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已经演变成一场由美国牵头、整个西方集团联合起来对俄罗斯进行的全面制裁、封锁和围堵，形成俄与西方关系的彻底决裂。

在新世纪出生、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耳闻目睹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对俄罗斯与西方的长期紧张关系似乎习以为常。然而，他们很难想象，在那之前的20多年里，俄也曾极度歆羡西方、亲近美国，渴望融入欧洲大家庭，不仅要成为欧盟成员国，甚至还要加入北约。

那么，曾经一度“温馨和睦”的俄与西方关系是如何步步演化至此的？换言之，冷战后西方是如何把俄罗斯步步逼入死角的？

叶利钦时代：融入西方“一边倒”

冷战结束后，一心“投奔”西方的俄罗斯叶利钦政府一度与欧美国家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友好关系。然而，今天回看，这所谓的“蜜月”其实是俄方建立在某种过于乐观的主观臆断和愿望思维基础上的“单相思”。俄与美国、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的巨大实力差距，两者在政治文化传统上难以弥合的差异，西方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傲慢与偏见，以及他们因历史记忆而对苏联继承国俄罗斯的本能恐惧，注定了这段“单相思”不会“终得善果”。

俄对西方的片面认知与一厢情愿的“融入冲动”，至少可以追溯到苏联戈尔巴乔夫时代，根源还是当时的苏联领导层对自身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动摇与背弃。这种认知和心态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包括俄在内的各加盟共和国首脑，形塑了各国在冷战后独立初期的内外政策。叶利钦在1989年的一段访美际遇曾被西媒反复渲染：作为苏共高官的他被美国休斯顿一家超市里充裕的商品和当地人的富足生活所“震撼”。从此，他曾坚持的奋斗理想崩塌，坚定了“融入西方”的决心。无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叶利钦执政俄罗斯后，一手推动与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制度决裂、推进社会转型的政策取向是确凿无疑的。

苏联解体后，俄骤降的国力极大削弱了其与西方国家谈判的议价权。独立后的俄罗斯虽然继承了苏联的绝大部分军事政治遗产，但整体实力一落千丈。较之苏联，俄不仅丧失了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约531万平方公里），而且原本种类齐全、分布于各加盟共和国的产业结构被打乱。于是，从1992年到1999年，叶利钦采用了西方政客和学者联手推荐的“休克疗法”，推出经济自由化、国企私有化、紧缩金融和财政政策等一套组合拳，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也从5179亿美元下降到1959亿美元，全球占比从2.16%萎缩到0.6%，世界排名从第十滑落到第22。与此同时，经济寡头在瓜分苏联人民财产的同时，也同西方财团积极联络，谋求影响、控制俄政局。

在上述背景下，俄外交采取了向美西方“一边倒”的方针。与其国内激进社会经济改革方针相匹配，叶利钦政府的外交政策充斥着浓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认为“人权高于主权”，将“自由民主”价值观作为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1992年叶利钦同美国总统布什签署的《华盛顿宪章》公开强调“民主是俄美关系出发点的基本原则”，主张在两国间建立基于“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两根支柱的“和平”。

叶利钦政府急切地寻求与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关系。为此，叶利钦本人在1992年上半年遍访欧美，半年内甚至两次访美，急迫地宣布“俄罗斯已经彻底同专制主义决裂”，“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冲突，而且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和同盟关系”。1994年6月，俄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这个曾经一手创建华约组织的超级大国正式向世人宣告寻求投入美国和北约麾下。

为赢得西方信任，同时缓解国内财政危机，俄更是大幅裁军，尤其是核裁军。西方自然乐见其成，因为他们不仅希望彻底消除俄从苏联继承下来的庞大核武库，也着力防止俄核武器向其他国家或组织扩散。1992年1月25日，苏联解体一个月后，叶利钦正式宣布俄将不再以美国为敌，俄领土上的洲际弹道导弹也不再以美国城市为目标。在这一全新战略的指导下，俄于1992年初同美国共同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框架协议》。俄在大幅缩减本国战略核武器的同时还主动提出与美共建“全球防御体系”。1993年1月，俄美进一步达成《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承诺到2003年1月前把各自的战略核武器弹头削减三分之二，即，将俄美两国进攻性战略武器所携带的核弹头各自削减至3000～3500枚。条约还规定到2003年销毁全部陆基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并将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核弹头削减至1700～1750枚。

俄不仅自身裁撤核武库，还积极配合西方销毁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核武库。1992年5月，俄与美国、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共同签署《里斯本五国议定书》，规定将在俄集中销毁后三国的核导弹。

从克林顿到奥巴马：北约步步东扩

俄与西方彻底和解的热望，甚至要通过建立军事同盟而实现防务一体化的“坚定决心”，却始终不为西方所接受。有分析指出，这是因为俄美、俄西之间的“伙伴关系”并非是建立针对某一固定大国的新的军事联盟，“而是建立在俄接受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关系”。

与俄“一边倒”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同时代的美国和北约对“后苏联地缘政治空间”的步步蚕食。北约东扩，以及作为其重要实施手段的“颜色革命”和政权更迭，不仅是决定冷战后美俄关系的最关键事件，也是压垮俄对西方幻想的“最后稻草”。

正如学者陶文钊所指出的，与叶利钦同时期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奉行“双轨政策”：一方面，继续支持叶利钦的领导地位与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俄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另一方面，采取较为谨慎、渐进但坚定的步骤，推进北约东扩。1994年12月，北约布鲁塞尔外长会正式提出东扩战略，以填补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真空”。曾被俄寄予厚望的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到头来不仅未能成为引领俄“脱共入欧”的“康庄大道”，反而成为西方暗度陈仓进行地缘扩张的“快速通道”，并最终演变成勒住俄脖颈的“绳索”。

在1997年签署、现已被俄官方宣布“不复存在”的《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互关系、合作和安全基本文件》谈判过程中，北约答应了俄方的要求，保证在新成员领土上不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常规力量，但也拒绝了俄“给予俄对北约决策否决权”“承诺不接纳原苏联国家入盟（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等要求。1997年马德里峰会决定邀请波兰、匈牙利、捷克进行加入北约的谈判，从此打开了美俄关系的“潘多拉盒子”。

1998年5月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东扩。对此，“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批评道：“我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俄罗斯将慢慢做出相当不利的反应，这将影响他们的政策。我认为这是个可悲的错误。”

普京：从幻灭到反抗

在经济低迷、社会动荡及第一次车臣战争惨败的余烬中，叶利钦黯然退场，选择普京作为接班人，治理日益虚弱的俄罗斯。普京在任职总理期间，以雷霆手段干净利落地赢得第二次车臣战争，为其拿下最大政治资本。继任总统后，普京实施大刀阔斧的改革，打击寡头，重建中央权威。与此同时，国际能源价格的高企也使俄得以提振经济、改善民生，并有资本采取更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执政初期的普京并不“反美”，而是延续叶利钦时代的亲美、亲西方路线。普京执政一年后，9.11事件爆发，他抓住“历史机遇”，在世界领导人当中率先给美国总统小布什打去慰问电话，一举扭转了当时已陷低谷的俄与美西方关系。此后，普京又积极出访，利用俄的传统影响力为美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争取中亚国家支持。这些都使俄美在21世纪头七年里维持了较为友好的关系。俄也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一度成功将经济发展推入“快车道”。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俄GDP已恢复至1.66万亿美元，人均GDP亦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普京时代的美俄“蜜月”终结于2007年。那一年，美国坚持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迫使俄调整对美政策，并在言辞和行动上同时采取更加积极、强硬的姿态维护国家安全。

冷战后，北约共进行了五次东扩，其中四次发生在普京总统任内：1999年第一次东扩接纳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2004年第二次东扩接纳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2009年第三次东扩接纳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2017年和2020年分别接纳黑山与北马其顿。

俄罗斯亦五次申请加入北约，无一例外遭到拒绝。第一次是俄独立不久后由叶利钦提出，等待他的是对方的未置可否、一拖再拖，直到他下野。此后四次均为普京所提。2000年，刚担任总统的普京接待来访的克林顿总统，当面询问美对俄加入北约持何种看法，克林顿口头上表示欢迎，但又说这不能算政治承诺，因为还需国会批准，且他本人也即将卸任。2001年初小布什出任美国总统后，有关“美国不是俄罗斯的敌人，北约继续扩大也不会把俄当敌人，欧洲必须向俄开放”的讲话让普京认为是俄加入北约的机遇，遂第二次提出入约，但随后小布什说了“俄仍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话，美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还接连举行公开以俄为假想敌的军演，俄美关系急转直下。9.11事件后，俄美关系转圜，普京顺势于2003年第三次提出加入北约申请，但未获正忙于在伊拉克大开杀戒并力推“大中东计划”的小布什正面回应，北约也在一年后接连接纳了包括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七个中东欧国家加入。

2008年，俄发起加入北约的“最后冲刺”，结果依然是遭到推托，且同样是在次年，北约又迎来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两个新成员，重演“先拒俄再纳新”的戏码。至此，反复碰壁的俄罗斯真正看清了自己在西方眼中的分量。

从1999年到2020年，北约陆陆续续增加14个成员国，其中不乏前东欧华约组织国家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直抵俄家门口，进而又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事宜列入审查议程，终于把俄逼入死角。

乌克兰：竭力争夺的“最后要塞”

过去一千年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谓“相爱相杀”。二者同属东斯拉夫民族，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产生隔阂甚至仇怨。对俄而言，乌克兰不仅是其历史文化传统的源头，也是国家安全的屏障，是俄实现复兴的希望所在。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坦言：“失去乌克兰，俄罗斯将不再是一个帝国。”俄即便无法实现与乌克兰某种形式的再度整合，也一定无法容忍一个全盘倒向西方、作为欧盟和北约双重成员国的乌克兰，将西方的枪炮架到自家门口。

早在1994年2月，乌克兰就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为最早加入该计划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1997年5月，乌克兰与北约签署《特殊伙伴关系宪章》，从法律上确认了乌克兰对欧洲安全的特殊作用。此后，北约与乌克兰关系稳步发展，军事与安全合作十分热络。但与此同时，乌克兰大体上也与俄保持较为密切、友好的关系。同时与俄欧保持友好关系本是最符合乌克兰人民利益的状态，但2004年乌克兰爆发的“颜色革命”，以及此后俄与西方对乌克兰的反复争夺，打断了这一切。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尤先科当选总统。上台伊始，尤先科便把加入北约作为乌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并对国防、外交、安全等领域进行深刻改革，以达到北约标准。

2010年2月，亚努科维奇当选乌克兰总统。出于发展俄乌关系的考量，亚努科维奇宣布乌克兰为“不结盟国家”，乌加入北约事宜被搁置，但与北约的合作仍在继续。乌通过了特别法案，允许北约军队入境，并多次与北约军队举行联合演习。

在俄与西方愈发激烈的争夺中，亚努科维奇试图维持“平衡”。这本无可厚非，但中小国家在大国博弈中要维护自身独立、推进本国利益，需要高超的技巧，既要能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又要能在国内赢得民众和权势集团的支持。显然，亚努科维奇并不具备这些能力。2013年，亚努科维奇突然决定接受俄罗斯的援助，并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及“深入而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准备工作。这一决定激怒了乌内部的亲西方政治势力及其支持者。一些满心希望效仿波兰等国通过加入欧盟获得更高生活水平的乌克兰民众，在政客、财团和外国所谓“非政府组织”的鼓动下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并迅速演变为全国性危机。2014年2月，亚努科维奇遭到乌克兰议会弹劾并被罢黜总统职位，随后流亡俄罗斯。

与此同时，2014年3月17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废除克里米亚1992年通过的“克里米亚宪法”“克里米亚总统法”和“总统选举法”等七项法律，撤销“克里米亚总统”设置，解除梅什科夫的“克里米亚总统”职务。乌克兰此举意图削弱克里米亚的自治权并加强基辅的中央权威，激发了占克里米亚人口多数的俄罗斯族强烈不满。

正是在大国博弈与乌克兰国内动荡的双重背景下，彻底改变俄乌、俄欧、俄美关系的“克里米亚事件”爆发了。在基辅当局强化控制克里米亚半岛的同时，俄军事人员秘密进入半岛并控制了当地局势。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显示克里米亚大多数民众决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3月1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克里米亚议会主席、塞瓦斯托波尔代表签署关于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加入俄罗斯的协议，并于21日正式签署了克里米亚入俄条约。

受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影响，2014年8月顿巴斯地区建立了“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尽管他们当时并未效仿克里米亚模式直接加入俄罗斯，但乌东地区从此成为俄乌战场和俄与欧美博弈场。八年来，当地武装力量以及俄、乌两国军队之间的冲突从未间断，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痛苦，也成为今日俄乌战争之源头。

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一方面锁死了俄乌关系，将俄逼入死角，同时也拉近了基辅与北约、欧盟的距离。2014年3月21日，乌克兰和欧洲联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补签”联系国协定政治部分条款，为乌更加融入西方阵营迈出重要一步。数小时后，欧盟宣布向乌克兰追加约14亿美元援助金。2014年12月23日，乌克兰议会以303票赞同、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关于放弃乌克兰不结盟地位的法案。时任乌总统波罗申科表示，2010年乌克兰通过有关“不结盟地位”的法案是个错误，在“今后五到六年内”乌克兰将决定是否加入北约。北约则很快做出正面回应：“我们的大门敞开着。如果乌克兰提出申请且满足入盟标准以及遵循必要原则，就可以成为北约成员。”

此后八年间，俄罗斯、乌克兰与北约三方的互动与博弈就沿着被克里米亚事件所锁死的路径螺旋向下发展、自我强化、不断恶化，一步步走到今天。

在苏联解体前夕，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曾狂妄地宣称“历史终结”。在苏联解体后的近十年间，俄罗斯反复向西方表明“心意”，希冀融入欧洲、加入北约，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西方对俄境内分离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资助，以及对东欧后苏联地缘空间的步步蚕食，被逼入死角的国家最终只能选择反击。

基辛格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时就曾警告：乌克兰不应该在西方与东方间抉择，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该成为连结两方的“桥梁”。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无疑是最符合乌克兰人民自身利益的选择，也有利于在俄与欧美之间保留弹性的战略空间。然而，西方的新保守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们和“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以改进自身的外交策略与治理行为，而是瞅准一切可能的机会打压对手，扩张权势。殊不知，每个国家都梦寐以求的“绝对安全”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有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才是可遇可求且值得每个国家追求与捍卫的，而实现这一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安全的正道就是国际社会团结起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