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起源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政党和政府制度安排

如果说主流价值体系的保守性是美国缺乏带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性质的改革动力的软性制度渊源，美国政党和政府的制度安排及相应的执政手段则是硬性制度渊源。美国的政党系统非常不利于阶级意识的形成。美国的两党制始于18世纪90年代，盛行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主义”彼时尚未出现。概而言之，美国的两党制是一个产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前，旨在应对18世纪末美国政治问题的政党设置，其最初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大（联邦）政府还是小政府等问题上。

19世纪下半叶后，大量欧洲移民来到美国，他们带来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各种“主义”和极端政治。但是这些从欧洲过来的政治和思想形态并没有在美国产生持续性影响，因为此时美国北部大多数成年白人男子已经有了投票权，新移民可以通过加入美国国籍、参与政党政治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的欧洲同胞尚不能享有的权利。然而，美国的政党政治却十分不利于阶级利益的表达。

首先，两党都没有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纲领，工人可以随意加入任何一个政党。其次，政党的权力基础并不在联邦层面，而在以宗教和族群等因素为基础的地方层面。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美国人投票倾向的往往是区域性利益和政治，而难以产生超越地域的阶级政治。最后，政党组织结构松散，选举时党员并不一定选本党的候选人，组阁的权力也不归属于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而是归属于总统。这样的政治环境容忍甚至鼓励政党内部观点和派系的多元化，从而把美国工人的利益和认同感切割得支离破碎，不利于美国工人利用政党政治维护自己的利益。

此外，由于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的制约，美国还很难产生有影响力的具有一定阶级性的第三党。根据赢者通吃规则，如果一个政党的普选票数在某选区排名第一，那么该选区的所有选举人票就都归该政党。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为了不让自己反对的政党获胜，选民往往会把票投给势力较大的另一个政党，而不是获胜希望渺茫的一个规模较小的新兴政党。因此，新兴政党的候选人不但很难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也很难取得参众两院的席位，自然无法在政治中发挥持续性影响。

美国的联邦制也妨碍了阶级意识的成长。在权力分散的联邦制下，每个州对待工人和工人运动的态度各有不同，导致每个州工人运动的性质也各不相同。在联邦制下，住房、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福利主要由州政府甚至市政府负责，由此造成美国工人兴趣和利益的地方化和多样化，并引导工人政治朝着行业主义的方向发展。

美国还有动用武力解决国内冲突的传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除沙俄以外的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镇压工人运动最残酷的当属美国。但与沙俄的镇压方法不同，美国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选择性镇压，即专门镇压由共产党或大工业工会组织的罢工或其他政治活动，而不镇压由行业工会组织的以经济目标为核心的罢工。这种镇压方式迫使工人运动向美国政府准许的渠道——行业工会的道路发展。于是，美国成为西方世界中唯一一个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左派政党没有产生过持续政治影响的主要西方国家。总之，缺乏对统治集团造成重大冲击的阶级政治的洗礼，也是美国缺乏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策：树立有底气的非零和外交路线

缺乏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给美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势必会造成各种破坏性效应。近一年多来在美国国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和骚乱，特朗普选举失败后其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以及在新冠疫情中针对亚裔的频繁袭击，很大程度上都是上述破坏性效应的集中体现。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美国国内矛盾势必会产生具有很大破坏性的国际溢出效应。

在这种破坏性的溢出效应面前，作为在价值观和制度层面与美国都很不相同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然会首当其冲，特朗普政府的各种针对中国的动作就是这种溢出效应的部分体现。可以确信，只要美国的国内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破坏性便会一波又一波地溢出，并且对中国和世界的冲击也越来越大。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美国衰弱，美国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和潜在的生产能力。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怎么办？在我看来，中国的总体原则应该是：绝不轻信那些建立在对美国不甚了解的认识基础上的各种“美国衰败论”，以及各种不知就里的中美实力比较研究；同时，坚持有底气的非零和外交，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抱成一团，合作和斗争同时展开，不做来自美国的创造性破坏力的“垫背”。更具体地说，有底气的非零和外交应该包括以下两点。

第一，确立地缘政治自信。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战略性的基本判断：“二战”后，民族主义精神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深植人心，直接占领和统治他国成了成本昂贵、得不偿失的事情，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因此当前中国不会面临近代史上外国侵略的危险。此外，当前中国在地域、人口和经济实力上都已经是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能小觑的超级大国，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很大战略纵深的核大国。因此，除非出现严重的战略误判，当今世界并没有愿意和中国打一场大仗的国家。中国在地缘政治上需要注意的是：

一、绝不陷入一场中国必须直接军事介入，而美国只需通过代理人介入的战争；

二、以定义明确的核心利益与美国的全球性利益进行平衡，公开拒绝在美国压力的诱导下与美国展开零和竞争，特别是应避免在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军事领域展开全球性竞争。

第二，发展非零和国际关系理论，反制西方的零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当前不少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外交人员虽有坚定的中国立场，但看待问题时所采用的却主要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这是比较危险的。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逐渐形成。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再次确立了“教随国立”原则，使得基督宗教信仰不再是引发欧洲各国之间冲突的因素，但基督教的零和扩张性（zero-sum evangelism）思维方式仍以世俗的形式主宰着西方人的国际关系观，其核心就是一种零和的现实主义政治原则和敌对性思维。在这种原则下，一旦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实力较近的国家认定为对手，两国的关系就会不可避免地朝着敌对的方向发展。而当出现了世界级霸主（如19世纪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后，被霸主认定为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就会因为不得不与霸主展开全方位竞争而被拖垮。这一过程中其实霸主也没拿到什么好处，英俄竞争、英德竞争、美苏竞争无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美国对华外交的基础绝不仅仅出于冷战思维，其中还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思维带来的误区。

中国应该而且能够拒绝这种零和竞争玩法，不仅因为我们有地缘政治自信，更重要的是，即使受到了西方线性史观的严重侵蚀，当今中国文化仍然与从基督教中发育出来的零和扩张精神有本质区别。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见中国向世界输送商品，很少见中国主动向世界输出价值观。唐朝时，中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确对日本等国形成了很大辐射，但那是人家主动来学的，中国反而有一定的被动性。正是因为如此，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印度教在世界上到处都有影响力，而儒学和道教仅仅在中国国内和有大量中国移民的地区才有一定影响。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和“贵弱”原则（一种认为强弱力量具有不可抗拒的转换性的循环史观），因此对取代美国地位根本就不感兴趣，这一点西方人很难理解。因此，中国完全可以提出一套非零和的，以平等和包容为本体的，更具道义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础。

除了本体/哲学层面的理论建构外，这套非零和国际关系话语体系至少还应该包括以下几个侧面。

其一，非零和地理解和处理国际经济关系，尽量不把经济和政治挂钩，“有钱大家赚”。只要中国的产品继续保持竞争力，它们自然就会流向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各种指标显示，美国政府目前的各种制裁其实不会对中国经济和外贸产生根本性影响，甚至对中美贸易也不会产生长时间、大面积的负面影响。

其二，非零和地理解国际政治。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的相似度为基础理解国际关系，也不一定要把美国针对中国的种种法案或联盟视为威胁。其实，美国就像一个不会和面的厨师，抱着地球这样一个偌大的面团，手上、脸上、身上全都沾满了面粉，却还想腾出手来做其他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势必会有许多地方需要中国的合作乃至帮助。此外，美国的盟友在某些领域也可以是中国的伙伴。只要我们不竖起一面旗帜或者持续向外界传递错误信号，美国就没有能力组建一个稳定的反华联盟，大多数国家也没有意愿持续地加入这样一个联盟。

其三，用非零和的平常心对待美国在亚洲的深度介入。在国际关系方面，与其和一大堆其实对你既不信任也没好感的小国一个一个博弈，还不如和它们背后的老大直接博弈来得容易。中美双方在亚太地区直接面对，不仅可以减低双方的战略误判，还能防止小国两边拿好处，甚至形成“尾巴摇狗”（the tail wagging the dog）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愿意多管事，不怕累，这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不冲突，我们可以在自身的核心利益与美国的全球性利益之间进行有原则的合作性博弈。

其四，通过与西方重要国家建立“启蒙共识”，打破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华联盟。除了中国是一党执政，而欧洲国家都是多党民主体制外，目前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共性其实不比美国与欧洲之间少。中国和欧洲的体制都有较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美国则没有；中国和欧洲社会都比较世俗，美国却不是；当前中国在科学理性精神、社会平等、性别平等、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动植物保护等方面都与欧洲的发展更为同步，与美国则形成较大的反差。在欧洲发起的启蒙的道路上，中国在有些方面走得要比美国更远。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与欧洲建立一个启蒙共识。在拜登政府的G7对华政策框架下，这一设想似乎是天方夜谭。但是，近期内美国的创造性破坏力向外溢出的趋势只会继续增强，升级版特朗普也必来无疑，欧洲和日本受美国的单边主义之苦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到一定时候，与中国建立启蒙共识，不但对欧洲会越来越有吸引力，对日本也会是如此。

其五，把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这项工作放在重中之重。为此，首先应将心比心，充分理解从西方自身的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对中国的许多批评有其合理性。“二战”后西方和日本保持了长达几代人的歌舞升平，目前在世的绝大多数人对本国曾经遭受的苦难都没有切身感受。此外，多党民主也在“二战”后的欧洲和日本走向稳定。如此几十年下来，包括个人主义、人权、言论和结社自由、多党民主政治等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在这些国家逐渐就成了政治正确。从这样的思维定式出发，欧美的政治家、城市精英、大多数青年学生、左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反感当前中国的有些做法，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在充分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应尽量坦承自己的不足；即使许多来自外界的批评从中国角度来看很不公允，也不要动辙针锋相对地反击。我们还应在西方人面前强调，虽然中国有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在体制、历史记忆、文化和发展阶段等方面与西方很不相同，但中国的政策方向和社会发展方向与西方有大面积的一致性；同时可以通过一些生动的故事说明，在个人权益保护方面中国近年来的进步也很大。

虽然在我们的近代史叙事中，中国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受害者。但在大多数外国人眼中，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第三世界国家，古代中国是一个历史长达几千年的超级强国，近代中国的苦难更像是中国历史上朝代转型过程中经常出现的剧烈阵痛，今天的中国则又是一个实力强大、让人羡慕的超级大国。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近代中国的苦难，高调地喊着强国梦，在外界的效果其实并不好，甚至会让人害怕。

我们要充分理解甚至同情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超级大国时产生的各种紧张心理，包括对中国的价值观、战略和政策走向的疑虑。我们要通过梳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讲清楚中国内政导向的历史传统、非零和的战略思维特色及背后的文化和制度性底色。总之，我们一定要响应z中国高层号召，用“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方式阐明自己的立场，花大功夫解决我们在国际上“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他努力都是白搭。

余论

本文强调，美国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创造性破坏能力的世界霸主，而中国作为有巨大领土、人口和军事实力，同时与美国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有很大差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势必会首当其冲地受到美国创造性破坏外溢效应的影响。如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可能会掉入“垫背陷阱”，让越来越恶化的中美关系成为美国缓解国内矛盾的减压阀，甚至解决方案。为了阻止这一趋势，本文提议确立一套带有中国智慧的非零和性国际关系理论来反制西方的零和性国际关系理论，同时让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一些人士同情或者至少理解中国的立场。

目前有一种声音认为，无论中国怎么做怎么说都没用，因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早已视中国为敌人。近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正面印象在飞快下降是事实。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既有面对中国国力飞快增长而产生的紧张，也有偏见等其他原因。但我不认为一切都为时已晚。我自1986年出国留学，亲见近三十多年西方舆论对中国印象的起起伏伏，当前西方对中国的印象的确很糟，但不会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几年更糟。彼时中国尚能逐渐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印象，现在为什么不能？

此外，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况且，当前中国既没有强大到能让整个西方世界联合起来的实力，也没有犯什么持续性的战略性错误，西方世界怎么可能会一致认定中国是它们的共同敌人？其实，西方政治家和民众中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并不少，只是在政治正确的压力下不愿公开表态而已。如果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对中国有好感的人会大大增多。

近年来，中国有些外交官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言语中往往带着很大情绪。这些外交官对一些西方国家的霸权、偏见和虚伪有不满，完全可以理解。但他们在反击西方人时用的却仍是西方话语，例如当西方人谴责中国在人权方面问题很大，他们就反击西方在人权方面问题也很大。这种应对方式不但在外界的效果非常不好，并且永远处于被动和下风。因此，提出一套非零和的，以平等和包容为本体的，更具道义性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在话语体系层面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外交人员和学者才能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以“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方式与西方人打交道。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文章转自“文化纵横”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