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促成下，以色列与阿联酋达成一份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将开启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阿联酋成为海湾地区第一个正式宣布将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这在中东乃至世界范围投下震撼弹。相关声明一经公布，便引发各界激烈争论：有人赞扬这是里程碑式的成就，将成为阿拉伯多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风向标；有人批评这是对巴勒斯坦人的背弃，同时还将进一步固化乃至恶化中东地区各阵营间对抗的局面；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阿联酋与以色列维持多年秘密交往之后自然而然的“正名”之举，不应该被过分解读。

尽管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转圜略显突兀，但并非无迹可循。此前由于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矛盾冲突的历史压力，两国并无任何正式外交关系，但仍有多位以色列高官曾到访阿联酋。2010年1月，以色列建设和住房部长赴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参加可再生能源会议，是到访该国的首位以国部长。此后，2016年、2018年都有以色列官员访问阿联酋。

据2013年以色列国家预算显示，自2012年始以色列在海湾地区就有未公开的官方外交代表处，其中最可能的国家是阿联酋。两国也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和一定程度的人员交流。那么为什么三国在此时公布阿以关系正常化，该协议的后续影响又有哪些？

为何在此时推出三方协议？

要分析美、以、阿三方公布这一消息的时机，就不得不通盘考虑阿联酋、以色列和美国三方的处境与动机。作为此次协议的最大焦点，阿联酋的举动引人关注。其背后主要有以下几点动机和利益诉求：

首先，通过助力特朗普竞选，巩固美阿同盟。美以阿三方声明实际上是阿联酋送给特朗普当局的献礼，这枚“外交奖章”将作为一份特殊的外交政绩，帮助特朗普拉抬选情。如不考虑美国因素，阿以两国并不急于此刻推动关系正常化。

整体来看，阿以两国此举首要的表功对象是特朗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特朗普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凸显外交政绩，方便其进一步拉拢势力庞大的犹太利益集团。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必将投桃报李，犒赏阿联酋的协助。即使特朗普败选，由于该协议符合美国亲以色列的“政治正确”，新一届美国政府也必然会在该协议的基础上考虑和发展与阿联酋的双边关系。

其次，应对伊朗威胁。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11年撤军计划实施后，美国一度失去了对伊朗的有效制衡，客观上助力后者跃升为海湾地区首屈一指的军事政治强国。伊朗支持的各派势力逐渐扩张至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国，成为阿联酋和以色列的首要安全威胁。限于悬殊的军事实力和隔海相望的地理位置，阿联酋难以直接对抗伊朗。基于“敌人的敌人即朋友”的逻辑，选择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和疑似核武库的以色列公开强化关系，成为阿联酋的现实选择。事实上，为减少协议带来的冲击，声明文本中并未直接出现与伊朗相关的字样，但着重强调了以色列和阿联酋两国“对本地区的威胁”拥有“相似的看法”，对伊朗这一所谓“共同威胁”的定位不言自明。

最后，进一步强化阿布扎比王储对阿联酋内政外交的主导权。关于是否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阿联酋内部的七个酋长国一直存在着不小分歧。由于阿联酋总统兼阿布扎比酋长哈里发·本·扎耶德身体抱恙，国家元首形式上应是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但由于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国内占据绝对实力，因此国家的实际掌权者是阿布扎比酋长的弟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王储，此次协议的洽谈和公布过程也都由阿布扎比王储主导。

过去数年间，阿布扎比王储的身影一直活跃于全球政治与经济舞台，不断试图展现阿联酋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独特作用。此次推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势必进一步凸显阿布扎比王储对阿联酋重大事务的决定权和主导能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前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油价波动与经济困难给阿联酋带了全面冲击。巨大的困境促使其较以往更加积极寻找可行出路，最终在国内外相关因素的推动下，下定决心做出突破性举动。

其实这一三方协议也十分契合美以两国在疫情灾难下的需要。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被普遍视为是这个协议的赢家。内塔尼亚胡担任以色列总理以来，一直强调无需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妥协让步，也能提高以色列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被接受的程度。如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上没有也不打算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撤退举动或者长久保证，但阿联酋却依然同意公开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并强化合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内塔尼亚胡愿景的可行性。以色列右翼更有可能进一步贬低“土地换和平”路线，而以所谓“和平换和平”概念从根本上压缩巴勒斯坦人的谈判空间。

事实上，即使有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愿景”或者“世纪协议”加持，由于国内外反对声浪以及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内塔尼亚胡在此前多轮竞选时强力打造、利用所谓扩大以色列主权行使范围的手段吞并约旦河西岸的计划在今天本就已经举步维艰。现在借助与阿联酋的所谓历史性和平协议，以色列承诺“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计划，内塔尼亚胡政府找到一个极佳的台阶借坡下驴，协议达成使其一来有充足理据对国内中右翼选民有所交代，二来还可以进一步强化自身成功打造国际反伊（朗）联盟形象。所有这些对于因为贪腐指控以及应对新冠疫情不力而饱受抨击指责的内塔尼亚胡政府而言，无异于一剂维持稳定的有效强心针。

从2017年入主白宫开始，特朗普就不断高调支持以色列中右翼政府的各种诉求，这是他看似混乱的中东政策中一条相对稳定的主线。从2017年到2019年，美国先后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2020年又推出针对巴以冲突的所谓完整版“世纪协议”。这次以色列与阿联酋的和平协议，外界也普遍认为美国成功地利用自己的盟友体系为以色列争取到了首个愿意与之建交的海湾国家，这不仅有力地缓解了以色列在地区的外交孤立，同时还进一步提高了其在未来冲突谈判中的议价能力。

特朗普这些政策除了有利用以色列与美国海湾地区盟友一道牵制伊朗在各地势力、确保美国以较低成本维护其在中东战略利益的考量外，更根本的目的在于力争赢得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一方面，其所推行的“世纪协议”因被认为严重偏袒以色列而饱受谴责，在推行过程中也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困境。如今通过三方协议，特朗普在面对民主党可能的指责时有了自保甚至反制的武器；另一方面，特朗普不仅要争取绝对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巨大的美国犹太人团体，还要稳固其选票的基本盘——其中包括占美国人口约四分之一、同时是犹太复国主义坚定支持者的福音派基督徒。这也是为什么特普朗想方设法把三方协议打造成展现自己“交易的艺术”的伟大胜利。

“震撼演出”还是重新洗牌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协议所带来冲击与影响？毋庸置疑，阿联酋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三个、海湾地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这对阿拉伯各国构成了不小冲击，也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1979年埃及和1994年约旦虽然分别与以色列媾和，但都并未导致阿拉伯或者伊斯兰世界国家大规模与以色列建交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有鉴于此，人们不禁要问，此次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声明只是又一场“震撼演出”，还是会产生一定示范效应乃至预示着整个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全面重新洗牌呢？

首当其冲的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作为伊斯兰教两圣城所在地和1973年石油禁运的发起国，沙特长期通过反对以色列来凸显自身的宗教权威和政权合法性。尽管时过境迁，面对伊朗的威胁，有关沙以建交或和解的推测不绝于耳。但84岁的萨勒曼国王对于父亲阿卜杜勒阿齐兹和兄长费萨尔的反以立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情感记忆犹新，因此无论是从宗教、民族还是个人立场，短期内沙特难以效仿阿联酋对以色列做出推动双方关系正常化的表态。

卡塔尔、阿曼与以色列的关系由来已久，较为密切。1990年代后期，卡塔尔即与以色列保持一定联系；2018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访问阿曼。鉴于阿联酋已经夺得“头彩”，且两国与阿联酋关系不佳，因此他们大概率也不会亦步亦趋地效仿阿联酋，为前者的政治冒险背书以分担压力。而科威特埃米尔萨巴赫对抗以色列的态度非常鲜明，也不太可能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唯一可能效仿的是巴林，但其与沙特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否跟进仍需征得沙方首肯。所以，阿联酋此举短期内难以形成示范效应，触发各国接连与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甚至建交。

其次，中东强国伊朗、土耳其和埃及对此协议的态度南辕北辙，在短期内不具备通过彼此合作来协调广大其他穆斯林国家一起行动跟随阿联酋举动的可能性。作为以色列地区内的主要对手，伊朗难以改善与以色列的结构性冲突。土耳其和埃及虽然名义上都是美国盟友且与以色列保有外交关系，但由于目前土埃相互敌对态势以及在一系列地区问题看法上的冲突，目前两国对阿联酋的态度完全对立——埃及总统塞西总统对协议表示肯定，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表示在考虑从阿联酋撤回大使，甚至终止与阿联酋的外交关系。

最后，这一协议对于我们观察巴勒斯坦问题乃至整个中东政治思潮的演化都具有重要意义。长久以来巴勒斯坦人试图摆脱以色列占领独立建国的议题，目前已被公认边缘化和工具化。一直将巴勒斯坦问题视为自身核心问题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最近几十年也在与阿拉伯各国国家认同的对抗中明显处于下风。但不可否认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以及耶路撒冷的归属始终是普通阿拉伯民众乃至全球穆斯林的心之所系。即使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有意对巴勒斯坦问题进行所谓“脱敏”操作，从而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但实际上也不得不审慎考虑长期以来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难以消散的反美主义与反以情绪。

综上所述，阿联酋此次的举动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冲击效果，其背后受到美国、伊朗和领导人个人因素的驱动。但由于政治作秀和投机的色彩较为浓烈，其后续效果很可能会逐步衰减。虽然所谓伊朗与反伊朗阵营的矛盾未见消减，但鉴于围绕着穆兄会地位争执以及中东多国内战的局面延续，同时考虑到巴以冲突仍未得到根本解决，阿拉伯国家大规模与以色列建交的道义和现实基础很可能其实并未出现。

当然，从阿以决意推动关系正常化一事也可看出，在新冠疫情与经济衰退前景的多重冲击之下，中东各国都在积极考虑是否应该突破既有框架模式，试图以新形式新路径转危为机。这对于我们观察地区国家未来一段时间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方面的发展方向，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作者王霆懿为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博士后研究员；佘纲正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文章转自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