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政变未遂，很多人出于对民主的信仰，对总统埃尔多安挫败政变表示祝贺；另有一些人则因为反感总统埃尔多安的伊斯兰化举措而对政变未遂深感失望。这两种态度的背后，隐藏着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埃尔多安为什么能多次连任？为什么他能在土耳其这个早已确立了世俗原则的国家畅通无阻地推行伊斯兰化？

埃尔多安的贡献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伊斯兰帝国，因为常年征伐，军人在这个国家地位显赫。18世纪初，为了应对来自西方的压力，奥斯曼帝国开始了缓慢的改革，改革的重点放在能立竿见影起效的军事领域，从欧洲军校里出来的军官因此成了西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作为战败国被肢解，身为将军的凯末尔领导了土耳其独立运动，被尊称为“国父”。以凯末尔为首的高级军官认为土耳其的落后是由伊斯兰信仰造成的，因此建国后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政教分离，和传统切割：废除哈里发制度，关闭所有宗教法庭，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废除阿拉伯字母、创立新字母。

由于军队是最先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的群体之一，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又居功至伟，因此土耳其军队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国家的精华，负有保卫世俗共和政体的崇高职责。在1960年至1997年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4次军事政变，这些政变一方面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平衡，另一方面，在伊斯兰复兴的大背景下，也确实遏制了激进势力的崛起和宗教狂热。

但到了2002年，伴随着伊斯兰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的上台，军方的力量开始式微。土耳其军队赖以扮演监国者角色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是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出现了一位明星般的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埃尔多安1954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一个贫寒的穆斯林家庭，其成长的经历，是一部经典的白手起家型的个人奋斗史。1994年，40岁的埃尔多安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因为政绩卓著，于2003年当选土耳其共和国第59任总理，并于2007年和2011年连任。2014年8月又在土耳其历史上第一次总统全民直选中当选总统。

埃尔多安能多次连任，主要原因是其治国有方，深谙民心，因而广受爱戴，这是他在土耳其政坛的最高处纵横捭阖十几年的最大本钱。也就是这一点，使他有别于中东那些治国一塌糊涂、事事诿过于美国以色列的传统政治家，让人耳目一新。

第一，发展经济。在中东，经济不振、失业率高企等是普遍存在的民生问题。无论世俗专制政体，还是伊斯兰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大都表现不佳。“伊斯兰解放运动（哈马斯）”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虽然都曾在选举中获胜，但主要靠过去在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上的优异表现，并没有实际的治国经验，上台后面对垃圾处理、失业、停电等错综复杂的具体问题时，表现自然好不到哪里去。事实上，他们的表现甚至比不上他们所推翻的世俗政府。

但埃尔多安改变了这一局面，1999年和2001年土耳其连续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接近40%；埃尔多安担任总理后，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在5%左右，在近10年的时间里，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3%，为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高增长率的国家；GDP总量翻了三倍，从2001年1455亿美元升至2011年7722亿美元，人均GDP从2001年的2100美元升到2011年的10444美元，即将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第二，结束了土耳其政坛的混乱局面。自1923年独立以来，土耳其政局跌宕起伏。在国父凯末尔在世的十余年间，土耳其在其威权主义魅力的引领下实行了党政合一的政体结构。1938年凯末尔去世后，大小党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由于政党林立，加上军事政变频繁，土耳其独立至今换了12个总统和38个总理，平均每届政府的任期只有两年多。而埃尔多安自2003年当选以来，他所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经历3次议会选举，一直牢牢把握着议会多数，单独执政，这使得土耳其政坛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稳定局面。

第三，埃尔多安为土耳其赢得了国际性声誉。埃尔多安出身寒微，靠个人奋斗成功，身材高大，作风亲民；埃尔多安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提供便利，又因为不同意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关于加沙冲突的观点，从达沃斯论坛上拂袖而去。这些有个性又不失原则的做法，使得埃尔多安人气飙升。当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尔多安访问埃及时，迎接他的场面仿佛是歌迷在等待一位摇滚巨星——数千平民高呼他的名字，举着印有他头像的大幅海报。在他走下舷梯的一刻，许多人失声痛哭，摄影记者的闪光灯将黑夜照得如白昼一般。2010年，美国马里兰大学在伊斯兰国家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埃尔多安是最受尊敬的伊斯兰国家领导人。2011年，埃尔多安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

在中东过去百年的历史上，政治统治模式主要是这两种：世俗的开明专制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前者打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号，代表人物是纳赛尔、萨达姆和卡扎菲这样的政治强人；后者强调伊斯兰教法的作用，以伊朗、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和穆斯林兄弟会短暂治理下的埃及为代表。在这两种模式下，普遍存在着民主不足、经济凋敝的现象。埃尔多安克服了这两种模式的不足，提供了一种经济繁荣、以民主为底色、温和伊斯兰势力主导的全新政治模式，带领国家完成了从军事威权政治向伊斯兰政党主导的现代民主政治的过渡，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功勋。

政治强人的宿命？

然而，上述的美好图景在2013年6月戛然而止。当月，土耳其政府试图将伊斯坦布尔市中心一座公园改建为仿奥斯曼帝国时代的军营和大型商场，引发了静坐示威和警民冲突，警察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强行清场，导致几千人受伤，事情最终蔓延至全国，演变为自埃尔多安2003年上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也成了埃尔多安总理生涯的分水岭。这样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之所以能迅速发酵，是因为民众的不满已经不止于一项工程，对埃尔多安日益集权的管制方式和伊斯兰化举措积怨已久。

早年，埃尔多安已经表露出一定的伊斯兰保守派倾向，比如他的夫人和女儿常年佩戴着头巾出入公共场合；1998年，他因为在公开演讲中引用隐含原教旨主义思想的诗歌而被判处4个月监禁。但总体而言，他的立场仍算温和。上台之初，埃尔多安吸取此前多个伊斯兰政党接连遭禁的教训，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寻求平衡。正如埃尔多安自己所说的：我是一个穆斯林，信仰安拉是我的义务，但现实需要我把安拉同政治生活分开。

但可能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评价的：埃尔多安表面上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时机一到，后一种倾向就开始占上风。2013年4月，土耳其航空公司规定空姐不可以使用鲜红色唇膏，只准用淡色唇膏。2013年5月24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在全国范围不准刊登有关酒的广告、电视、电影和光盘中不准出现鼓励饮酒的画面和情节，每天夜里10时到第二天早晨6时不准销售含酒精饮料。埃尔多安声言此举只为纠正社会风气，可是该国已经是全欧饮酒最少的国家。

这些背离世俗原则的举动，让土耳其社会忧心忡忡。更不妙的是，似乎已经没有哪股力量可以阻止埃尔多安了。土耳其军队多名将领此前因试图发动政变被逮捕，搞得元气大伤；一直与正发党势不两立的宪法法院，法官的任命权也已经被收归正发党控制的议会。而在正义和发展党内部，唯埃尔多安马首是瞻的风气也早已形成。

紧接着，2014年Twitter上出现了大量埃尔多安及其家人、政府高官涉及贪腐的窃听录音，真假难辨，其中的一段流传甚广：在这段长达11分钟的录音中，两名男子在商量如何通过几名商人将家中的资金转移。据称是埃尔多安的男子警告其子比拉尔事先藏匿好巨额资金，以防警察进行突袭搜查，据称是比拉尔的男子则说仍然有约3000万欧元有待处理。对于这段录音，埃尔多安坚持声称是伪造合成的，是无耻和奸诈的“剪接”，并就此屏蔽了Twitter，还威胁要封闭另外两大社交网站Facebook和YouTube，他形容所有社交媒体都是“对社会最严重的威胁”，并声称“国际社会可以说三道四，我根本不会关心”。

而对于民众要求彻查贪腐案的要求，埃尔多安一概无视，认定受贿案不过是“媒体和特殊利益集团”对土耳其日渐崛起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眼红，因而蓄意煽动动乱，从中获利。不仅如此，埃尔多安在第二天就对参与腐败调查的警察进行打击报复，500多人被解除或调离职务，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警察局长。英国《卫报》称，埃尔多安政府还希望颁布法令，要求警方在发动任何调查之前先通知上级，但被最高行政法院驳回，因为这“明显违反三权分立原则”。

2015年底，又传出了埃尔多安的儿子是伊斯兰国石油走私最大买家的新闻，埃尔多安同样矢口否认。显然，习惯了荣誉和奉承的他，已不愿意听任何的质疑和指责。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危机，他不但不思改进，甚至连问题的存在都不承认，而是一概斥为敌对势力的阴谋，并不惜使用违反民主的手段进行反制。这种由极端自信逐渐演变成的刚愎自用，似乎是很多政治强人执政后期的宿命。

此次的未遂政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虽然不成气候，却是对埃尔多安的一次重大警告。但显然，他听到的是另外的信息。从后续的发展看，他正在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达到进一步集权和打击异己的目的。往后，土耳其的民主体制可能会遭受进一步冲击，这是比伊斯兰化更严重和迫切的危险——毕竟，土耳其的世俗化进程已近百年，回归伊斯兰教法统治几近不可能。而对外部世界来说，他们面临的难题同样重大：当一个领导人用民主的方式走向集权甚至独裁时，世界该如何应对？

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卡扎菲、本·阿里等政治强人纷纷倒台，人们一度以为，中东政治迎来了新时代。但伴随着塞西将军2014年6月在埃及的上台，中东政治出现了走回头路的趋势。未遂政变后的埃尔多安，也可能会步他的后尘。一个是世俗军人，一个是伊斯兰政党领导人，最终却殊途同归。旧强人倒下，新强人又起，这难道是中东的又一个宿命？

（作者为《南风窗》主笔，文章转自金融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