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地时间9月29日，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在东京举行。前自民党政调会长岸田文雄取得胜利，成功当选自民党第27任总裁。10月4日，岸田文雄将出任日本第100任首相。这位拥有“酒豪”传说的自民党总裁上台后，将如何组阁？曾宣扬“抗中”作为首要任务的新首相，是否会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中日矛盾是否会加剧？双边关系将走向何处？作为“外交老兵”，岸田文雄又将如何平衡中日和日美关系？凤凰网《风向》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独家解读。黄大慧，系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与亚太安全。

核心提要

1.如果岸田文雄无法解决疫情和日本经济发展问题，其政府恐怕难以维持长久。日本没有像中国一样优越的体制来应对新冠疫情，除非能够在疫苗问题上有所突破，否则疫情困境难以解决。岸田文雄的执政时长也不乐观。

2.安倍依旧实际影响政权走向，是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政权或者安倍时代”。虽然岸田文雄不会像菅义伟一样如此听从安倍的操控，但是也会受到安倍极大的牵制，因为岸田文雄以超出80多票的成绩赢得河野太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安倍晋三的“杰作”。

3.中日关系可以概括为“竞争为主，协调为辅”，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特朗普突然退出日本以国运作为赌注与美国一起发起的TPP，美国的突然退群迫使日本不得不进行策略上对华政策的调整，即强调对华关系中“协调”的一面，让对华政策更具灵活性。换个角度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退群TPP客观上助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

4.日本对于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有清晰认知。在日本的判断中，中国处于竞争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美国紧紧“抱团”，支持美国，因为日本不希望中国更大更强，否则日本将会受到来自中国的挤压。

1、岸田文雄当选第100任首相，是自民党派系“力学”的结果

当地时间9月29日，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但是，成为首相需要经过国会的认证，因此岸田文雄即将在10月4日完成认证流程，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目前日本首相依旧是菅义伟，整个日本政府依旧由他运作。政权的交接需要在10月4日岸田文雄正式成为首相之后开始。从29日到10月4日，岸田文雄需要酝酿新的内阁大臣名单，决定新的政府组成。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日本连续结束两个内阁。在此过程中，凸显出日本危机应急能力和数字化欠缺等弱点，岸田文雄上台后，依旧难以带领内阁对日本重整旗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岸田文雄实力逊色于安倍晋三，安倍晋三谎称生病下台是因为难以应对疫情和日益衰退的日本经济，因此岸田文雄更加难以实现对日本重振旗鼓。详细来说，安倍晋三两次任期长达8年零8个月（第一次执政7年8八个月，第二次执政1年），其长任期的原因是得到了日本自民党党内支持和选民的支持，并且自民党目前一党独大，其它党派难以与之抗衡。在党内，安倍晋三“一人独大”，其掌控的派系有90多人，是自民党派里人数最多的一个派系，因此权力集中于安倍晋三一人。在此情况下，安倍晋三没有有效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日本经济也难以改观，也因此丢失掉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同时，安倍晋三深知在此情况下他难以赢得大选，即使侥幸赢得大选，众议院席位也会大大减少，党内声望下降。所以，他选择“见好就收”，谎称生病，被迫黯然下台；第二，如果岸田文雄无法解决疫情和日本经济发展问题，其政府恐怕也难逃短命厄运。日本没有像中国一样优越的体制来应对新冠疫情，除非日本能够在疫苗问题上有所突破，否则疫情困境难以解决。日本经济的发展要求岸田文雄改变冷战之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他需要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这也是岸田文雄的一个考验，虽然他会进行此方向的改革，改革的程度由诸多因素决定。

第三，岸田文雄的执政时长并不乐观。二战后，日本政治出现了“长政权与短政权轮替”的特殊现象，政权更迭较为频繁。佐藤荣作执政7年之后（1964-1972），出现了连续几届1-2年的短命政权，中曾根康弘在1982到1987执政五年时间，之后日本首相轮替频繁。紧接着，2001到2006年中，小泉纯一郎执政，之后的连续三年日本经历了三个首相。按照历史经验和目前形势，如果疫情无法得到有效缓解，岸田文雄也难以长久掌权。第四，岸田文雄在党内根基薄弱。虽然其派系内有50多人，依旧无法同安倍派系想抗衡，这也是安倍晋三之后很多领导人无法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安倍下台之后，新任首相菅义伟依旧执行安倍的内政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安倍依旧实际影响政权走向，是一个“没有安倍的安倍政权或者安倍时代”。虽然岸田文雄不会像菅义伟一样如此听从安倍的操控，但是也会受到安倍极大的牵制，因为岸田文雄以超出80多票的成绩赢得河野太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安倍晋三的“杰作”。在首轮选举中，河野太郎获胜依靠民意的支持，但是在第二轮中优势尽失，因为国会议员中大部分的人支持岸田文雄。除了岸田文雄本身派别的50多张选票投给他，安倍派系的90多人也投票给了岸田文雄。河野太郎在第一轮获胜之后，选择了安倍的死对头石破茂进行合作，因此完全丢失了安倍派系国会议员的选票，所以当两位候选人选定合作人员时，基本局势已经清晰。这也意味着，如果岸田文雄没有遵从安倍晋三的意愿，安倍晋三将会在党内对其“施手脚”和“下绊子”，岸田文雄也将因此面临极大的执政困难。综上所述，日本的选举是“派系力学”的结果。

领导人自身脾气秉性是影响政策走向的一个因素。据我所知，岸田文雄是一位“稳健”的和广结善缘的人。他家庭背景良好，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官员，母亲经营企业。岸田文雄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受到良好教育，之后进入企业、银行工作，也长期担任日本外相，经验累计丰富，这对于他日后的执政有重要影响。

2、“抗中”政策并不新奇，中国议题重回日本选举更值得关注

岸田文雄非常崇拜池田勇人的原因是，他的派系是池田派延续下来的，在自民党中属于保守本流。日本的保守本流在对华问题上较为友好，属于自民党内部的“鸽派”，而源自于岸信介的安倍晋三一流，则是鹰派。在冷战时期，日本出现保革对立，即保守派与革新派两大阵营的对立。此对立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1993年之后发生了极大变化---革新阵营左派力量逐渐弱化，保守派势力逐渐增大，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自民党内部右倾化现象也极度突出。换言之，安倍所属的右派（鹰派）力量在日本壮大了，成为自民党内部的主流。

岸田文雄在选举中声称，“中国是日本外交最大的问题”，因此，我认为虽然其他候选人并没有直接表述为“抗中”，其对华态度与岸田文雄基本一致。所谓的“抗中”是制衡中国，这也是日本过去几十年来的一贯政策，并不新奇。安倍执政期间，对华政策主要是“制衡中国”。2010年以后，随着中日两国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加上钓鱼岛的争端问题，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都是“制衡中国”。在2018年之后，中日关系回归正轨，化竞争为协调。但是，所谓的“化竞争为协调”并不是战略上的转变，而是战术上的调整，即强调中日关系中协调的一方面，弱化中日的竞争。我认为，中日关系可以概括为“竞争为主，协调为辅”，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后，特朗普突然退出日本以国运作为赌注与美国一起发起的TPP，美国的突然退群迫使日本不得不进行策略上对华政策的调整，即强调对华关系中“协调”的一面，让对华政策更具灵活性。换个角度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退群TPP客观上助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但是这也是短暂的，拜登上台之后，愈发重视盟友的作用，日本又转为强调对华关系的“竞争“一面。在今年的2+2会议上，中国的香港问题、台湾问题上，日本又开始“冲锋在前”，甚至发出了“台湾是美国生命线”的言论。因此，岸田文雄的对华战略，大概率是此政策的延续，为了选举的需要，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此论调会愈加响亮。

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中日关系不再是日本选举中的争论焦点，但是中国问题作为争论焦点又在此时回归了。

3、美日“密不可分”，特朗普却助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

虽然兰德公司报告对于美日关系的强调有一定释放信号的可能，但是日美同盟确实尤为重要，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是遏制中国的桥头堡。始于1951年的美日联盟，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其依旧是最亲密的盟友。美日同盟不会因为中国的GDP超越日本而产生任何变化。事实是，在此情况下，日本会进一步靠近美国，美国也就加强同盟友的关系制衡中国，这一点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美日同盟是铁板一块而没有任何矛盾。在对华问题上，日本面对美国盟主地位时，自主性非常弱，但是日本也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日本与中国是邻国，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双方贸易依存度极高。因此，日本一方面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牵制中国，另一方面日本也需要体现对华政策的灵活性，与中国进行贸易协调，这也是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的体现。日本对于中美长期战略竞争态势有清晰认知。在日本的判断中，中国处于竞争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与美国紧紧“抱团”，支持美国，因为日本不希望中国更大更强，否则日本将会受到来自中国的打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