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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鹏:美国经济为何突然“点刹降速”?
发表时间:2021-11-11 19:48 来源:国际网
疫情反复、供应链困局、财政刺激减弱、以及通胀,这些不利因素叠加使美国经济以超预期的方式降速。聚焦2021年美国经济,虽然第4季度经济增长无法像上半年一样实现6%以上高增速,但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不过展望未来3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不断减弱,或再回归“新平庸”增长水平。

2020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开始触底强劲反弹,不仅2021年初已恢复至疫情暴发前的经济规模,而且今年1、2季度分别实现了6.7%和6.2%的高增长。但德尔塔病毒的肆虐,打乱了美国经济继续加速前行的脚步,多家著名金融机构下调美国今年3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至3.5%左右。10月29日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实际3季度经济增长仅为2%,大幅低于预期。

意料之中的“意外”

事实上,美国经济突然以超预期的方式降速,是由多重不利因素叠加造成的。

疫情再次拖累经济活动。德尔塔病毒使美国疫情在7月开始反弹,9月中旬达到顶峰,再次加剧民众恐慌、“速冻”正常经济活动。尤其扰乱了就业市场复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绊脚石”。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7-9月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人数从94.3万个骤降至19.4万个,9月已处于全年最低水平。

供应链困局加剧经济脆弱性。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统计,第3季度美国耐用品私人消费衰退26.2%,拖累GDP下降2.7%。其主要原因是汽车产业链及相关芯片短缺,致使生产供给“缺位”,抑制消费需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也在多个场合强调:“生产瓶颈和混乱的供应链正在抑制美国的经济活动,尤其是汽车行业。”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除疫情导致原材料短缺、物流紧张、生产部分中断外,拜登政府以“国家安全”与“产业弹性”为由,强行重塑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合作,人为给全球供应链造成“断点”风险。除美国之外的企业为防“卡脖子”、“断流”风险,囤积半导体等关键产品和零部件的库存意愿高涨,反噬美国汽车等产业的供应安全。

财政刺激“退坡”影响显现。9月6日,《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关于每周300美元失业救济补助等多项应对疫情的重要措施到期,向非营利机构提供的薪资保护计划减少,财政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显著“退坡”,且影响立竿见影。据BEA最新统计,2021年3季度,美国个人收入环比衰退0.1%,减少2160亿美元,9月初开始的财政“退坡”是主因。在财政托底作用减弱的情况下,美国私人收入立即下降,说明经济远未达到健康地自我复苏程度。

通胀已造成实质性损害。当经济学界还在纠结美国通胀是短期还是长期问题的时候,通胀幽灵已经对美国经济构成实质性损害。9月美国CPI、核心CPI分别高达5.4%和4%,创近30年历史新高。《今日美国》报道称,通胀连月攀升推动汽油、食品、租金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加剧消费者负担,抵消提高薪资带来的好处。糟糕的通胀预期正在给美国的消费投资带来更大麻烦。

强劲反弹的昙花一现?

聚焦2021年的美国经济,虽然因诸多“逆风因素”,第4季度经济增长无法像上半年一样实现6%以上高增速,但仍有一定的上升空间。预计第4季度有望实现4%左右的增长,全年增速保持5.5%。展望未来3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不断减弱,或再回归“新平庸”增长水平。

从短期看,部分因素将对第4季度的美国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一是疫情有所缓解。10月以来,美国疫情明显改善,餐饮航空等服务行业将迎来再次回暖,消费者信心也将随之升高。根据美国经济咨商局(The Conference Board)统计,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9月的109.8攀升至10月的113.8,连续3个月下跌后开始反弹。

二是年底“假日经济”将至。美国多家金融机构预测,伴随进入年终的节日消费季,美国消费者支出将会保持高位,有助于拉动4季度经济增速。

三是华尔街的“积极”表现。因前三季度美国企业盈利能力增强,美联储持续保持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年内道指、标普、纳指分别上涨了16.7%、22.4%和19.9%,且10月均创历史新高,有效提升投资者对美国经济和金融市场信心。

但从更长期的角度看,美国经济复苏绝非坦途。除疫情本身外,还需关注三大问题:

第一,当前美国通胀并非短期现象。目前美国通胀持续走高,是由美联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美国两届政府“大规模、无序、低效”的经济刺激远高于产出缺口、疫情与美国经济民粹主义带来的产业链紧张和供需失衡、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共同驱动的,短期难以消化。回顾历史,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通胀”,在60年代政府财政支出飙升、70年代黄金美元脱钩、美联储始终保持罕见的宽松货币政策、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将通胀推向失控的深渊。1973-1981美国通胀年增长超过9%,实际平均经济增长仅为2.2%,股市每年下跌约4%。为应对通胀,美国不得不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强行采取极端紧缩货币政策,导致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了衰退。“大通胀”导致了“大紧缩”。当前态势与历史已有几分惊人相似,通胀问题或再与经济增速不断放缓交织,形成新的滞涨风险。

第二,财政货币政策困境。从财政政策看,今年年内有12项疫情救助措施相继到期,2025年前还有额外的18项重要财政刺激措施退出。但新的基建计划落地日期不断推迟,规模不断缩小(3.5万亿美元缩减到1.75万亿美元),或难以弥补原有财政刺激措施“退坡”的缺口。加之美国联邦债务形势严峻,债务总额迫近29万亿美元,严重挤压美国政府再次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的空间。这将导致美国经济面临“财政悬崖”的风险,成为2021年后美国经济持续放缓的重要原因。

从货币政策看,美联储不计代价地采取极度宽松货币政策,挽救疫情下美国经济的做法,负面影响和代价也在逐步显现。据美联储预测,联邦基金利率长期水平维持在2.3-2.5%。这意味着,美联储中性利率或再次走低,未来美联储加息的空间仅有2.5%左右。此外,当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已突破8.6万亿美元,即使开启Taper或后续的缩表进程,受财政融资需求规模等影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也不可能回落到疫情前4万亿美元左右的程度,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9800亿美元规模更是相差甚远。这些不仅严重挤压美联储应对下轮危机的空间,而且还在不断透支着美元的全球信誉。

第三,党争不断易引发意外风险。府会分歧、两党争吵、政治极化,使美国推动经济议题步履维艰。由于国会未能在10月1日前通过全年拨款法案,联邦政府不得不依靠“持续决议”(continuing Resolution)开始新财年的临时性运营,但截至日期是12月3日。如果府会、两党无法达成新的一致,政府关门危机将再次袭来。此外,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的暂缓期限也截至12月初,如果没有新的两党一致的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方案,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仍不能排除,或引发更大的金融动荡。政府关门与债务上限问题,看似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起死回生”,但始终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和症结。这已成为美国政治的痼疾,政治精英们希望以此发挥影响、维护党派和团体利益,却形成了长期悬在美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意外风险或不期而至。

(作者为现代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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