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未有过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他自恋、没常性，缺少国际事务经验。在外交政策上，他拿出的总是口号而不是战略。有些总统，比如理查德·尼克松，也同样靠不住并带有社会偏见，但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有战略眼光。其他人，如林登·约翰逊，虽然非常自负，但他拥有与国会和其他领导人共事的高超政治技巧。

未来历史学家回顾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时，是会把它看成一次临时失常，还是美国的世界角色出现的重大转折呢?新闻记者们总是过于关注领导人的个性，因为这样能写出好文章。相反，社会科学家们则倾向于提出有关经济增长和地理位置的广义结构理论，来证明历史的必然。

笔者写过一本书，试图通过查考一个世纪前“美国时代”建立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来检视领导人的重要性，并推测如果总统被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取代，又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在别的总统领导下，结构性力量还会导致美国领导全球的时代出现吗？

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是积极的领导人，但他的影响主要在于时机，经济增长和地理才是强有力的决定性因素。伍德罗·威尔逊打破美国固守西半球的传统，派美国军队前往欧洲参战。但威尔逊带来的更大变化在于他为孤注一掷加入“国联”进行辩解时（他的固执起了相反作用）美国例外论道德基调的转变。

至于弗兰克林·罗斯福，结构性力量会不会让由保守的孤立主义者领导的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是值得商榷的。显然，罗斯福有关希特勒构成威胁的一整套说法，以及他有备而来地利用珍珠港这样的事件，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1945年后，美苏的两极化结果确定了冷战格局。但如果是亨利·华莱士当总统（本该如此，倘若1944年罗斯福没有让哈里·杜鲁门顶替他当副总统的话），美国的反应方式就会不同。同样，如果是罗伯特·塔夫特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当总统，怀特·艾森豪威主持的相对顺利整合起来的遏制体系就有可能遭到破坏。

上个世纪末，全球经济变化的结构性力量导致苏联超级大国的衰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尝试则加快了苏联的解体。然而就最终结果来说，罗纳德·里根对国防力量的整固及其高明的谈判手段，以及老布什终结冷战的管理技巧，这些也都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由别的总统来领导，美国便不会在20世纪末实现对全球的主宰，这种说法可信吗？

也许，如果罗斯福没当总统，而德国巩固了它的实力，对上世纪40年代的国际体系来说，乔治·奥威尔幻想的冲突不断的多极世界就会成为现实。也许，如果杜鲁门没当总统，而斯大林在欧洲和中东取得重大胜利，苏联帝国就会更强大，美苏两极就会持续更长时间。也许，如果艾森豪威尔或布什没当总统，其他领导人没有成功避免战争，美国的优势就会走歪（就像美国干涉越南时那样）。

考虑到经济规模和良好的地理位置，结构性力量很可能让美国在20世纪拥有某种形式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领导人的决策仍强烈影响着主导地位出现的时机及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结构性因素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但结构内部的领导力也会导致不同结果。如果历史是一条河流，它的流向与流量由气候和地形等巨大的结构性力量决定，那么，人类的代表要么是扒在顺水漂流的木头上的蚂蚁，要么是穿越激流躲避礁石的筏夫，偶尔倾覆，但不时会成功。

所以，领导力是重要的，但究竟有多重要呢？永远不会有确切答案。 试图通过对公司的研究或实验室研究来衡量领导力效果的学者们，有时会视不同情况得出10%或15%这样的数据。但在高度结构化的情形下，变化常常是线性的。而在非结构化情形下，如取消种族隔离后的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变革性的领导力就产生了迥异的效果。

美国外交政策由制度和宪法构建，但外部危机可以营造一种环境，它更多地受到领导人选择的影响，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好是坏。如果艾尔·戈尔在2000年的时候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很可能会对阿富汗开战，而不是伊拉克。由于外交政策事件有社会科学家所谓的“路径依赖”，领导人的选择相对较小，即使初期有10-15%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后果。就如罗伯特·弗罗斯特所写的，林子里分出两条路，选择人迹稀少的那条，有时会让一切改变。

最后，领导人的个性造成的风险也许并不是对称的，它们给一个守成大国带来的不同后果，也许多过新兴大国。触礁或引发战争会让船沉掉。如果特朗普避免了一场大战，如果他不再当选，未来的学者们在回顾他的总统任期时，或许只会把它当成美国历史曲线上一个奇特的波动点。但这些不过是巨大的假设而已。

（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文章转自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