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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嘉佩:日印澳抱团打造“供应链联盟”?能成功么?
发表时间:2020-09-30 16:08 来源:国际网
日、印、澳近日召开视频会议,就强化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供应链合作达成共识,旨在逐步减少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具有相当明显的多元化、去中心化意图。目前看来,三国打造供应链小循环具备可能性。但是,三国打造完整、顺畅、有韧性的供应链仍有诸多障碍。此外,供应链小循环难以发挥替代作用。

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经贸部长近日召开视频会议,就强化在所谓“印太地区”的供应链合作达成共识,并发表了关于“供应链弹性倡议”的联合声明。这是区域内少数国家在供应链安全问题上采取的正式联合行动之一。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受限于多重阻碍,该倡议能否达成目标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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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向印度提出了强化供应链韧性的倡议,此后得到了印度和澳大利亚的积极回应。从联合声明和三国表态透露的相关信息看,供应链弹性倡议已初具雏形。

该倡议旨在达成多重目标。

在经济层面,倡议致力于回应地区经济体和企业对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关切,希望通过整合双边供应链网络,一方面提升产业竞争力,打造三国之间的供应链互补关系,减少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实现供应链的多元化;另一方面,三国希望在全球经济深度萎缩、前景低迷、政策环境不确定的大背景下,借合作推动本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在地缘政治层面,三国希望在供应链分布和产业分工既有的经济规律之外,强调共同理念、可靠性和互信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打造一个由“志同道合”的经济体组成的供应链体系,使地区经贸投资环境具备更强的可预测性、更符合所谓“地区安全的逻辑”。

倡议或将囊括多项内容。

在贸易上,三国将推动包括出口报关程序数字化在内的贸易便利化进程,印度还建议强化与日本在钢铁、服装鞋帽、农用化学品、农产品加工、塑料制品、海产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

在投资上,三国拟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时参考日本支持企业投资东盟的相关机制,推动企业增加对印度的设备投资,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

在产业上,三国将鼓励产业界和学界积极参与,梳理并筛选合作潜力较大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

此外,培养技术开发人才等也将是倡议的内容之一。

该倡议推进进程十分迅速,从日方提出想法、日印非正式会谈到三国经贸部长会晤,用时仅1月有余。日本视强化地区供应链韧性为当前的迫切需求,希望在11月前后实现倡议的落地实施。为此,三国将视情举行后续的经贸部长磋商,日本和印度还计划在近期举行双边峰会,进一步探讨倡议内容,并就强化日印数字伙伴关系和日本制造业企业向印度转移的可能性等进行深入讨论。

目前看,日印澳有望在年内建立起磋商机制、出台具体内容,并在三国共识基础上向东盟等“可靠供应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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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供应链弹性倡议旨在逐步减少对单一国家的过度依赖,具有相当明显的多元化、去中心化意图。

一方面,通过达成供应链弹性倡议的共识,将去中心化从单独意向整合为集体立场。

有分析人士指出,在经贸领域,日印澳三国对中国依赖程度均较高:中国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海外7万家企业约一半分布在中国,印度在电信、互联网、初创企业等领域也有赖于中国投资。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供应链过度集中的风险凸显。日本今年3月首次提及“供应链韧性”,随后出台补贴机制和海外供应链多元化项目,鼓动企业回迁本土或转移至东盟,目前已有87家企业获得补贴;印度一方面收紧对陆上邻国的投资审查,另一方面继续强化贸易限制,寻求关键零部件、消费品等的替代供应商。

另一方面,通过优化贸易投资环境等内容,推出具体的协调行动。

供应链网络的形成,有赖于多个参与国相对顺畅的贸易流转机制、完善的投资环境和发达的基建物流体系。当前,日本推动“中国+1”政策的延续,澳大利亚拟将贸易、投资分流至更多国家,印度提出经济自立政策,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希望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中心和投资热土。

三国在所谓供应链多元化问题上形成了需求互补。供应链弹性倡议以推动成员国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方向,将建立起产业转移、承接环节的政策对接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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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看来,三国打造供应链小循环具备可能性。

一方面,三国要素禀赋互补。要素禀赋是形成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重要依据。日本拥有技术和相对雄厚的资本,澳大利亚能源资源丰富,而印度有一定的制造业承接能力。若将东盟纳入倡议,这一供应链体系还将具备相当程度的中间产品生产能力。这些要素将能使部分行业的日-印-澳-东盟小循环得以运转。

另一方面,经贸合作存在一定基础。日本是印度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地,在印度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工具、电子器械、化学医药、金融保险等领域投资广泛。两国于2019年12月宣布建立“工业竞争力合作伙伴关系”,希望在建设工业区、降低物流成本、简化行政手续等领域强化合作,以提升印度的工业竞争力。

2020年6月,印澳两国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将以经济合作为重要支柱,重启双边全面经济合作协议谈判,并在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初创企业投资等领域推进合作。这将为三国整合双边网络、推进供应链转移提供经济基础和机制保障。

但是,三国打造完整、顺畅、有韧性的供应链仍有诸多障碍。

首先,过度干预企业决策不符合经济规律。企业投资多属市场行为,是企业评估目标市场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多重风险利弊后的理性决策。供应链弹性倡议拟通过政策环境的互相协调,与三国各自或鼓励或强制的供应链转移措施相配合,意图人为改变企业投资流向,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内在规律。

更为现实的是,当前全球经济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之下,诸多企业业务受阻、现金流有限,政府补贴又杯水车薪,企业对启动新的跨国投资项目并不热衷。

其次,外界对印度的承接能力和开放程度存疑。从硬性指标看,近年来印度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的营商环境报告,印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名63,在设立企业、登记财产、税收、合同执行等指标上处于中下游水平。

由于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金融市场波动性大、熟练劳动力缺乏、征地困难等因素的限制,印度的制造业和基建对外资吸引力有限。同时,由于制造业和农业竞争力不足,印度经济相对封闭,市场开放问题是其退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延迟与澳双边经贸协定谈判的重要原因。供应链弹性倡议能否深度推进,印度对市场开放的态度将是重要决定因素。

此外,印度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建筑业、制造业等萎缩极为明显,不利于吸引制造业投资。

最后,供应链小循环难以发挥替代作用。

经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东亚商品和服务供给中心,与诸多域内国家存在广泛的产业联系。在特定医药制品和原料、化学制品等领域,中国是为数不多的供应商,短期内难以寻求有效替代。这决定了供应链弹性倡议可能将局限于有限的产业领域,更多地成为对亚太供应链的补充,但难以替代市场力量塑造的既有产业分工。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人员,文章转自《环球》杂志)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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