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不断推进，能源权力的转移不可避免。但是能源转型是个长期、缓慢甚至反复的过程，难以确定一个清晰的起点和终点，与之相伴的权力转移亦是如此。实际上，石油权力的转移早就开始了，但是人们的认识似乎还停留在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时期。

1960年代，随着石油国有化运动的开展，石油权力从西方大石油公司转移到产油国政府手中。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对一些美欧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收到了政治、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效果，既迫使美国做出政治让步，又让油价长期处于高位。这次石油危机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天国际社会仍然普遍相信石油权力还掌握在产油国手中。

而事实上，随着石油消费峰值的来临，现实中的石油权力正从产油国转移到消费国，这是石油权力的范式转变。1973年以后的“石油制裁”大都是消费国对生产国的制裁，从未发生过生产国对消费国的制裁。特别是2017年以来，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三国实施了程度不同的石油制裁，而这三国的石油产量占到全球的六分之一。对比1973年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的制裁，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能源安全是指消费国获取石油的可靠性；未来，能源安全可能指产油国获得市场的稳定性。然而，这些案例似乎并不足以改变国际社会的传统看法。原因是，这些案例的说服力不够，因为制裁者与被制裁者的地位不相称，不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旗鼓相当的较量。而这一次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权力博弈则完全不同。

俄罗斯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油气生产大国，2021年俄罗斯原油产量排名全球第三，天然气产量排名第二；俄罗斯也是油气出口大国，2021年俄罗斯石油出口量全球第二（居沙特之后），天然气出口量全球第一。欧盟则是全球最大天然气消费区，第二大石油消费区（仅次于美国）；欧盟也是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区，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仅次于中国）。更重要的是，欧盟与俄罗斯在能源上高度相互依赖，欧盟是俄罗斯能源最大的市场，俄罗斯是欧盟能源进口最主要的来源。2020年欧洲25%的进口石油来自俄罗斯，38%的进口天然气依赖俄罗斯。2019年欧盟市场占俄罗斯天然气出口的81%，2020年占48%，欧盟市场占俄罗斯石油出口约的50%。

显然，同美西方对苏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制裁不同，这是全球最大体量的能源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博弈，是验证能源权力转移难逢的自然案例。

迄今为止（3月2日），欧俄双方对动用能源制裁都非常谨慎，但种种迹象显示，如果从零和博弈角度看，欧洲处于优势地位，腾挪空间较大。俄罗斯官方只字未提能源制裁，相反普京一再强调，俄罗斯不会切断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事实上，尽管乌克兰战火纷飞，天然气费用支付困难重重，但途经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仍然正常供气。欧盟也明确把能源交易排除在金融制裁之外，以确保当前的供应不中断。但是，欧盟已经禁止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英国石油公司等美欧大公司宣布从俄罗斯撤资，德国宣布暂停北溪2号项目，未来将把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降低一半。美国则强调，对俄罗斯能源制裁的选项一直在桌子上。可以说，美欧已经动用除切断现货供应外的其他一切制裁措施。

俄欧之间不论谁制裁谁，经济上都是双输。短期内，俄罗斯找不到新买家，欧盟找不到新货源。正如国际能源战略专家陆如泉所言，跨境天然气交易是一种集“气源—渠道—消费市场”为一体的系统工程，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构建，一旦建成则很难轻易放弃，因为替代成本较高。同1973年的情形不同，目前国际能源市场供应宽松，若假以时日，欧洲可以适应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状况。如果真有能源制裁发生，短期内双方都有困难，长期看俄罗斯困难更大。

2021年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为72%，其中50%来自中东。石油依赖到底是中国中东政策的资产还是负债，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中东政策中最重要的问题。这次乌克兰危机可能会提供一些理解问题的新视角。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