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距今已近10年时间。10年前，美国民众走上街头，控诉美国经济不平等。10年后，大量散户以对抗做空机构的形式“劫富济贫”“血洗华尔街”。

与10年前相比，“占领华尔街”所针对的那“1%”最富阶层，所占美国家庭整体财富比例从不到30%上升至35%左右。相应地，剩余99%的美国家庭，其财富减少了约5%至65%。其中，财富分配后50%的美国家庭，占美国家庭财富还不到2%，与10年前相比，财富占有额反而有所减少。与30年前相比，更是几乎下降了一半。

美国“1%”和“99%”的不平等是制度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设计天然地有利于富人。

一方面是金融创富制度。美国家庭财富一大半集中于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根据统计，财富前5%家庭拥有85%的股票，前1%最富者更是拥有了51%的股票。而低收入的50%美国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可以忽略不计，拥有的股票几乎为“0”。每一次美国股市上涨，都会总体上使得富人在金融市场中获得更多财富。从股市表现看，与10年前相比，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均上涨了3倍左右，这造成本就拥有巨额金融资产的富人们获得了更多财富。而不拥有股票的后“50%”，甚至是后“90%”，则在财富分配中，被相对挤占了利益。股市以及金融化成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最大根源。那些没有金融资产的普通民众，不得不接受已经持续了数年的7.5美元最低小时工资。

另一方面是政治维富制度。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有利于富人的情况下，负责任的政府需要制定有为政策抑制贫富分化加剧态势。在各种可能有效的政策工具中，税收制度是最为关键的。然而，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并不把缓解贫富分化作为优先目标，因此难有作为。以刚刚卸任的特朗普政府为例，其上任之初就力推减税法案通过，但结果反而从政府层面帮助富人减少税收。因此从实际纳税情况看，美国“1%”最富者和美国“50%”普通人平均个人所得税没有显著差别。税收在调节美国经济不平等方面没有发挥积极作用。拜登政府上台后，数次表态要对富人加税，但其加税主要原因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并非为了真正缓解贫富分化。而且，即便是政府加税，美国富人们有多种方式可以合法地避税。

除了上述制度性原因外，疫情这一突发因素客观上也导致美国经济不平等更为严重。美国政府为了控制疫情采取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从收入分配角度，经济刺激措施有利于最富者，而相对有损于贫困人群。经济刺激所产生的额外财富，大多被富人所攫取和占有。而缺乏资源的普通民众，不得不直面疫情所带来的失业等悲惨境地。从历史指标看，2020年是和平年代美国财富分配差距扩大最为明显的年份之一。恐怕需要未来整整10年，才能熨平这一年的财富分配差距。

为何美国经济不平等愈发凸显，而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尚未出现？最为重要的现实原因是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借债发钱，这让普通民众尚不至于走上街头。美国政府正在酝酿的新经济纾困法案，仍然把“发钱”作为重要条款。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是典型的花钱“维稳”。

但是，联邦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地大规模扩大债务。债务泡沫总有破灭的时候。政府无法再借钱而发钱之时，就是美国贫富分化后果开始显现之日。一旦美国民众无法从政府那里获得救济以维持基本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虚假幸福感，他们将会发现其财富已经被压缩至历史新低。他们是美式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失望、挫折和愤怒将会积聚。到时，任何一个社会突发事件，比如种族对抗，都可能成为美国民众走上街头的导火索。与10年前“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的是，更为严峻的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将会相互交织和催化，从而使社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