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史上，从建国初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驻巴基斯坦的三任大使在贯彻中央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拓展外交空间方面成绩卓著，贡献巨大，值得后人学习。

根据党中央另起炉灶的决定，建国初期的外交队伍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老红军干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干部和建国初期参加革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

我国和巴基斯坦于1951年5月建交。我国政府于同年9月派韩念龙为首任驻巴大使。韩念龙出任大使时还不满40岁。此前，他先后担任新四军苏浙军区3纵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8纵政治部主任。1946年5月，8纵整编为新四军1师（师长兼政委粟裕），韩为政治部主任。1946年韩出任国共和谈军事调停处我方驻淮阳代表。解放战争后期，他预见到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号召年轻干部抓紧学习英语。韩大使任上，大力加强内部建设，大力进行基础性研究，适时开展两国间交往。根据当时形势，实现了以李德全为首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和宋庆龄副主席访巴。巴基斯坦地处南亚次大陆东西两端，战略地位重要。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是个“条约狂”，在世界各地拼凑军事条约组织，为了编织反苏反华包围圈，组织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巴基斯坦是这两个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是“双料货”。在一段时间内，中巴关系相对冷淡。韩大使号召全馆人员要坐得住冷板凳，抓紧时间提高自己，造就了一批中高级外交人才。当时两国贸易，主要是我国从巴进口棉花和黄麻。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两次进行友好会谈。韩大使任期内的工作，为尔后开展两国交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6年春，韩念龙大使和耿飚大使对调。耿飚出任第二任驻巴大使。他是长征干部，长征途中指挥了夺取娄山关的战斗；抗战期间辗战大西北；解放战争时期任19兵团（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为“小老乡”。杨得志司令员夸他有惊人的记忆力。毛主席给耿飚的指示是：“打开西大门，”即打开巴基斯坦这扇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1956年3月耿大使到任后，贺龙元帅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出席巴首任总统米尔查的就职典礼。周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于1956年12月22-29日访巴，历时一周，访问了首都卡拉奇，历史名城拉合尔和东巴省会达卡，增进了中巴两国政府和人民间的了解。1958年10月7日，巴陆军总司令阿尤布·汗发动军事政变，出任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我们是从当地报纸上得知政变消息的，向耿大使汇报后，他当即指示我们分头到巴总统府，巴国家电台等要害部门观察情况。耿大使说，微风起于青萍之末，要见微知著，善于抓住苗头，研判形势发展方向。阿尤布总统曾在穆罕默德·阿里内阁担任国防部长，在巴加入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两个军事集团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59年夏的一天，阿尤布总统约见耿大使，郑重提出由巴中两国共同建造喀喇昆仑公路。耿大使认为巴方的倡议具有积极意义，允即报告中国政府。不久，耿大使接到国内答复，同意巴方建议。经积极筹备，中巴公路于1966年开工建设。经双方施工人员的多年艰苦努力，由我国新疆喀什到巴基斯坦塔科特全长1200余公里（我国境内420公里，巴境内800余公里）的高原公路建成通车。全路穿越喀喇昆仑和兴都库什山脉，地势险要，施工难度极大。耿大使对年轻干部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让他们在较短时间内具备独立工作能力。为便于深谈，他要求译员锻炼强记能力，翻译时不准带小笔记本，不准做记录。在他精心培养下，我们各方面进步很快。耿大使于1959年冬奉调回国。

丁国钰自1960年1月起担任第三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直至1966年夏。丁大使1929年入团，1933年入党，1932年参加红军。1950年10月赴朝参战，先后任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曾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志愿军方面代表和第三任首席代表。周总理发现他是个外交人才，派他担任首任驻阿富汗大使。1960年初，丁大使接替耿大使。在丁大使任上，中巴关系在原有基础上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丁大使的确是位外交会谈高手。他有极大的耐心，高度的外交智慧，熟谙我国外交政策方针，能长时间与巴上层进行深谈。每次会谈都有针对性，能有结果。他谈吐自然，温文尔雅，极具儒将风度，很有说服力。由于我方耐心细致的工作，1961年巴在联大会议表决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时投了赞成票。1962年夏的一天，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曼祖尔·卡迪尔约见丁大使，面交一份“非文件”。那是一页不带任何官方标记的白纸，上面用英文打字机打着三行字，其中译文是：巴参加中央条约和东南亚条约是出于自卫的需要，而并非针对中国的。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非文件”。巴外长还谈了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1963年是中巴关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中巴两国签订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1963年3月2日，两国签订《中巴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使中巴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对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边界线多雪山冰川，人迹罕至。除几个山口（达坂）可季节性通行外，无法人工勘定。1963年5月31日，以丁国钰大使和罗查大使为首的联合标界委员会成立，负责对中巴边界全线进行航拍。由于当时我方条件所限，双方商定由巴方派高空侦察机实施航拍。巴方安排丁大使一行乘飞机查看边境地区，并安排我们到离中巴边境巴方一侧的罕萨土邦访问。我们飞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地区，只见雪峰林立，冰川静卧在峡谷之中。我们乘坐吉普车沿蜿蜒曲折的山路抵达罕萨，看到片片绿洲，牧民们赶着羊群在高原牧场放牧。那是杏、桃、无花果成熟的季节，当地人民用一篮篮的鲜果往我们车里送。我们不断挥手致意，表示感谢。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总理有远见卓识，指出：中国民航一定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民航总局领导上报打算开通西线的想法得到周总理肯定。1963年8月，中巴签订航空运输协定。8月7日，周总理陪同外宾访沪期间，亲自到现场查看，决定扩建虹桥机场。11月2日，周总理批发国务院关于扩建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通知。1964年4月20日，虹桥国际机场扩建工程竣工，施工仅用了4个月零10天。广州国际机场也扩建完成。4月29日，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使用波音720型机开辟了达卡—上海—广州—达卡航线。这是我国通往西亚非洲并进而向欧洲延伸的又一条国际航线，也是上海解放后开辟的第一条国际航线。此后，中国民航开通了北京—卡拉奇—巴黎航线。卡拉奇成为我国通往非洲和欧洲的门户。我亲眼见证了我国民航事业发展的这一段历程，感到无比欣慰。

如今，中巴友谊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两国进行全方位合作，中巴友好深入人心，两国已成为全天候的朋友。韩念龙，耿飚和丁国钰三位大使功不可没。

（作者曾任驻巴基斯坦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