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政府压根儿不想真正解决朝核问题,它可以利用朝鲜一次又一次挑衅,使朝鲜与其最近的邻国也就是韩中俄三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从而美国可以借机不断增加在东北亚和东亚的军事存在,破坏朝鲜半岛和东亚地区的稳定,以保持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霸权地位。反之,在美国看来,若朝核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南北朝鲜实现和解,最终实现半岛自主和平统一,那美国就不可能再在朝鲜半岛乃至日本保持军事存在,更不可能再利用朝核问题在东北亚兴风作浪。这大概就是所谓对美国“没有政治好处”和会使美国“面临巨大政治风险”的真谛。 |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强烈反对,继今年1月6日第四次核试验后,于9月9日又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再次违反了安理会相关决议,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和制裁。中国外交部即刻发表声明并召见了朝鲜驻华大使,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立场,并明确表示“中方愿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一道,就半岛局势出现的新变化做出必要反应。”然而,美国却与上次一样,公然罔顾事实,居心叵测地再次无端指责中国,声称“中国对这一事态发展有着而且分担着重要责任,也有重大责任来扭转事态。”我国外交部对此已予以严正驳斥,指出“朝核问题的实质是朝美矛盾”,“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方应承担起应有责任。”这个责任美国是推卸不掉的。 一、美国前总统卡特和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都认为美国要负主要责任 朝鲜在2006年10月9日进行首次核试验后的第三天,即10月11日,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解决朝鲜问题的僵局”一文,直接指出美国的行动对朝鲜“构成了严重威胁”,造成了朝核问题的僵局。他在文章中回顾了他1994年6月首次访朝解决第一次朝核危机后的形势。他说,他应金日成的邀请并经克林顿总统批准前往平壤,谈判了一项解决朝核问题的协议。根据该协议,朝鲜停止它的核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回去进行核查,并保证不再进行核废料再加工。美国保证不对朝鲜进行军事威胁,并帮助朝鲜建造两座现代化的核电站,在这之前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燃料油,以弥补它的电力不足。双方还同意进行美朝直接谈判。美朝高层接触以及金大中与金正日的高峰会谈成功地缓解了朝鲜半岛的局势。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卡特总统所说的1994年的解决朝核问题协议就是指1994年10月21日美朝双方在日内瓦签署的《朝核问题框架协议》。实际上,卡特总统访朝时与朝方达成的协议还只是一些原则,此后,又经过三个多月在中国积极斡旋和推动下才签署了这项协议。克林顿总统应该不会否认这个事实吧!但卡特总统为该协议奠定了基础。 然而,卡特总统的文章接着就指出:“2002年初,美国新总统布什立即撕毁了该协议,给北朝鲜扣上了邪恶轴心’的帽子,威胁要对其采取军事行动,停止供应燃料油和建设核电站,拒绝进行双边会谈。这一切使北朝鲜领导人相信,美国的立场对他们的国家和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平壤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回复了对核燃料棒的再加工,并开始发展和爆炸装置。”卡特说,“为了解决朝核问题,中国主持举行了多次六方会谈,终于在2005年9月达成协议。该协议要求朝方放弃所有核武器和一切核计划,美朝双方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相处,并采取步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可是,协议刚达成不久,双方都声称对方违反了协议,美方就对朝鲜实施了严厉的金融制裁,平壤也就采取了造成严重麻烦的核选择(即核试验)。” 卡特总统文章中说的2005年9月达成的协议就是指“9.19共同声明”,该声明中还有两句重要的话,卡特总统的文章没有提及,即:“美方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和“各方尊重朝鲜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他的文章已明确地告知世人究竟谁该对朝鲜发展核武器负主要责任。 我们再来看看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是怎么评析的。据韩国《朝鲜日报》2006年9月15日报道,金大中在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验前夕接受法国《外交世界》杂志专访时说:最近北朝鲜核问题恶化的主要责任在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把它逼上了极端。他指出:“美国新保守派拒绝对话,不断把北朝鲜逼向悬崖歧途,并加以恶意利用,就是因为中国的缘故。”他说:“美国新保守派视中国为假想敌,欲增建导弹防御系统等军备,并企图重新武装日本。他们为了寻找借口,北朝鲜便沦为首当其冲的开刀对象。”金大中总统更明确地指出朝核问题不断恶化的主要责任在美国,而且他很早就看透了美国制造朝核问题的战略意图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崛起,他指出的“企图重新武装日本”也已变成了事实。今天的韩国领导人是否该读一读当年这位前总统的话,好好反思一下,但令人遗恨的是他们不但没有金大中的睿智远见,竟然还要引狼入室,允许美国把萨德反导系统引入韩国,让美军长期驻扎在韩国的国土上,来破坏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二、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耐心”政策加快朝核问题恶化发展 朝鲜2006年首次核试验以来迄今已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但是后四次都是在奥巴马执政的这7年9个月期间进行的,而且频率加快。这是为什么?答案就是奥巴马政府推行所谓“战略耐心”的对朝政策的结果。2009年1月,韩美两国政府换届。韩国新总统李明博上任后一改其前两任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的对朝“阳光政策”,采取了强硬政策,把弃核作为改善南北关系的先决条件,否则就不与朝方谈判。同时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上任后,采取了与韩国新政府相协调一致的政策,强调不再在朝核问题上做任何让步,同时提出了“战略耐心”政策。卡特总统在2010年就朝核问题接连三次发表文章或公开演讲,他在继续批评美国前政府和现政府的对朝政策的同时,反复披露朝方多次发出始终如一的愿意通过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信息,但奥巴马政府始终不予理睬。他2010年9月15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北朝鲜希望做一笔交易”的文章中说:“在我最近访问北朝鲜和中国期间,我得到的明确而又强烈信息是北朝鲜希望与美国和南朝鲜重启关于全面和平条约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他们希望我帮助恢复1994年签署的无核化与和平协议。”卡特说他回国后把这些信息转告给了白宫。但白宫并未理会。这里所说的最近对朝鲜的访问是指卡特7月间赴朝寻求释放被扣留的一名叫戈麦斯的美国人。据卡特总统同年11月24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题为“北朝鲜给美国发出始终如一的信息”一文中透露,实际上这次访朝也是朝方主动邀请的,目的是借谈判释放这位被扣留的美国人之名,拜托卡特向奥巴马政府传递希望恢复朝美对话的信息。卡特在文章中说:在与北朝鲜领导人交谈期间,“他们详细地提出了在1994年达成的《框架协议》和2005年六方会谈签署的‘9.19共同声明’的基础上促成一个无核化的朝鲜半岛和实现持久停火的愿望。我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国务院和白宫。”他说:“中国领导人表示支持美朝双边会谈。”但他没有提及奥巴马政府的反应,显然是再次遭到了拒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的所谓“战略耐心”政策,简单说就是坚决拒绝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与此同时,不断加码对朝多边和单边经济制裁,不断加强军事威慑,以刺激朝鲜采取冒险行动,从而寻机对朝进行毁灭性打击,彻底推翻朝鲜现政权。但卡特总统警告说,如果开战,“韩美的军事力量能够以压倒优势击败北朝鲜。但是,北朝鲜能够向首尔及其周围迅速发射两万多枚炮弹和导弹。据驻韩美国司令勒克将军估计其造成的伤亡将远远超过朝鲜战争时期的伤亡总数。” 那么,奥巴马政府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美国著名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斯科特·施纳德2013年1月发表的评析奥巴马政府对朝政策一文做了这样的解释:奥巴马的“战略耐心”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朝鲜“每一次挑衅只会使它与最近的邻国关系恶化”,二是美国政府与朝鲜接触的努力不会得到必要的政治好处,相反会使自己面临巨大政治风险。”这项政策把奥巴马政府对朝核问题的意图暴露无遗。说白了,奥巴马政府压根儿不想真正解决朝核问题,它可以利用朝鲜一次又一次挑衅,使朝鲜与其最近的邻国也就是韩中俄三国的关系不断恶化,从而美国可以借机不断增加在东北亚和东亚的军事存在,破坏朝鲜半岛和东亚地区的稳定,以保持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霸权地位。反之,在美国看来,若朝核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南北朝鲜实现和解,最终实现半岛自主和平统一,那美国就不可能再在朝鲜半岛乃至日本保持军事存在,更不可能再利用朝核问题在东北亚兴风作浪。这大概就是所谓对美国“没有政治好处”和会使美国“面临巨大政治风险”的真谛。正是在这种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奥巴马政府对朝核问题采取了坚决拒绝对话的态度。中国等国一再呼吁恢复六方会谈同时经过中方艰苦努力好不容易劝说朝方同意重返六方会谈之后,美国依然不予理睬,一味采取对朝高压政策,把B2和B1b重型战略轰炸机都飞到了朝鲜半岛上空,进行战略威胁,而朝方也以极其错误的政策应对之,致使在奥巴马上任7年多时间内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反而促使朝鲜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核试验。这就是美国错误对朝政策的必然结果。事实证明美国政府的这项政策是失败的,也足以说明美国要对朝核问题恶性发展要担负主要责任。当然,朝鲜也要为它不负责任地执意发展核武器的行为负重要责任,并为之付出代价。 现在朝鲜半岛局势处于战争边缘的极为威胁境地。卡特总统在2010年3月在韩国首尔高丽大学发表题为“要一个拥核的北朝鲜还是要朝鲜半岛的和平?”的演讲中再次强调恢复对话和谈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如果不进行对话,那就是继续朝着疏远、孤立、不断增加北朝鲜无辜平民的痛苦以及不断扩大常规武器和核武库方向发展,最终会导致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他强调:“我们必须有政治勇气和外交智慧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与中国政府一贯坚持通过对话和和平谈判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和方针是一致的。中国从一开始就一直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谁也不能抹杀。美国如此一而再地把朝核问题不断恶化的责任嫁祸到中国头上,既不公正,也是徒劳的,只能暴露它利用朝核问题来打压中国的真实意图。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