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中美之间贸易矛盾最重要的来源。换句话说，就算不是最重要的来源，也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我认为西方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其实是有很多误解的。我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年也一直在研究国有企业，所以我也有一些观点要和大家分享。

中国不会放弃国有体系

第一点，国有部门实际上是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来源。国有企业在中国并不是新鲜事，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从汉代开始，如果从资本和所有制来分类，中国始终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资本，居第一位的就是国有资本，居第三位的主要是中小型和微型企业，也就是私营部门，在这两者中间的是公私合营合作的企业。中国有四个短暂的时期，国家完全主导经济生活。第一个阶段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革”，第二个阶段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第三个阶段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时期的改革，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那段时期。除了这四个短暂的时期，中国一直是一个非常平衡的经济体，是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共存和良好合作的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哲学其实和西方的经济哲学是不同的。在中国，国家一直把经济管理看成是自己的一项关键职能；但是西方自近代以来，经济和政治之间分离，政治不可干预经济，政治和经济演变成为一对矛盾体。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哲学体系之上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中国会放弃国有体系。现在中国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有三个层次的资本、三种经济形式、三种所有制形式共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见证了很多的经济危机，包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还有现在的新冠疫情危机。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的复苏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中国经济生活迅速回到正轨。同时，也很难说，中国现在是西方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私营部门现在比国有部门在所有的领域都要大得多，包括所创造的国民所得、收入、创新和雇佣的员工等等。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国有企业是中美经贸的推动力

第二点，国有部门现在面临巨大的改革压力。这个压力不仅仅是来自美国或者是西方，而是来自内部，并且至少有两个来源。第一个压力来源是私营部门。中国社会一直在争论国有部门是不是太大了。如果借用毛主席所用的概念来说，就是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存在着矛盾。因为私营部门非常重要，如果政府的政策对私营部门造成不利的影响，那么就会产生很多的压力，也会对国有部门造成压力。第二个压力是源于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不同的实体，政府有时候会让国有企业来完成非经济的职能。比如说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国有企业也需要承担更多超出经济职能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自身的盈利考虑。但是，事实上，国有部门也是需要赚钱的，所以国企老总有很大的压力。如果你去问国企的那些负责人，他们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第三点，国有企业是可以改革的。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没有办法和能力去改革国有部门的，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来看一下中国的历史，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比如说朱镕基总理就推进了非常激进的改革，改革了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这个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现在中国需要新的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之前有一些学者也提到了中国加入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的问题，我也参与了很多关于CPTPP的讨论，包括与决策者和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国确实需要加入CPTPP来推进国内改革，而不仅仅是要融入世界。中国入世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带来了很多的活力。中国希望，至少很多的中国学者都希望，通过加入CPTPP能够为中国带来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改革。

最后一点，我认为国有部门、国有企业不应该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一个障碍，而是推动力。从实证经验的角度来讲，如果来看过去四十年，国有企业在平衡中美经贸关系——尤其是贸易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和美国的所有经贸谈判当中，美国总是会让中国的国有企业来购买很多的美国产品，像今天的石油交易。如果中国没有这么大的国有企业，美国就没有办法让中国来如此大量地购买美国商品。我希望美国朋友能够重新认识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越强大，越能够平衡中美之间的贸易。

中国企业改革进入新阶段

中国的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目前对民营企业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在私营部门引入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引起了外界很多的猜测和误解，中国国内对此也有一些看法。中小企业在任何国家都很重要，中国这样做也是为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中国政府的一个新政策宣言是追求共同富裕，要达到这个目标，垄断是不好的。对美国也是如此。中国的一些民营部门，像在IT（高科技）部门，一些企业平台做得太大了，就有一些不太公平的竞争行为。因为他们并不像美国的马斯克那样追求高科技发展，相反，他们是在跟中小企业去抢蛋糕。那么大的民企也跟中小企业去抢这个蛋糕？所以现在他们遇到很大的压力。中国的教育部门也一样，我们知道，有一些非正式的民办培训机构，由于之前没有过严格的监管，过度膨胀了，这对中国长期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个人是非常赞赏政府推出这样一些大力的监管举措。当然这些举措并不是针对私营部门，不是去破坏或者摧毁私营部门，而是通过监管来夯实我们实体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为私营部门的发展构出一个更稳健的基础。

国有企业也是要改革的。中国宣誓加入CPTPP对国有企业会有深刻的影响。我觉得政府还是希望借此在国有部门开展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革。近年来，中国的国有部门也在讨论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我所身处的深圳就有国资在学习新加坡模式，探索如何把国有企业作为一个市场化的实体来管理。

今天，处于中国领导人关注的第一位是国内的政策，因为国内的稳定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一个延续，所以中国领导人肯定要先着眼于国内。在国内政策中，治党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在中美之间做一个比较，我们会看到中国的政党和美国的政党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而不是像西方对政党的一种理解，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党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一种政治的过程。在中国的文明里头，我们把政党看作是一个跟文化有关的概念，而不是像传统的西方民主政党的概念。政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追求人民的共同富裕。拜登把他自己的外交政策叫做是“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同样，中国领导人在考虑自己的政策导向的时候，肯定也需要把国内发展利益放在首位。对外来说，中美关系处于最重要的政策位置。这从毛主席以来都是如此。中美关系是主要的，处理好了中美关系，其它次要的就比较好处理了。

所以，如果一定要对中国领导层的政策次序排列的话，那么首要的是国内的治党和可持续发展，然后是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席教授，人文社科学院“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