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工程款项一半以上被承包的公司和各级官员贪污瓜分”；“政府大楼超预算40倍，并且成为烂尾工程”；“国家领导人涉嫌参与金融投机操作，国内金融市场紊乱”。这三句新闻标题听起来大家肯定觉得耳熟，第一句很像前些年发生在中国的高铁腐败案，第二句拿很多钱几乎不做事的腐败一听就是印度政府的风格，而第三个标题，就像是在说印尼苏哈托家族。

实际上，这三句新闻标题说的都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的腐败案件。这三则新闻分别是1865年美国动产信贷公司事件，1858年纽约法院大楼腐败事件与1869年古尔德在纽约市场上的黄金投机案。这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那段时间。这段时期的美国腐败之风极盛，后来由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一部传世之作的书名命名，称为《镀金时代》。

低度民主

纽约法院大楼工程，是那个时代腐败的一个典型案例。1858年批准建设时，它的预算是25万美元，第二年就涨到了100万美元，并且一路追加预算，最终拨款委员会估计，它的总花费达到了创纪录的1100万到1200万之间。当时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议会大厦——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宫的工程造价也只有1000万美元（占地2.4公顷，恢弘壮观，举世无双）；同时期美国从俄国手里购买阿拉斯加州一个州的总费用也只有720万美元。

工程预算单上，一个泥瓦匠两天的工钱高达十三万三千美元，相当于今天的近200万美元，工程木工一月的工钱三十六万美元，近乎于现在的500万美元，而法院大楼实际是一个“石头”房子，几乎没什么木工活。除了建设承包商在虚报上登峰造极外，办公用品采购的腐败也让人脑洞大开，40张椅子，3张桌子就折价17.9万美元，一张寒暑表报价7500美元。

这些丑闻并不是在后来才揭发出来，实际上这类工程丑闻在当时就几乎是妇孺皆知。今天那些鼓吹只要一民主就能治理腐败的民主原教主义者此时肯定会叫嚣，这样的市政府在下届选举时肯定会被选下去。但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这批纽约市政府的政客们不仅没有下一届就被选下去；相反，他们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就活跃在纽约的坦慕尼协会的成员。

1828年，坦慕尼协会的就开始介入政坛，成为民主党在纽约的支柱，直到修建纽约法院这年，他们已经执政纽约达30年之久，而且都是合法选上的！他们中当时的核心人物就是臭名昭著的特威德。他是坦慕尼协会的最高酋长，他及其同伙在纽约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都占据重要岗位，他们的腐败畅通无阻。

坦慕尼协会的另一面就是慈善协会。他们特别擅长争取最底层的民众的支持。当时的欧洲，一旦有饥荒，就会有很多难民和穷人移民到美国。坦慕尼协会就会站出来，帮他们找住处，介绍工作，甚至为他们加入美国国籍提供帮助。自然而然地，这些底层的移民就成了坦慕尼协会的票仓。另一方面，针对现有庞大的低收入城市底层，坦慕尼协会长期宣扬政府的免费福利，比如提供免费的艺术博文馆，贫民救济所，孤儿院，免费医疗等社会服务。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善举，“购买”了最底层的民众的选票，然后纽约市庞大的海关和企业税收，高价值的市政土地资源等就落入了坦慕尼协会的手里。

当时的坦慕尼协会，由于腐败的赃款过多，已经给协会的政客们造成了极大的管理难度，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家银行，用来科学的管理他们的腐败赃款。

实际上，历史的现实告诉人们，低度民主在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腐败的温床。大众民主意味着一人一票。？当选民中存在大部分低收入，甚至极低乃至无收入群体时（例如刚完成移民的难民群体），这个一人一票就极容易被变成一元一票。这种用钱“购买”廉价选票保证合法执政，再用合法的执政权侵夺国家资源敛财的方式，是当时美国政客最拿手的好戏。他们往往面对底层选民化身为慈善的形象，打着福利的名义为一部分选民“谋利益”，由于此时大量的选民经济水平极低，甚至食不果腹（移民来的难民），他们对这些蝇头小利也毫无抵抗力，对社会长远的发展更是无甚关注。这批选民的选票一旦足以支持这些政客当选，那么这个地区就会陷入腐败与民主的死循环中。

黑色星期五

美国在建国初期长达100年时间里，都不断地在承接世界各地尤其欧洲移民。所以这个政治模式在初期100年里的美国各地都难以避免。发生于1869年的古尔德黄金投机案，则是对长期政治黑暗失望的美国民众一次最淋漓尽致的写照。

古尔德是历史上金融炒作毫无疑问的高手，他在1869年囤积黄金，操作黄金价格牟利，造就了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黄金炒作案。当时美国市场上黄金一半以上都被美国政府持有。1869年的纽约华尔街只有大约1400万美元的黄金劵和300到400万美元的金币，而政府在纽约一处的黄金储备就有100万美元。

十九世纪黄金是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相当于今天的美元。贸易商向海外出口的商品是以黄金收款的。在贸易商合同签订和黄金交割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这段时间内黄金相对美国的货币贬值了，那么这个贸易商就会受到损失。为了防止这个损失发生，出口商就习惯性地在黄金市场上卖空他们未来要收取的等量的黄金，这样如果黄金价格下跌，他们就可以用在黄金卖空操作中获得的利润来弥补合同交割期间黄金下跌带来的损失，反之亦然。这就是常说的套期保值。

古尔德如果能够控制住近乎所有的黄金，那么到了要用黄金交割的时期这些承诺要用黄金对付给贸易商的华尔街经济人，和那些超量卖空了黄金（就是他们实际收到黄金的外贸交易比他们预期的少）的贸易商就要因为巨额的黄金差价被挤压。

古尔德当然知道美国政府持有着一半以上的黄金，只要政府出手打压恶意炒作，他就无法得逞。然而这个江洋大盗这一次并没有打算和以往一样贿赂政府官员。他先是让他用一些小恩小惠打点了一些总统身边的人，让自己跟总统共进午餐和一同出席了一些活动；接着让身边一大批人误以为总统和政府高层参与了自己的计划，这批人便成了和他一起投资囤积黄金的同盟。最后又放出消息去，让整个华尔街乃至纽约的所有民众相信华盛顿上至总统下至各级官僚都参与了他的黄金囤积，要让黄金价格一路高涨，席卷巨额的财富。

在经历了一百年来不断加剧的政府腐败后，苦难深重的美国人民已经到了一听政府能干坏事，就相信政府一定会这么干的地步了。黄金交易仲裁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做证时说：“进行黄金市场操纵的投机商与华盛顿官方的每个人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国会山守门人，这是一件妇孺皆知的事。”

整个社会都相信政府和古尔德联手坐庄操作市场逼他们高价购买黄金做交割，人口94万的纽约竟然没有一个人联系华盛顿方面，试图找政府伸张正义，他们都绝望地缴械投降，任凭宰割！华盛顿的格兰特总统实际是自己通过古尔德的信使发现古尔德阴谋的。古尔德在仅仅3天的时间窗口内就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果，让每盎司黄金从138美元爆涨到了160美元。（同样用国际贸易汇率涨幅来类比，现在美元对人民币如今一年的涨幅都不及这个涨幅的一半）。

当格兰特总统发现他被古尔德愚弄了时，他当即下令干预，美国联邦政府内腐败的和不腐败的官员空前团结，罕见的一改平日互相拆台的作风，立刻出手，因为他们这次都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嚣张了。

可惜晚了，在政府出手前，这场空前绝后的黄金炒作已经结束了。至今没人知道古尔德当时赚了多少钱。由于炒作达到顶峰的这一天是星期五，这就成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最早的由来。这段精彩的历史被金融历史学家戈登记录在他的名作《伟大的博弈》里，至今让人玩味。

正义黎明

整个美国腐败的情况出现反转，开始于1890到1920年之间，政界的代表人物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执政的时间内，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反腐败，反垄断的法律。这一时间媒体也对腐败做了大量的揭露，最终美国的腐败现象得以遏制。这个时代也被历史学家们称作进步时代。很多学者（尤其是民主原教主义者）通过对这段时间美国通过的大量的法律条款以及媒体对腐败报道的举例，将这段时间腐败治理的成效归结为媒体的监督，和一系列针对腐败的立法。

然而，这个结论过于廉价，很难让人信服。

首先，美国的腐败情况已经持续长达百年，而此间并不乏伟大的政治家（例如林肯），还有因为拒绝政治分赃与腐败同流合污付出生命代价的加菲尔德总统。加菲尔德总统是1880年当选美国总统的。他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政府各个部门的要职已经是公开出售了，例如当时纽约市的法官职位就明码标价1万5000美金。

加菲尔德总统不管用现在还是当年的标准来看，都是一个正直廉洁，并且极具魄力的政治家。他立志废除腐败的政党分赃制，在当选总统后仅仅4个月就因为拒绝政党分赃被一位期待从他那里得到官职分配的怨恨者枪杀了。这些政治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立法和行政上向腐败发起挑战。

媒体也没有缺位过。《弗雷泽杂志》早在1872年对伊利股票投机案中，就旗帜鲜明控诉腐败，“那帮立法者聚集在奥尔巴尼，就像牛集中在牛市上出卖一样，什么都可以出卖，价格则与自己手中的权力成正比”。当时最主要的商业周刊《商业和金融周刊》（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华尔街日报）更是早在1860年就针对股市的混乱提出了监管意见，这些条款实际构成了后来美国《证券法》的基础。然而，在1860年这些条款根本没有被任何一个美国的州立法机构通过。

主角登场

仅仅是媒体曝光和出现了制定反腐法案的政治家显然不是腐败最终被遏制的根本原因。问题还要从根源上找。如前文所述，美国当初的腐败政客，是得益于他们能廉价的以慈善和社会福利的名目“购买”到足够的选票才稳坐钓鱼台的。其实当年美国腐败被遏制的根本原因是这一基础在1890年开始消失了。

先来看美国的移民历史。美国建国之初人口仅有390万人，其中76万黑人（绝大部分是黑奴贸易的产物），另外300多万人是西欧的白人。1796年到1815年间，整个欧洲每年只会移民大约3000人到美国。

从1803年起，人类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拿破仑在欧洲与各国开始了长达12年的战争。全民兵役制的法国曾一度将整个欧洲至于自己的军事掌控下。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直接服兵役的法国士兵常年维持在60万人，反法同盟军则一直保持在120万之巨。总共650万欧洲士兵在这12年间伤亡。

随着1815年战争结束，大规模战乱后的欧洲满目疮痍，失业极为严重，而大量的复员军人也难有出路，于是欧洲各国的底层民众与庞大的复员军人团体在随后的20年间开始泄洪般涌向美国。到了1845年，欧洲又爆发了粮食危机，遭灾最严重的爱尔兰等地又出现了大批饥民逃荒到北美。从1815年起到1860年间，美国官方统计下接受的欧洲移民高达500余万（实际应该更高），其中爱尔兰人就占了200万。

这些难民基本都集中在各州首府的大城市，而美国本土当时的城市化率不足10%，也就是说在1815年到1860年间，美国的旧有城市人口不足50万。有了这个事实，就不难理解，从1820年起，各地依靠承诺给新移民来的底层民众以医疗和饮食上的廉价福利“购买”选票而获得执政权垄断公共资源的政客集团能够长盛不衰了。前文提到的坦慕尼协会也就是凭此手段在1828年到1860年间长达30年间垄断了纽约的政治。如果这一选民结构不发生改变，任何制度上试图治理这帮打着福利和慈善旗号来腐败的政客的努力都是徒劳。低度民主下的社会都难逃此宿命。

翻转出现在1865年。南北战争的结束扫除了美国工业化在社会和政治制度上最后的障碍，整个国家开始在工业化道路上发力冲刺。在1864年，林肯总统游说国会签署了《鼓励外来移民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西沃德（此人就是负责美国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州的威廉.亨利.西沃德）向欧洲各国的美国大使馆发出通告，要求将吸引欧洲的优质移民作为最重要的外交任务来对待。

美国国内同时时诞生了一批伟大的企业家，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金融巨子JP摩根等。他们创办的企业结合欧洲来的优质移民和美国本土的民众一起开始催生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

这批中产阶级选民大致有四个特征：1）他们是勤劳的店主或小资产商贩，大企业的技术工人，或者是大企业的知识型雇员；2）他们往往持有股票或债券，在自己的主体职业外存在资产性收入；3）他们在城市购买住房；4）他们往往都受过中高等教育，具备理性的判断能力。

第一个特征其实是因为中产阶级都是劳动者，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生存，他们的劳工报酬也需要公正的政府提供保护。他们之中的商贩和店主作为商人也往往没有强大到可以跟地方政府机构共谋社会公共利益的地步（例如大地产商和垄断资源商）。所以他们并不像古尔德那种行贿高手一样喜欢腐败的政府（虽然他在黄金炒作案里没有大规模行贿，但是他一路都是靠行贿起家的）。中产阶级痛恨腐败渴望公正。

第二个特征更为重要，随着南北战争中北方政府通过对普通百姓发行债券募集战争资金，超过半数的城市人口开始习惯将自己的存款投资在债券和股票上（南北战争之前不足1%的美国人口持有股票和债券）。

这些不是企业老板的普通民众开始具备了从一个公司拥有者的角度考虑公司利益的能力。他们一方面自己的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能从企业主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在立法的判断上就会更加公正，既不会支持民粹的政客对企业疯狂征税导致企业无法运作（至今很多国家的政客其实就是靠宣扬大规模向企业征税来给底层民众提供福利获得选票的），也不会放任被大商人豢养的政客支持不良企业侵夺劳工的利益。

第三，由于他们不是传统的农业人口（尤其此时移民政策引入的新移民大部分是城市白领），他们都在城市购买房屋不动产。一个公民的购房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公民对他生活的城市一次深度绑定的行为。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一个中产阶级一旦持有了所在城市的房产，就会对这个城市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有深度的关注，并愿意付诸行动（保卫自己的房产价值）。那些喜欢侵夺城市公共利益的政客（例如放任污染企业入驻收取贿赂）面对持有房产的中产阶级根本无力用一些小恩小惠“购买”选票。

第四，他们往往受过中高等教育，具备判断能力。当时的移民法案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受教育程度纳入了考量；同时在美国本土的社会领域，一大批大学在富商的捐赠下建立（如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公民受教育比例大大提高。中产阶级往往受过中高等教育，他们的社会判断力可以保证他们对那些打着福利旗号的政客免疫。

很多政客在镀金时代的手法就是宣扬提供公共福利，获得选票。而中产阶级往往都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政府是消费者不是生产者，政府提供的福利都要从公民的税收里出，而政府在经济运作上往往是低效率的。所以承诺提供过度福利的政客往往是值得质疑的。

到了1920年时，经过了接近60年的人口结构重塑，美国作为一个纺锤状人口结构的社会，也就是中产阶级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基本成型。类似于坦慕尼协会这样的政客群体再也无法廉价“购买”到足够支持自己执政的选票数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大批进步政治家，可以不通过任何贿选手段，凭借公正的施政纲领获得足够的选票当选，整个社会就开始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了。

从镀金时代的经济腾飞，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全面政治改革。美国在安德鲁.卡耐基，约翰.洛克菲勒这些商界巨擘的影响下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卡耐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大学都是在那个时代的富商捐助下建立的。这些富豪在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大量投入，既保卫了既有的中产阶级，也进一步催生了更多的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便是美国民主“优质化”的基础。

（作者为正角评论研究员，文章转自正角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