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在当今仍然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社科学界和舆论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各种“陷阱”理论盛行。

种种“陷阱说”之所以层出不穷，部分源于社科学科自身的特点，部分可能源于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传统。问题是，所有这些“陷阱”理论果真都能超越时空、放之四海而皆准？恐怕并不见得。不仅如此，对某些颇为流行的“陷阱”理论，世人更需要的是防止其预期自我实现。

无须否认，所有能够在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内流行的“陷阱”理论，都是在相当充实的事实基础上分析、总结、提炼出来的，因此必然对后世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对于蓬勃向上的民族、国家而言，了解各种“陷阱”理论，还有助于自我警示与激励，发奋图强，跨越“陷阱”。就中国而言，这种正面价值最典型者莫过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

工业革命以来，经历过经济社会发展“起飞”的国家为数不少，但能够修成正果、从不发达提升为发达国家者微乎其微。上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界定的100多个低收入国家中，到本世纪前10年进入世行定义高收入国家者只有4个，而其中只有韩国国土、人口规模还比较像样，也不依靠天赐资源。另外3个国家都是资源丰富的小国，甚至是微型国家，初级产品行情一旦从牛市跌入熊市，他们的“高收入国家”地位也就岌岌可危。

大多数一度经历过“起飞”的国家随后都陷入了长期停滞(拉美化)，甚至在大规模动乱中丧失几乎全部进步成果，我称之为“起飞夭折”。

至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决策层就一直在用拉美化、“中等收入陷阱”等理论自我警示与激励；直到十九大报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仍然要一再告诫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所有这些，应该说是“陷阱”理论发挥的正面作用。

与此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陷阱”理论是在明确的、或隐含的假设下展开分析立论的，因此，其解释过去、现实的适用性与对未来的预测能力必然相应受到一定限制，即使“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这样流传两百年之久的“陷阱”理论也不例外。

在“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以算术级数增长，由此必然造成日益膨胀的“过剩人口”，要在战乱、瘟疫、自然灾害中消灭。这一理论对没有经历工业化的社会而言颇有解释能力，但工业化社会和社会福利不仅改变了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更改变了人口的生育动机、生育模式，导致工业化国家人口增长普遍显著减速，甚至负增长，人口老龄化、人口绝对减少成为工业化国家面临的最大人口挑战，中国也不例外。

又如发展经济学中的“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它高度强调大规模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打破低水平均衡的关键意义，但对人力资本和组织能力的意义估计不足。而从新中国工业化的历程看，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倘若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资本，弥补资本缺口。

更突出的是某些“陷阱”理论，还潜藏着恶性预期自我实现的风险。典型如认为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认为守成大国撒手、新兴大国无意接手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不足、进而导致世界陷入战乱的“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金融市场危机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自我实现的危机，亦即市场参与者一旦形成了普遍的危机预期，从而争先恐后挤兑、企图全身逃出市场，即使基本面本来无虞，也会形成货真价实的危机。失之偏颇的社会科学理论还会进一步加剧类似金融市场自我实现危机的机制，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不同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整体的社会，社会科学的理论会影响接受这一理论的人的预期，人进而根据这种受到影响的预期采取行动。因此，良性的预期有可能自我实现好的结果，恶性的预期往往会导致自我实现的危机。由此看来，对上述“陷阱”理论，是否该有所反思呢？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文章转自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