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是一段时间来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动因之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标志性现象。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沿革演变的叙事中，“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一度更是最频繁使用的语汇之一。但是，何谓“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何谓“发展中国家”？两者到底异同在哪里？迄今为止国际上仍没有公认的准确界定。那么，该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

“新兴市场”称谓的起源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注意到，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无法吸引外国投资者。于是，该公司开始收集和整理阿根廷、巴西、智利、希腊、印度、约旦、韩国、墨西哥、泰国、津巴布韦等十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尤其是股票市场的数据，试图以此告诉国际投资者，它们的经济发展前景充满希望，股票市场富有投资价值。

1981年，在国际金融公司就职的荷兰经济学家安东伊尼·范艾格特梅尔受命组建一个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股权基金”（Third World Equity Fund）。有一次，范艾格特梅尔去纽约参加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举办的活动，在向与会者介绍自己创建的投资基金时，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的一位高管说，组建这样的投资基金很有必要，但“第三世界”这个称呼欠妥，因其常是“贫穷落后”“做工粗糙”“毫无希望”的同义词，需要找个别的什么可能叫法替换。

范艾格特梅尔冥思苦想，终于在某天驾车上班途中想到了“新兴市场”这一听起来可以给人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朝气蓬勃之感的新名词。此后不久，国际金融公司就专门建立起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市场数据库”（EmergingMarkets Data Base）。但在当时，只有前述十个发展中国家被视为“新兴市场国家”。此后，国际上的一些著名投资公司和金融机构，如摩根斯坦利、高盛集团、标准普尔、西班牙对外银行、花旗银行，都开列了各自的“新兴市场国家”“花名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开始频繁使用“新兴市场”提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贴上这一标签，被叫作“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国家”，但到底何谓“新兴市场”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有无界定标准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7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就广义而言，既不太富裕，也不太穷，对外资不太封闭的，就是新兴市场。”这样的定义方式显然缺乏学术严肃性。在中国学界和媒体，“新兴市场”“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同样是高频词汇，具体定义也是五花八门、众说纷纭。迄今为止，可能只有“E11”和“E30”最引人注目，“E”是“Emergingmarket/economy（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第一个字母。

提出“E11”的学者们将“新兴经济体”界定为：“二战后经济相对快速增长、具有较大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目前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发展中经济体。”基于这一界定，他们提出了衡量“新兴经济体”的七项标准：二战以来具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具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目前具有中上等或中下等的人均收入水平；不在公认的发达国家或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具有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具有较小争议性。经过分析比较发现，二十国集团（G20）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最能满足这七项标准，“E11”的说法由此而来，但仍可充实发展。

首先，哪些经济体能成为G20的成员？就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例如，波兰当年对自己未能进入G20颇为不快。这意味着，如果将来G20扩员，波兰成功加入，那么，波兰就自然是“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国家”了？E11就变成E12了？

其次，E11的“七项标准”缺乏量化指标，这就增加了主观性。例如，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率是相对较高的？什么样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是符合标准的？什么样的经济开放度是合适的？至于“较广泛代表性”和“较小争议性”，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另有学者曾经以发展经济学原理为依据，将经济体量、制度环境、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发展动力等因素作为衡量一国能否跻身于“新兴市场”的指标。根据他们的计算，30个国家符合“新兴市场国家”标准，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泰国、土耳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埃及、加纳、摩洛哥、南非、突尼斯、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秘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E30”的提法由此而来。

与“E11”相比，“E30”使用了更多量化指标，缩小了随意性和主观性的空间，但“E30”名单也是值得商榷的。第一，这一界定过多着眼于经济因素，忽视了政治因素、尤其是政局稳定对投资环境的影响。哥伦比亚的内战延续了近半个世纪，数十万人丧生；危地马拉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试图偷渡到美国的移民不计其数；秘鲁曾在2020年11月的一周内出现过三个总统……“新兴经济体”这一靓丽标签到底适不适合它们？第二，虽然量化指标会减少一些主观上的偏差，但任何指标的选择都难完全避免主观上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例如，经济体量是可以量化的，而判断多大体量才符合“标准”却具主观性。危地马拉、多米尼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均不足800亿美元，这样的体量很难说是“大”的。

还应指出的是，“新兴经济体”称谓不应是静态的。然而，无论是“E11”还是“E30”，迄今为止都是一成不变的界定。换言之，有些“新兴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毕业”，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有些则因发展不利或衰落而应被淘汰。当然，如何界定“毕业”的水准，如何淘汰徒有虚名的“新兴经济体”，是每年“考核”一次还是多年“考核”一次，由谁来“考核”，都是难以明确回答的问题。

清晰界定“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

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花费大量精力去论证“新兴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的定义，还不如深入研究一下“发展中国家”的定义。这种必要性与中国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过程中需要自我明确的身份有关。一方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特点是全方位外交，即中国既与发达国家发展关系，也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一员，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坚定不移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些郑重承诺是中国外交的永久指南。但是，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否认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声音时有耳闻，随着中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把交椅，所占全球份额突破15%，这些声音更是甚嚣尘上。

美国是坚决否认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最大吹鼓手。2019年7月26日，美国政府发表关于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备忘录，11次提及中国，认为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不应在世贸组织中继续享受发展中国家所应得到的优惠待遇。

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也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非“南南合作”，而是具有“中心与外围”的关系特点，即中国是“中心”，发展中国家是“外围”，“外围”依附于“中心”。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围绕到底何为“发展中国家”、何为“发达国家”尚无公认的具体界定标准，如何界定“发展中国家”同样是个有待充分回答的重大问题。

有中国学者在回答“俄罗斯是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时指出，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实际上指的是市场经济的发达与不发达。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都不发展、不完善、不健全，俄罗斯的市场体系、市场机制也是不发展、不完善、不健全的，因此俄是发展中国家。当然，这种用市场体系、市场机制界定发展中国家的说法，仍只是一家之言。

世界银行每年都公布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名单。根据世行2021年7月1日发布的这一名单，人均GDP高于12695美元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低于1045美元的是“低收入国家”，介乎两者之间的是“中等收入国家”。

看起来，人均GDP理应是界定发展中国家地位的重要指标。诚然，中国的经济体量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是，中国的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出头，因此，中国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单纯用人均GDP作为判断发展中国家的依据是否合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均GDP早已大大超过12695美元，但在其他领域的指标却无法与发达国家媲美。

综上所述，当务之急不是为“新兴经济体”给出似是而非或不能为所有人认可的定义，而是要在政治、经济、外交和统计数字等层面尽快界定“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标准，从而使中国的长期发展中国家地位能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

（作者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