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中国外交面临的内外压力陡增。从外部来看，由南中国海仲裁案所引发的中国与美国、日本以及菲律宾等国的对抗持续。此外，近日美韩终于就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达成协议，中国东北部战略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面对陡增的外部压力，中国密集发布措辞强硬的斥责声明，并采取一定程度的军事部署举措予以反制。但是，中国国内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并不满足政府适度的反制措施，并不断催促政府采取更为强劲和激进的反制措施。

在周边安全环境持续恶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大幅上涨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正在被日益压缩。中国外交似乎正在失去其应有的灵活性，并愈发显得僵硬，这显然不利于中国的顺利崛起。

体系压力日益加大

近年来，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衰落，由美国所主导的单极体系不断弱化。这种单极体系的弱化限制了中国“搭便车”的便利性。与此同时，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军事以及外交实力都大幅增长。随之而来的国际角色及国际责任使得中国很难再坚守“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不仅外界对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期待日益上升，中国自身利益的日益扩展，尤其是海外利益的快速扩展，也要求中国有所作为，以充分维护其日益庞大的国家利益。

因此，在美国领导力相对下降以及中国维护其日益扩大海外利益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越来越倾向于主动采取一些维护利益的举措。比如，中国近年来明显加强对海洋领土权益的维护，并雄心勃勃地打造一支强大的蓝水海军以维护其日益拓展的海外利益。

然而，中国政策制定的低透明度、其低效的政策传导，以及美国对中国利益扩展欠缺容忍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外界对中国的维权举措产生越来越深的认知误差，并进而对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之间的互动产生破坏效应。

为应对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对亚太地区战略格局产生的冲击，美国自2010年起相继出台“重返亚太战略”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些战略被中国认知为美国围堵中国、破坏中国崛起的重要一环。此后，美国又成功拉拢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同样被中国认知为约束中国经济影响力在亚太扩张的重要战略。

而中国主动发起成立亚投行，并提出横跨亚欧的“一带一路”大战略，又被美国认知为中国建立主导性地区秩序的开端。这些认知误差为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制造了难以跨越的障碍。近期中美围绕钓鱼岛及南中国海问题所爆发的外交口水战、军事威慑战、法律规则战以及贸易摩擦战，更是将这种认知误差进一步放大，并直接增加了中美缓和矛盾的困难程度。

此外，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对菲律宾单方面提交的南中国海仲裁议案做出菲律宾胜诉的裁决之后，中国与菲律宾稍稍缓和的关系又出现波澜。尽管菲律宾政府对仲裁裁决目前保持低调立场，但中菲关系的最终缓和仍任重道远。

中日关系在钓鱼岛问题激化之后长期陷入僵持状态，在南中国海仲裁议案做出判决之后，日本又试图就东海领土争端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仲裁申请。如果国际海洋法法庭接受日本的申请，则中日关系将引来新一波动荡期。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也在经历蜜月期之后迎来一波动荡。尽管韩国将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地点选在远离中国东北边境的东南地区，但萨德反导系统所引发的东北亚地缘战略格局变动，将对中韩关系产生持久冲击。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在外部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无论是在海洋领土争端等核心利益问题，还是在一些小规模外交摩擦方面，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要求政府做出强硬反应。尽管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政府转移国内矛盾，调集资源应对外部危机具有一定作用。但是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应对外部危机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民族主义情绪，从而给政府的外交安全政策带来某种程度的约束。一旦这种约束对政府正常的外交安全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则政府将面临进退维谷的窘境。

自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南中国海争端激化以来，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中国的决策层由此对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变得更加敏感。领导人不会冒着被国内视作软弱和被动的风险去应对外部挑战，尤其是在涉及领土争端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在近期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争端以及中美南中国海之争中，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越发强硬，政府及军队的立场也愈发强硬。尽管政府的强硬立场赢得民众的拥护，但事实上民众仍然期待政府能够更加强硬。不过，政府乃是理性的决策体，不可能任由民族主义情绪主导其政策制定。因而，可以预见，在未来某一个节点，当政府的政策张力被拉到极限之时，政府决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将会凸显。

总体而言，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体系压力正在逐渐增大，与此同时其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泛滥状态。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中国外交正在逐步失去其应有的灵活性。而缺乏灵活性的外交政策将更加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挑战，并且不利于中国的顺利崛起。因此，对于中国的外交决策者而言，改善与地区大国之间的互动成效，合理管控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增强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确实十分必要。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