了。”

多重利益需求驱动德国放弃军事克制文化

德国新政府摒弃传统军事克制文化的行为绝非偶然，也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由多重利益需求驱动的。

首先，主动参与塑造世界秩序和欧洲安全的需要。两德统一后，德国人口和经济总量位列欧洲发达国家榜首，但受制于军事克制文化，德国“经济巨人和军事侏儒”的尴尬地位十分突出。除在欧洲一体化事业上有所建树外，德国在国际事务和欧洲防务建设上的参与度有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冲击下，大国竞争、博弈加剧，共同推动国际格局转型和世界秩序重塑。德国作为实力雄厚的欧洲大国，理应在欧洲安全格局和防务建设上发挥主导作用，但长期以来德国自我约束导致其鲜有作为。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出现后，德国政府感到欧洲地缘政治冲突的威胁日益迫近，一些政坛精英认为德国应当增加军费预算，为欧洲应对重大危机做出贡献。德国在2016年7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把俄罗斯由过去的“优先伙伴”改为“竞争对手”；强调德国有“全球性的安全政策视野”和“积极塑造世界秩序的义务”。此后，德国逐步提高军费预算，由占GDP的1.4%提高到最新宣布的2%。从德国2016年版国防白皮书内容可推断，德国很可能早在上届政府任内就确定了提高军费的时间表，朔尔茨政府只是将这个时间表付诸实施而已。

其次，增强欧洲“战略自主”和转变国家安全观的需要。近年来美国单边霸权主义甚嚣尘上，欧洲“战略自主”的意识不断增强。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提出北约“脑死亡”之说，意在唤起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战略自主”意识。2019年11月，时任德国国防部长的卡伦鲍尔在慕尼黑联邦武装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德国应该“接受构建力量的角色”，积极发挥欧洲安全事务的主导作用，为此必须增加国防预算，这符合德国自身的安全利益。德国《明镜在线》杂志将卡伦鲍尔这番话评论为德国安全政策的转折点，“打破了德国的军事克制文化”。德法两大国在欧洲“战略自主”问题上存在共识，但分歧也较为明显。马克龙希望欧洲“战略自主”能彻底些，欧洲防务建设以法国为主，最终摆脱欧洲安全依赖北约保护的困境。朔尔茨则呼吁德法共同承担欧洲安全责任，更多希望平衡北约与欧盟的力量，而非法国主导的欧洲安全架构。德国财长林德纳表示，德国增加军费预算，是为了确保“未来几年内拥有一支行动力和战斗力都超强、军备极其完善的军队，这符合德国在欧洲的重要地位和责任”。

再次，应对美国压力和维系德美战略伙伴关系的需要。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就增加军费预算问题向德国政府的施压力度达到高峰，特朗普声称，德国在美国和北约保护下长期靠交少量“保护费”就获取安全保障很不公平，要求德国尽到北约成员国义务，将军费预算提高至占GDP2%的标准，还需补交“拖欠”的军费。鉴于默克尔对美国的要求无动于衷，2020年7月初，特朗普在事先未告知德国政府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减少在德国的驻军。特朗普执政四年高压逼迫德国的招数并未奏效，而德国新政府一上台就主动增加军费并向北约示好，这一系列举动让不少人惊讶与费解。实际上，德国新政府转变态度的一个重要考量就是维系德美战略伙伴关系。对德国政府来说，寻求“战略自主”与巩固德美关系并不矛盾。德国新政府意识到，美国与北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维系一个良好的德美关系仍是德国外交的优先事项之一。

调解俄乌冲突失败则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德国放弃军事克制文化的进程。德国与俄罗斯在长期能源供需的相互需要中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正因这一特殊关系，以往在美国制裁俄罗斯时，德国都跟风但不冒进，基本不会对俄罗斯“动真格”。此次德法两国在俄乌危机酝酿期伊始就利用作为欧洲大国的政治影响力，试图充当调解人。但是，朔尔茨和马克龙密集的“穿梭外交”并未收到实际效果，两人因此受到欧洲盟友和国内政治对手诟病，特别是朔尔茨，不但没有达到调解目的，反而被指“对俄罗斯态度犹豫和软弱”。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之下，朔尔茨政府最终决定迅速放弃默克尔时期的外交路线和政治遗产，做出停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审批、大幅增加军费以及向乌提供武器装备等一系列反应。德国此举虽然赢得欧洲舆论和美国政府的普遍喝彩，但却造成德俄关系急剧恶化。

对欧洲安全的影响

二战后，德国长期奉行军事克制文化并深度融入欧洲一体化，得到欧洲社会的充分肯定。如今德国转变传统立场、重振军备是否意味着冷战“回魂”？俄乌冲突会否重塑德国防务政策？如前所述，德国重振军备是各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德国不希望继续把自身的安全完全托付在别人手中，希望在欧盟安全事务上发挥欧洲大国的影响力。德国著名政治学家明克勒在其新著《德国在欧洲的新使命》中，精辟分析了德国政治面临的新挑战。他指出欧洲需要领导，但欧洲又不想被领导，因此欧盟成员国只愿接受一个“弱势霸主”。伴随北约和欧盟的东扩，德国不断缩小联邦国防军的规模正是印证了“弱势霸主”的角色。明克勒同时指出，“但如果俄罗斯对欧盟东部边境构成持久威胁，德国可能将不得不再次提高其军事力量的权重比”。

德国放弃军事克制文化将产生几个显而易见的影响：其一，德国重振军备并主动介入危机冲突，对欧洲共同防务计划“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无疑是一个大促动，德国增加军费有助于加快欧洲安全防务建设步伐。其二，德国大幅增加军费将改变其欧洲“弱势霸主”的地位，一个更加“积极作为”的德国将在欧洲安全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其三，德国放弃军事克制文化可能会对欧洲一些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产生外溢效应，瑞典、瑞士、芬兰及奥地利等国都正在考虑放弃中立政策，转而寻求加入北约。德国重振军备是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其对欧洲安全格局、防务建设的影响还有待继续观察。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