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发表政策演说，释放美方希望与中国重回经贸合作轨道的信号，引发各界对“美国对华策略重大调整”的猜测。这一信号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尚难定论，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握新形势下的中美关系本质和美国的行事逻辑，以便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

本文犀利指出，当前舆论场上流行的4种中美关系论调——修昔底德陷阱论、萨缪尔森陷阱论、各类冲突论以及美国衰败论，都存在一定误区，特别是美国衰败论，对两国的误导性都很强，政策后果也最危险。事实上，中国避免掉入“垫背陷阱”，才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作者分析，美国自身有明显的“两大优势、一大问题”，因此注定会在国内产生各种矛盾，并对他国造成负面溢出效应。美国困于自身政治文化结构，难以自我改变现状，而中国又恰是一个体量、位置都首当其冲的美国负面效应承担者。所以，一轮又一轮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样的美国，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其优势和劣势，尤其要避免像当年的日本那样，成为美国“再次伟大”的“垫背者”。作者提醒，绝不能轻信那些建立在对美国不甚了解的认识基础上的各种“美国衰败论”，以及各种不知就里的中美实力比较研究。中国应树立有底气的非零和外交路线，在保持地缘政治自信的基础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抱成一团，合作和斗争两方面同时展开，不做来自美国的创造性破坏力的“垫背”。同时，也要加快形成一套有底气的、非零和的、平等包容为主体的、更具道义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打破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对华联盟，把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这项工作放在重中之重。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10月刊，原题为《“创造性破坏”与“垫背陷阱”——美国的性质与中国的应对》，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创造性破坏”与“垫背陷阱”——？美国的性质与中国的应对

何种陷阱？

中美关系正在恶化是事实，对此的解读产生了不少理论。比较常见的大致可分为四类：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原则的修昔底德陷阱论；基于“中美经济互补性在变小，美国在中美经济往来中的收益不断递减”这一判断的萨缪尔森陷阱论；从中美文化、政治体制和行为模式等方面巨大差异这一事实出发得出的各类冲突理论；基于美国实力明显下降，中国实力迅速上升，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而导致冲突加剧这一判断的美国衰败论。

这些理论背后都有相应的因果关系推论，这些推断在逻辑上也都能成立。这些理论在经验上也有一定根据，其中有些来自历史经验，有些则来自对中美关系现状的观察。比如，西方近代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霸主不想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不会对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国的走向存有疑虑，这种疑虑也往往会因为守成大国和兴起大国之间在文化、政治体制和行事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而增强。

但这些理论同时也是普遍盛行的片面深刻学术的产物。在决策层面，它们势必会为各执己见的学者和政治家所用，作为他们政策主张以及两国政府政治/军事性动作的出发点和依据，从而加大这些理论的“自我预期实现”能力。

在各种理论中，经验上似乎最站得住，而政策后果却最危险（或者说自我预期实现性最强）的是美国衰败论，因为这一判断会让中美两国的“战狼”们都很亢奋，甚至会诱导乃至迫使两国决策者都做负面战略预判，从而把原来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人想象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变为现实，把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引向深渊。

鉴于美国衰败论以及其他各种分析中美关系的理论都存在误区，基于笔者对美国的长期观察，本文提出，避免掉入“垫背陷阱”才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美国的优势与弱点

虽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也在飞速上升，中美关系的关键仍然是中国如何应对咄咄逼人的美国，而不是其他。美国人普遍有一种来自基督宗教的非友即敌的零和思维方式以及进步与落后泾渭分明的线性史观，因此很容易把矛盾明确化和敌对化，中国人则不是这样。美国有长期插足世界事务的习惯，但中国没有。虽然在西方的压力下，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始终高度混乱，但儒家的中庸之道和道家的非线性史观仍然主导着我们的思维。中国人不习惯非黑即白地看问题，也不会从心底里认定历史在朝一个终极方向发展。西方的国际关系专家也许会用近年来有些中国外交官强势和生硬的言语来反驳上述观点，但这些举动只是面对美国和西方各种偏见、指责时的情绪性、姿态性应对，并不代表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改变。内政导向是中国的历史传统，这也是中国目前在核心利益之外的国际事务上继续保持低调的原因。

除了文化因素之外，美国对中国咄咄逼人态度的背后还有更直接的结构性因素——美国具有两大优势、一大弱点。这些优势和弱点的长期存在，引导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更倾向于采取强硬手段。如果中国应对不当，可能会被美国拖入“垫背陷阱”。

美国的第一个优势是，除非打一场让全人类同时毁灭的核战争，美国的地缘位置以及在传统军事领域的绝对领先地位，使得战争一般都在其他国家的周边或国内发生，因此能给他国造成极大损害。同时，美国是在国际舞台上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是当前大多数国际规则的主要制定者，美元在世界经济中仍占据霸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甚至不需要直接与中国打一场热战，只需要通过支持或操纵一些与其在某些方面利益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就可以让中国疲于奔命。虽然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并不公正，也经常不具备长期战略眼光，并且不时破坏自己制定的规则，但国际社会毕竟已经熟悉或适应了美国的行事方式。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中国仍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兴大国，它们自然会有更多的疑虑。更何况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与西方世界有较大不同，并且当前中国对外宣传部门和学者们讲故事的能力实在太差，这些都会加大他国的疑虑。

美国的第二个优势是有吸引全世界人才的良好物质基础、发展环境及激励机制，对于世界各国精英来说仍然是一个“机会之地”。仅以我熟悉的中美两国高校为例，与美国的一流大学相比，虽然中国的一流大学近年来在国际排名上逐年攀升，但许多方面的差距其实非常大，甚至在继续扩大。总之，美国无疑仍然是世界上思想、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绝对中心，并且有着巨大的原创能力和把原创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

然而，美国却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它有非常保守的一面，同时缺乏内生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这一弱点让美国具有很多自相矛盾的特征：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却有大量民众相信非常保守的宗教，连最基本的科学事实都不愿承认；有着最发达的经济，却有大量民众过着比中国贫困地区的普通百姓还窘迫的生活；在中小学教育方面有相当大的投入，却有大量穷人，特别是黑人，无法接受正常教育；医疗科技在世界上绝对领先，人均寿命却排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末尾。美国这些与生俱来的弱点会催生各色各样的社会问题，让人误以为美国在走向衰弱。但是，正如我一位深谙美国历史的英国朋友曾说：“美国从来就是一个‘残酷’的地方（America has always been a tough place）。”只有对于那些有能力和拼劲的人，美国才是一个机会之地，这一点从来如此。

在历史上，美国社会的各种张力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得到缓解：第一，向西部移民以拓展领土，即通过扩张空间来缓解各种矛盾；第二，战争带来的预期和非预期后果缓解了社会矛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的几年内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开始恢复，而美国却到30年代末仍没有走出经济危机。此时日本偷袭珍珠港，给了美国一个通过战争走出经济危机，迎来新一波繁荣的机会。而日本则被打得很惨，成了美国“再次伟大”的“垫背”。对于今天的美国而言，西部移民和拓展领土已经不再可能，国际危机乃至局部战争就成了美国缓解国内矛盾的主要手段。而由美国的两大优势造成的各种机会结构，再加上西方人固有的思维方式，非常容易把美国引向这条道路。因此，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拒绝做美国的“垫背”。

美国的两个优势比较明显，本文不做专门论述。以下我集中分析为什么美国缺乏内生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和能力，以及中国如何才能避免掉入因美国社会问题外溢导致的“垫背陷阱”。

笔者的“垫背陷阱”理论在逻辑上与熊彼特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有一定相似。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更强。一方面，美国在原创力和把原创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呈现出无比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美国因为缺乏具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动力，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破坏力也同样巨大。美国社会的弱点带来的各种问题势必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必然会加大国内的族群矛盾，加深下层民众对主流精英以及由精英掌控的两党政治的不满，致使保守宗教在全社会及选举政治中的影响不断加大，造成政治两极化，并且导致加强版的特朗普式民粹主义政治一波一波地涌现，越来越强势。但由于美国各种优势的客观存在，其国内矛盾加深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各种破坏性溢出效应，影响全世界。美国的盟友其实也会受其破坏性溢出效应之苦，比如特朗普的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单边主义行动就给其传统盟友带来巨大压力。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拥有广袤领土、巨大人口、强大军事实力，同时文化和政治体制与美国和西方有很大差异的大国，必然会首当其冲地受到美国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冲击。如果中国对此没有足够理解或处理不当，都可能会掉入“垫背陷阱”。

美国缺乏内在改革动力的原因

美国缺乏内在改革动力和能力的背后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保守的主流价值体系，二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和北美前工业社会生存条件基础上的政党和国家的制度性安排。这两点都与美国的起源和建国理念有紧密关系，并且作为美国文化的核心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非常难以改变。

（一）保守的主流价值体系

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反启蒙精神而行之的倾向，是现代西方世界中的一个异数。美国主流价值体系的保守性在宗教和世俗层面都有体现。在宗教层面，基督教特别是保守的基督教派在美国一直有很大的势力，并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北美殖民地是17、18世纪在欧洲被视为“异端”并受到迫害的各类基督教派的避难所。美国建国后，基督教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与19世纪后基督教势力在欧洲逐渐衰退形成较大反差。美国基督教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大觉醒”（Great Awakening）运动，每一次运动都伴随着一些非常具有扩张性的教派和魅力型人物出现。基督教在此过程中不断扩张和稳固自己的势力，并深刻塑造了美国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虽然大多数新兴教派都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进入主流，失去原来的传教动力，但教义上更具保守性的教派却往往能在一次次运动后继续保持强势。这一趋势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大觉醒中更明显。例如，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波以耶稣运动（Jesus Movement）为核心的基督教势力扩张浪潮，即第四次大觉醒，运动退潮后继续保持强势的是南方浸信会（The Southern Baptists）和路德会密苏里总会（Missouri Synod Lutherans）这样非常保守的教派。在美国的农业带、南方和工业“锈带”地区，这类保守教派的势力往往更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普通民众带有深深的保守性格，有大量的人反堕胎、反同性恋、反环保运动、反进化论、反疫苗，甚至反对任何具有进步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

美国的世俗价值观高度多元，同时呈现出与宗教信仰、教育和经济因素紧密相关的城乡高度对立，很难简单总结。但以下两个共识不仅在美国精英群体中普遍存在，而且目前仍在较大程度上主导着美国民众的观念，即对权利和义务、社会不平等的基于个人层面的理解，以及解读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实用主义视角和方法。这两个特点都对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进步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具有很大的消解作用，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与其发达的经济极不匹配，难以很好地纾解不平等问题和社会贫困问题。

对于权利和义务以及社会不平等的个人层面的理解，在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体现。例如，尽管恶性枪杀事件层出不穷，美国政府至今仍很难通过严厉的法律对个人持枪进行有效的控制，因为个人持枪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又如，美国更强调个人层面竞争机会的公平，而不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即使美国有各种平权运动，但最终受益的往往是那些在运动中产生的少数有能力和资源的人士。因此，美国黑人精英能获得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但是黑人下层的生活状态却普遍悲惨。再如，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更强调第一次分配，富人有各种方式可以避税，普通民众对社会不平等也有很大的容忍度。这就导致美国贫富差距严重，社会福利滞后，资本的运作逻辑更直接地影响着民生。

缺乏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进步主义性质的改革动力和能力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大堆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却在思想学术层面被进一步消解。这一任务主要是由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完成的。我们只要把握住胡适名作《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题目的要义，就能比较准确地抓住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保守性。多研究些问题，即强调就事论事，从社会问题发生的层面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强调不要一见到社会问题便马上提升到“主义”或大社会结构层面来分析。

以美国社会学对工人抗争运动的研究为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近50年内，美国接受了数千万欧洲移民。这些移民既给美国带来了廉价劳力，也带来了各种社会矛盾，一时间美国工人抗争运动风起云涌。受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学家，一般会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内部矛盾以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等宏观结构视角分析美国的工人抗争运动，此类分析在当时其实也很流行。但是，美国的社会学家却在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看到了另一类造成社会矛盾的事实：新移民群体中黑帮势力强大，各个移民群体之间矛盾严重、械斗频繁，由早期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侵蚀。在这类经验事实的支持下，美国社会学家把当时美国的工人政治理解为由欧洲不同地区移民的居住地域和分布不同导致的城市生态问题（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理论），以及因不同族群在互动中的交流障碍导致错误信息被不断强化而带来的冲突（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理论）。在这样的视角下，抗争者带有明显社会主义/进步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和诉求基本上失去了声音。

实用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在“二战”后的美国继续保持强势。在社区研究方面，芝加哥学派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主导性。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社区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和榜样理论（role model theory）这类忽视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宏观结构性来源，仅仅从问题发生的层面来理解和试图解决穷人社区社会问题的理论，仍能在美国大行其道。在社会运动研究方面，早期美国的主流理论是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理论和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怨恨理论（grievance theory）。上世纪70年代后，这些理论遭到参与新左派运动和公民权运动的新一代学者的批评。虽然批评者们最初并没有忽略社会大结构的变化在这些运动中的作用，但随后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发展和研究趣向马上又回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轨道，着重探讨四个在很大程度上去背景化了的“中间变量”——组织、资源、机会、话语框架——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性。美国社会的改革动力再一次遭到了实用主义学术的消解。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文章转自“文化纵横”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