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世界格局可谓“东升西降”。从体现国力最重要的指标GDP来说，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快速崛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优势逐渐缩小，许多西方发达国家被中国甩在身后，再考虑到科技发展、总劳动力人口等指标，世界各国国力发生了几近天翻地覆的变化。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全球经济可谓“脱实向虚”。全球经济开始脱离实体产业，部分国家甚至形成产业“空心化”。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实体化产业快速外迁，经济金融化日趋严重，大量资金累积在股市；经济发展逐渐产生“虚胖”的趋势，不仅发达国家，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各个部门几乎全部债务高企。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全球经历了“植数造云”的升级过程。人类社会科技不断发展、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以通信来说，全球已经有2/3的人使用手机，且全球六成的人口能够使用互联网，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使用社交媒体。手机成为人们上网的首要选择，每天上网时间也越来越长。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不少国家的社会结构“化整为零”，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开始呈现撕裂态势。期间，美国人口结构发生重要转折、种族冲突加剧、就业形势愈来愈严峻、贫富差距愈发严重、老龄化危机也是如影随形，但解决方法却往往治标不治本。

■“9·11”事件以来的二十年来，许多社会思潮趋向“明进实退”。许多表面标新立异，实则空洞无物的思想大行其道，对国际社会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传统实体产业转移后，新兴经济仅使得少数人受益，于是民粹主义和绿党思潮“登堂入室”，逐渐成为主流。然而，这些思潮影响力深远，甚至有些看上去是进步思想，其实背后却隐藏着严峻的社会现实。

■“21世纪的开局二十年与过去不同，没有发生大范围的战争。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前二十年都发生了大战，分别以西班牙王位继承战、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代表。但这一规律却没有再一次得到验证，21世纪的开篇是以和平为主旋律的。尽管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小范围冲突，但规模并未扩大。

■“9·11”事件、由此引发的战争及其后续影响可以看作一种蝴蝶效应。在世界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9·11”只是倾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由此导致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开始发生裂变，也不断加速着世界格局的改变。

■科技的发展与下沉使得过往的霸权主义无法再轻易得逞。科技不再是发达国家、大财团、大企业的专属，而是变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及一些发达国家的传统手段如何威胁到普通大众，甚至也可以通过科技策划、改变一些事情。这其中自然有好有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科技的应用。

■“9·11”事件以来，新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冷和平”成为基调。大范围的热战打不起来，冷战也变得不太可能。战争成本过高、全球化不可逆、“战场”的多样化使得热战和冷战都变得不再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

■美国和中国都可以作为世界的“软中心”而共存。与其说美国在衰落，不如说美国步入了一个实力相对下滑、霸权逐步收缩的过程。中国的逐步追赶更使得美国感受到了压力与焦虑。这无疑一定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美国可以合理共存。因此，抱有“零和博弈”的思想来看待世界格局是不可取的。

■“全数据”——数据开始作为第一生产力要素、“大金融”——金融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究其根本，科技的发展是大国竞争的核心问题。既然单边体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多元社会的挑战，整个社会的成本也是水涨船高，那么全世界各个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共赢。

■人类社会的未来如何，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应该作为一个整体体系来考量，而不是四分五裂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如何发展“9·11”二十周年以后的世界，既要看西方国家如何面对挑战的反应，更要看东方国度如何正确看待现状、明确发展方向，世界体系并不是发达国家的“独角戏”。当然，我们也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认识机遇与风险、看清挑战与希望是人类文明稳定发展的必然之路。

随着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又一个帝国的背影在亚欧大陆腹地的驼铃中远去。阿富汗战争开始于21世纪第一年的2001年，到2021年似乎告一段落，对世界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2001年的“9·11”事件，不仅引发了阿富汗战争，也像开启了21世纪历史的按钮。“大水漫灌”的美元政策、“东升西降”的世界格局、金融危机、互联网时代乃至难民潮、新冠疫情……世界大变局的剧情发展似乎总能从“9·11”事件引发阿富汗战争这一序幕讲起，它像一只煽动了一下翅膀却掀起“21世纪风暴”的蝴蝶。

“9·11”事件中，被撞击的双子塔名为“世界贸易中心”，似乎象征着上个世纪所塑造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经贸体系被以开着的飞机的非美国力量从中心撞断。随之而来的，是维护与反抗美国中心体系的全球博弈，以及货币与科技对一切产业链的改造与升级，“连续剧”至今仍在更新中。作为主角的“世界”，如果是一个人，那这二十年，他所经历的一定是在一次事故中被撞断一个骨头之后，一根根骨头都被替换了，整个“人”也显得脱胎换骨。

当我们审视当今的历史方位，需要看清世界是如何“换骨”的。

1、世界现象学：二十年，人间换骨

新冠疫情改变了世界，但疫情前世界已处在前所未有大变局中，疫情起到的是变局加速器作用。现象学方法认为，没有找到问题根基的思考都是不彻底的，而找到问题根基之前，必须先厘清现象。2001年的“9·11”事件像一个分水岭，将世界的历史分隔成不同的阶段。世界板块“东升西降”、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科技创新“植数造云”、社会结构“化整为零”、思潮趋向“明进实退”，透过二十年来一个个现象，这个世界正在呈现一个截然不同的格局。

1.1世界板块“东升西降”

通过对比亚洲GDP与欧美GDP，可以明显发现“东升西降”的趋势。2001年亚洲GDP为8.9万亿美元，低于欧洲GDP及美洲GDP。但在2001年到2019年的19年里，亚洲GDP共增长了2.72倍，远高于欧洲的1.19倍和美洲的1.11倍。从而2019年亚洲GDP显著高于欧洲GDP及美洲GDP，达到了33.08万亿美元。

体现国力的指标主要是GDP，同时也包括科技、劳动力等多个指标。对于东西方具体的代表国家——中国和美国，这其中多项指标均体现出了“东升西降”的趋势。

纵观过去数十年GDP走势可以发现，近二十年里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缩小的速度明显加快。2001年之前的二十年里，中美GDP增速相近，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保持平稳，总体维持在6%-12%之间。2002年至2020年，中国GDP增速远高于美国GDP增速，因此中国GDP占美国GDP比例从2002年的13.46%快速增长至2020年的70.46%。中美经济实力差距快速缩小的起始时间点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9·11”事件的时间点几乎一致。

国力的构成要素还包括科技，其参考指标之一是研发支出占GDP比重。对于这项指标，美国从2001年至2018年的增速微乎其微，维持在2.70%左右。而中国同期经历了高速增长，从2001年的0.9%增长至2018年的2.19%。中美该指标差距从2001年的1.69%缩小到了2018年的0.65%。

对于总劳动力人口这项指标，2001年到2020年中美累计增速相近，都约为13%。但由于中国劳动力人口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远高于美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中美劳动力人口数量差距从2001的5.85亿人扩大至了2020年的6.53亿人。

以上数据都体现出了“东升西降”的趋势，不过对于军费支出占GDP比重这项指标，中美差距有所扩大，其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长期试图打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号控制阿富汗等战争的局势，从而巩固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

1.2全球经济脱实向虚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东升西降”的现象呢？主要是因为全球不少经济体产生了脱离实体产业的大趋势。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经济金融化日趋严重。据世界银行统计，传统金融强国美国、英国金融业增加值的GDP占比相比2001年都有着显著的提升。这体现出近二十年来各国经济体都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金融空转导致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金融杠杆水涨船高。受金融开放和国际市场影响，无独有偶，近年中国金融业迅猛发展加深金融化程度。二十年来，英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2020年比2001年增长了26%，而美国则比2008年大幅增长39%。“9·11”以来，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经济金融化程度加深。过度的经济金融化则存在着风险，过度金融化则存在资金空转问题。

大量资金累积在股市。据巴菲特指标（通过股市总市值和GDP的比值作为指标），截止2021年1月，巴菲特指标达到了221%，而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该指数达到150%，由累积的经济存在泡沫化问题，美元天量印钞导致金融体系自我循环，世界经济脱实向虚。

其次，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虚胖，债务高企。

一是2001年后美国负债规模和负债率显著增加。美国大规模举债带来的是负债累累。美国负债快速累积，2001年，美国政府债务为6.8万亿美元，截至2021年中，美国政府债务已突破28万亿美元，比2001年大幅增长超过311.8%。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不断累积的债务崩塌。

从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率看，2001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率为55%，债务水平攀升，二十年首次突破100%，并在2020年突破GDP的110%，2021年一季度更是提高到GDP的133%。美国债务累计，犹如堰塞湖高悬，债务水平不断攀升，美国的债务偿还能力及美元信用受到挑战，中国、日本等国连续减持美债。高悬的债务给美国经济带来风险。

图表4：2000-2020年美国债务水平变化情况

二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至今未解。欧洲债务增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2001年-2008年这一阶段，欧洲债务总体规模可控，2001年欧洲整体负债率水平为65.8%，但到2009年欧债危机时期，债务率飙升，希腊等边缘国家政府负债率超过150%，赤字率超过3%。甚至连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政府债务率接近100%，连年赤字。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欧债再次快速走高，2021年政府负债水平甚至超过欧债危机。

图表5：欧盟债务水平发展变化情况

三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负债水平持续走高。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现象，负债水平攀升不仅是欧美独有现象，中低收入国家的负债水平也持续攀升。2001年之后，绝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成为了美元超发的主要承担者，在短短二十年内中低收入国家长期负债快速增长200%以上，大大加剧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和潜在风险。

货币超发经济虚胖，金融与实体经济脱钩倾向严重。

21世纪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翻了近10倍，截至2021年7月达到了惊人的7.7万亿美元。美元供给量从2001年的5万亿美元，到2019年达到15万亿，18年间就翻了3倍多，货币发行速度远超同期美国GDP增速。疫情下2020年美国经济下滑3.5%，而全年M2供给却大幅飙升到20多万亿，几乎完全脱离了GDP的发展水平。由此，美国货币信用理应建立于实体经济基础上，二十年却逐渐转变成了服务于危机的一种对冲工具，正在一步步脱实向虚，与经济发展逐渐脱钩。

图表6：美国M2增长变化情况

1.3科技创新“植数造云”

科技发展或正是全球经济“脱实向虚”的催化剂。过去20余年是人类快速数字化的20余年。根据2021年1月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联合发布的《2021全球数字报告》（DIGITAL 2021：GLOBAL OVER VIEW REPORT，以下简称《报告》），截至2021年1月，一是全球已有超过52.2亿人使用手机，相当于66.6％的世界总人口。2020年1月以来，独立移动用户增长了1.8％（9300万），而移动连接总数已增长了7200万（0.9％），到2021年初将达到80.2亿；二是全球已有46.6亿人使用互联网，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6亿（7.3％），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59.5％。三是全球已有有42亿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用户的数量已超过世界总人口的53％。

《报告》同时指出了两大变化表明全球数字化土壤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厚：一方面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社交媒体化。全球新冠疫情以来，社交媒体在2020年用户数量增加了13%以上，新增近5亿新用户。在2020年期间，全球平均每天有超过130万新用户加入社交媒体，相当于大约每秒钟有15.5个新用户。同时全球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时间在增长，《报告》引用了GWI（全球网络指数）的数据，指出在过去5年中，全球网民日均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增长了半小时以上。另一方面手机已经成为人们上网的首要选择。《报告》引用了App Annie的数据，表明与现场电视相比，移动设备现在占用的人的时间更多，例如全球Android用户每天在手机上花费的时间超过4小时。全球互联网网民已近过半，上网时长越来越长，移动（手机）互联网用户已成主流。基于以上数据看，在过去的20余年，全球经历了一个“植数造云”的转型升级过程，地球居民的数字化已成为主流，大部分事物都已变成了“可计算”的数据。整个社会的底层科技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4社会结构“化整为零”

与科技快速发展相伴随的，是全球许多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且或许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临界点。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结构二十年来的变化，白人比例减少（从2001年的68.9%降至2020年的57.3%），少数族裔增加，种族冲突加剧。在就业方面，美国遇到的困难愈发严重，究其原因既有经济问题，又有种族差异，还有老龄化危机，社会结构可以说是“化整为零”。

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不仅老龄化加剧，产品对社会来说也不再稀缺，产量不需要巨量增加，这就意味着年轻人要么难以找到工作，要么难以提升社会阶层，社会主要矛盾就转化为贫富差距。在美国，这一现状催生了大量“尼特族”（NEET）或啃老族，即20岁至24岁既没有工作、也未接受任何教育或培训的美国人，其所构成的“啃老率”在2021年一季度达到18.3%。换句话说，在这一年龄段中，有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在全面啃老。更不要提种族之间的差距。可以合理想象一下，众多啃老族的存在，要么家中富足殷实无需工作，要么家中捉襟见肘自暴自弃。而贫富差距的现实也确实如此，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掌握的全社会财富比例从2001年的25%左右，增至2021年的32.1%；最贫穷的50%人群掌握的比例却从不到4%持续降至2%（见图表7）。如此贫富差距，社会矛盾怎能不愈发激化？

图表7：美国贫富差距愈发扩大

面对疫情下雪上加霜的就业形势，美国政府只能想办法砸钱创造就业机会。2021年8月10日，拜登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的第四个版本“两党基建投资和就业法案”终于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基建法案从年初第一个版本的2.35万亿美元直降到第四个版本的1.17万亿美元，降幅达50%，可谓“腰斩”。拜登早些时候曾表示其基建计划将创造数百万就业，而在两党达成协议后又表示未来十年内平均每年增加约2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一数字可能来源于穆迪的一份报告。然而，这一说法看上去很美好，但其实很难实现。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1999年底至2019年底的二十年间，美国就业人数一共增长了约2400万，年均增长约120万。要靠目前这个“阉割版”基建计划每年增加过去平均水平近1.7倍的岗位，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尤其是穆迪的预测本是基于第一版的基建计划。穆迪的预测中其实还说了，到2025年“美国就业计划”带来的新增工作岗位不过是65万个，而到2030年预计仅新增10万个岗位而已。

可以说，这样一个“化整为零”、自顾不暇的美国社会，不是靠拜登总统往脸上贴金，吹嘘自己将创造多少工作岗位能够将其团结起来的。

1.5思潮趋向“明进实退”

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与世界各国社会结构的重塑相伴相生的，是变化多端的思想潮流。这其中，又以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力最为广泛深远。它们看似派系庞杂、理论层出，实际都是当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心理的映射。尽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社会思潮都会沿着进步的方向前行。

近年来，西方世界某些思想潮流非理性主义色彩浓厚，表面标新立异，实则空洞无物，对国际社会的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它们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传统党派理念已不能及时反映20世纪以来的科技、社会发展现实。当传统产业转移后，新兴产业仅使少数人获益，多数人不得不在虚度的光阴中用思想自我麻痹。民粹主义和绿党思潮即为典型例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以右翼民粹主义大旗笼络人心，其鲜明的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不仅将美国推到了相对孤立的境地，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粹主义高潮。同时，美国还存在着一股左翼民粹主义思潮，它以平等主义之名，批判资本主义权势集团。民粹政客的所作所为，本质是在为被全球化抛弃的本国民众发声，但他们采取的方式却是利用人性弱点煽动极端情绪，结果也不过是为国内矛盾制造发泄口。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未能从根源上扭转现阶段美国经济不平等、政党政治代表性危机、社会成员身份认同危机等严峻现实。

另一方面，西方绿党近年来也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势力。绿党以青年人群为主体，以绿色政治为立足点，倡导“生态优先”原则。事实上，绿色环保仅是绿党思潮的幌子之一，其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关注环保吸引“要工作、要钱”的年轻选民，以此扩大权力版图。前文提到，西方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社会后，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或提高社会阶层。绿色环保理念可作为抨击资本势力的武器，便迎合了年轻人的部分诉求。但归根结底，绿党也未能触及后工业时代代际不平等的根本问题。

2、变局动力学：改变世界的力量

涵盖政治、经济、科技、社会、思想的五大现象展示出的21世纪前二十年是十分特别的。透过变局的现象看本质，我们需要研究这些现象是如何形成的，改变哪些世界运行的环节，是何种力量在驱动着这些现象的形成。“9·11”事件就像21世纪的一个引子，借着科技的“东风”，开启了改变世界的脚步。

2.1前二十年如何定义整个世纪？

回顾历史，18世纪、19世纪、20世纪的前二十年都发生了大战，战前的矛盾集中爆发，战后的结果都定义了整个世纪。21世纪的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战争以相对很小的伤亡规模作为结果，这或许意味着21世纪会是“轻战争”、“重和平”、“重发展”的世纪。

18世纪初（1701-171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在18世纪前，作为欧洲大陆霸主的法国与成为世界海上霸主的英国对殖民地的争夺日益激烈，该矛盾通过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集中爆发。最终为了防止俄国壮大称霸，英法逐渐停战，奠定了18世纪各国相互制衡的格局。

19世纪初（1803-1815）拿破仑战争爆发。18世纪暂时搁置的英法两国霸权争夺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该矛盾在拿破仑战争中再次爆发。该战争的结果是英国获胜，最终19世纪也被定义为了“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的世纪。20世纪初（1914-1918）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20世纪早期形成了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等多帝国共存的世界格局，在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以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全球霸权为目的的世界级帝国主义战争——“一战”爆发。一战的结果是帝国主义国家被削弱，二战进一步加大了被削弱的程度，并奠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这一系列大战和斗争摧毁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使得民族独立国家大量出现，并促使发展中国家走上世界舞台。

在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的21世纪，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象征着美国军事、金融、贸易的霸主地位，而“9·11”恐怖袭击事件挑战了其霸主地位。打着反恐旗号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成为了21世纪前二十年规模最大的战争，在伤亡人数显著低于18、19、20世纪初战争伤亡人数的情况下，这两场战争均已结束，战争规模并未扩大。一是因为成本过高，美国军费支出占GDP比重从2001年的3.12%增长至了2010年的4.92%，涨幅达到1.8个百分点。二是因为强调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21世纪的大主题。这或许意味着，在和平发展的基调下，21世纪不会产生大规模战争，这与此前三个世纪完全不同。

图表8：美国军费支出占GDP比重（%）

（文章转自“人大重阳”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