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安倍创下执政时间最长记录，但第二次安倍政府在最后阶段还是支持率大跌，主要原因就在于内政——面对新冠危机抗疫不力；“安倍经济学”效果不如人意；更重要的是，安倍政府专权独大、亲信丑闻频出。这些都激起了民众的求变心理，因此菅义伟内阁在内政上必须有所改变才能赢得持续的支持。然而，作为众所周知的过渡者和安倍政权的继承者，菅义伟在内政上的政策显然将求稳放在首位，无论执政时间还是施政空间都不可能给予他厉行改革的条件。

舆论调查反映民心思变

菅义伟内阁成立后，日本每日新闻社、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与日本新闻网于9月17日联合实施紧急舆论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新内阁的支持率为64%，不支持率为27%。这一支持率，不仅远高于安倍内阁今年6月的36.7%，也大幅超过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时的52%。

这一结果体现了日本主流民意对“内政一新”的期待。在对“为何支持菅义伟新政府”的回答中，居于首位（占35%）的是“政策值得期待”，这显然是对菅义伟“打破部门主义、既得利益和前例原则”政治改革姿态的积极回应。居于第三位（占27%）的是“对首相人品有好印象”，这显然是由菅义伟普通农家出身而非世袭“政二代”“政三代”带来的好感。反过来，对不支持菅义伟新政府理由的回答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意对内政变化的迫切愿望：回答最多的（占61%）是“与安倍政府相比没有多大改变”；其次（占20%）是“政策不值得期待”。究其原因，应该是菅义伟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及正式就任首相后，都公开宣称要继承“安倍经济学”，令不少民众感到失望。

至于希望在哪些领域发生变化，民众期待的分布则比较均匀。其中居于首位（占24%）的是“经济政策”，体现了民众对经济复苏的关切和对“安倍经济学”效果的不满。其次（占21%）是“新冠疫情对策”，反映了民众对安倍政府时期疫情医疗检查体制的不安和抗疫措施滞后混乱的不满。第三位（占19%）是“首相的政治姿态”，这是对安倍个人专权独大、以公谋私、纵容亲信的强烈批判。第四位（占17%）是“社会保障政策”，反映了日本社会少子老龄化持续发展背景下民众对自身社会安全的深刻忧虑。

由此可见，日本民众在内政变化上对菅义伟新政府抱有相当高的期待。然而，从目前菅义伟所做的政策宣示和近期日本的内政形势来看，这一期待很可能要落空。

经济和抗疫政策“安规菅随”

菅义伟在9月16日晚新内阁成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继续推动经济复苏是自民党政权最重要的课题。但是，他没有提出自己的成套经济政策，而是如上文所述，在当选前后多次明确宣称将完全继承“安倍经济学”。菅义伟高度赞扬了“安倍经济学”的成果，认为其在安定市场、扩大就业等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振兴地方经济上，他强调日本吸引的国际旅客从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后的836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3200万人；旅游收入从1万亿日元，增加到5万亿日元。农产品出口额也从4500亿日元增加到9000亿日元。即便对于朝野争议很大的“go to travel”（“去旅行”）项目，他也大加肯定，认为对观光、餐饮、活动和零售等产业都有帮助，而且利用这一项目的1300万人中被新冠疫情感染的不到10人，可以继续推进。

菅义伟列举的多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也都是安倍政府时期就开始实施或提出的。例如，他在政策宣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自助、共助、公助”的“全世代型社会保障制度”，是安倍政府多年的老生常谈；综合性度假村的认定、外国劳动力吸纳制度的确立、地方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的重组以及供应链重组也是近年来安倍政府反复提到的政策课题；就连被菅义伟用以吸引民众眼球的两大核心经济措施——手机话费降低和推进政府数字化，都是安倍政府已经打算执行的计划。

新冠疫情的应对被菅义伟列为新政府的最优先课题。但他同样没有提出什么新措施，仅仅提到要发挥年初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进行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实检查力量，确保必要的医疗体制。惟一明确的具体政策目标是到2021上半年之前，确保疫苗遍及所有国民。他强调，要在防止疫情再次扩大的同时兼顾社会经济活动。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仍是按照安倍政府制定的标准进行补贴：国家将向因为疫情停业的中小企业一次性补助200万日元，并为有需要的经营者提供雇佣调整补助金和上限4000万日元的无利息无担保贷款。

然而，“安倍经济学”的作用早已失效，疫情对日本经济的严重损害也开始显现。2020年4～6月，日本实际GDP的修正值与上季度相比按年率换算减少了28.1%，创下历史最差新纪录。再加上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现状显露无遗。

可以说，菅义伟政府的经济政策就像是老司机开着故障车走在盘山公路上，车辆无处修理，道路危机四伏，司机面临退休，唯求暂时不翻车而已。

行政改革及表不及里

导致安倍政权支持率降低乃至最后辞职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行政上的诸多弊端。为了消化安倍政权留下的这些“负面资产”，菅义伟展现出积极改革的姿态。在9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布将把行政改革“置于政策的正中央”。他强调了行政的诸多问题：部门主义、各自为政，既得利益、与民争利，“前例”原则、阻碍革新。菅义伟专门任命河野太郎为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对这些弊端进行清理，并提出了设立“部门主义110”投诉电话等具体措施，鼓励民众参与，彰显政府决心。

为了加深民众对行政问题的理解，菅义伟举例进行了详细说明。关于部门主义、各自为政，他举的例子是日本的大坝有一多半都没有得到实际利用，即便同一个大坝，由于部门间意见相左，有时能够提前开闸放水，有时候却不能。关于既得利益、与民争利，他提到日本三大手机运营商长期垄断90%市场，造成话费居高不下，利润高达20%，导致很多人几乎用不起手机。关于“前例”原则、阻碍革新，他举的例子是自己提出的故乡税一开始时遭到地方政府质疑，说从来没有向居住地以外的其他地方政府纳税的先例。作为新任首相，菅义伟对政府的行政弊端进行如此深入细致的阐释，体现了深刻的自省和改革的诚意，有效争取了民众的支持。在每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中，民众对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表示“期待”的高达76%，“不期待”的仅有13%。

然而，这些问题其实并非安倍政权所特有，而是日本政治体制的长期积弊。安倍政权真正的负面资产，是政策的决定权和执行权都向首相官邸高度集中，由官邸主导，同时并不向民众和国会进行应有的说明和交代；是进行事实上的媒体控制，排除异议；是纵容亲信，谋取私利，导致政府内部“忖度”安倍“上意”成风。但菅义伟在政策表态中对此避而不谈、讳莫如深，即使面对记者的直接追问也顾左右而言他。而对于森友、加计学园问题的再调查，菅义伟则给予了干脆明确的否认。

若说新政府目前宣布的措施中，与解决安倍政权负面资产多少有些相关的内容，就是菅义伟宣布将以他就任首相为契机，计划自明年起停办“赏樱会”。这是安倍政权被朝野问责的一大把柄。2013～2017年度部分赏樱会宾客名单未被写入“行政文件管理簿”，这一做法违反了日本《公文书管理法》。2019年5月日本在野党要求公布当年赏樱会相关资料后，宾客名单等随即在内阁府被碎纸机销毁，相关电子数据也并未能恢复，日本政府的文件管理制度遭到质疑。此外，安倍晋三被指无限制地邀请安倍后援会相关人士，曾被在野党批评“以公谋私”。然而，就连这一决策，也并非菅义伟独立作出的。安倍早在去年11月就决定停办2020年赏樱会，以平息舆论风波。此次菅义伟借着集中预算用于抗疫的名义宣布今后停办赏樱会，不过是安倍决策的继续罢了。

总的来看，日本民众和菅义伟新政府在内政上的“温度差”相当明显：民众主流求变，政府一心求稳。背后原因不难理解，菅义伟已明确表示所有政策都是以在一年内解散国会、进行大选为前提，这样一个过渡政府不可能制定或实施需要长期推行的深层改革计划。真正的“后安倍时代”，或许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文章转自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