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同盟是美国维持亚太主导权不可或缺的依托。近年来，美国深化亚太同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强化盟国合作是美国“重返亚洲”和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核心要素。

一、美国深化亚太同盟关系的趋势性特点

美国亚太同盟是冷战留下的重要战略资产。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政府均谋求保持、强化这一同盟关系，使其适应国际战略变迁新趋势和地区变化新形势，服务于美国的亚太及全球战略。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遭到合法性危机。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受到包括盟国在内的区内国家质疑，加之菲律宾、日本等国民族主义兴起，导致美军被赶出菲律宾军事基地，美日同盟一度停滞不前，美国在亚太施展领导力的平台出现动摇。然而，朝鲜核问题和台海危机为美国延续同盟关系提供了契机。克林顿政府更新同盟条约，包括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签订《澳美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等。进入21世纪后，美国及其盟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威胁，在共同反恐的名义下，小布什政府赋予亚太同盟关系新任务，美日、美韩、美澳同盟关系超越亚太区域安全责任限制，涉足中东、中亚地区。因反恐战线拉得过长，美国对亚太地区关注和投入相对不足。而在同期，亚太地区经历了历史上少有的快速发展期，区域一体化进展和地区力量的结构性变化使美国对该地区主导力显现出局限性。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加快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开始将主要战略精力转向亚太，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口号，寻求重塑亚太同盟关系。近两年来，随着从中东、阿富汗撤军任务的完成，美国加快调整亚太同盟政策步伐，亚太同盟从合作内容、结构模式到权力运行方式均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呈现以下趋势：

一是从“硬同盟”向“软同盟”拓展，同盟合作空间扩大。在小布什政府重新调整亚太军事基地布局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继续强化传统军事同盟“硬核”，夯实与盟友传统安全合作内容，筑牢“美国治下”亚太秩序的骨架。近年来，美日、美韩、美澳和美菲同盟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深化，包括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延迟交韩战时军事指挥权、取得在澳达尔文驻军权及重返菲军事基地等。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同盟政策不再局限于狭义的传统军事合作，还向新的“软”领域拓展，通过“软同盟”（softalliance）撑开同盟合作弹性空间。在网络安全领域，美国提出“加强与国际伙伴关系”倡议，推动盟国就共享网络情报、开展网络培训等达成共识，先后与澳大利亚、日本等达成网络协议，打造亚太网络同盟双引擎，构建虚拟世界的地区秩序。在贸易领域，美国与韩国签署自贸协定，加快推进美日自贸谈判，同时推动完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通过设立“高标准”和“21世纪贸易规则”，建立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在内的贸易集团，并施压韩国、泰国等盟国向其靠拢。此外，美国还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加紧打造“民主”、“自由”价值链条，向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进行民主渗透。“软”领域合作的拓宽，为美国与盟国进一步深化军事安全合作提供新的动能。

二是从“显性同盟”向“影子同盟”衍生，同盟结构重新组合。奥巴马政府重新组合盟国关系，在现有双边同盟基础上拓展同盟关系新边界，建立“影子同盟”（shadow alliance)，以此重新定义亚太秩序。“影子同盟”以双边同盟关系为基本骨架，通过一系列双边或三边非条约式的制度安排，将同盟国整合到一个分工协作的机制中，并有选择地吸纳地区伙伴国。在这一制度框架下，美国与盟国和伙伴国之间、盟国之间、盟国与伙伴国之间，寻求通过政治协商、外交协调、情报交换、军事演习、能力建设等路径，实现彼此间的横向联合，发展紧密的政治、外交和安全合作。盟国间合作并非源于正式同盟条约，而是通过非条约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大力推动下，日澳、澳韩均建立了密切的外交、安全合作“2+2”机制，尤其在军事人员交流、装备建设等方面实行对接。美国还谋求建立以其为中心的三边关系架构：敦促日韩解决慰安妇问题，拆除日美韩三边安全合作的政治藩篱；游说澳日潜艇技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提高日美澳三边装备互操作性。这些三边架构组合，部分弥补了过去单纯双边关系的缺陷。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及盟国在当前双边及三边防务合作安排基础上，谋求与伙伴国建立一个公开、貌似非排他性的组合体，通过“自主选择”将松散的参与方纳入其中，促进建立一批可重叠的影子同盟关系。美国推动盟国拓展区内安全合作，将伙伴网络化。这种安排没有正式条约，看似不包括中国抑或美国在内，但事实上背后均有美国的影子。比如，日本与印尼建立外交与防务部长级“2+2”会议机制，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提出组成新三边组织倡议。美国还直接上阵，推动建立美印日三边对话机制，通过“对话”形式绕过印度不结盟政策，扩大与印度防务合作，通过追加多重双边或小多边，强化与盟友、伙伴之间安全合作机制，实现战略“再确保”(reassurance)。

三是从“集权”向“分权”过渡，同盟权力重新配置。奥巴马政府调整亚太同盟体系内部权力结构分布，向同盟国让渡或与其分享权力，降低同盟等级关系，谋求打造一个相对扁平化的同盟体系。鼓励亚太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在地区安全、外交等事务上发挥更大能动性。盟友在地区合作安排中被置于优先考虑地位，拥有相对自由选择合作体的权力。近年来，日本、澳大利亚等在地区合作中的活动空间拓宽，在战略对话、情报交换、军备建设、论坛议程设定等问题上自由裁量权增大、自主性上升，美国向盟友转移权力的过程亦是盟友为美国承担更多责任的过程。比如，在美国敦促下，韩美同盟更具战略性视野，两国商讨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美日修订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在美国对外武装干预行动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美国增加日澳“双锚”在同盟体系内部权重，使其成为亚太同盟“定海神针”。盟友之间也进行了权力再配置，日澳“双锚”从过去的“北重南轻”向“南北并重”转变，澳在同盟体系中分量大为提升。对盟友权力配置的调整，弥补了亚太同盟体系内部凝聚力不足的缺陷。此外，美国还向印度等伙伴国分权，在核合作问题上为印度网开一面，支持其从“向东看”(Look East)转为“向东干”(Act East)。

二、深化同盟关系新思路的战略考量

美国深化亚太同盟关系的新思维，反映其在地区战略力量发生结构性变化、盟国利益多元化和区域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精心谋求“借力”、“聚能”、“蓄势”，以在亚太长久维持霸权的良苦用心。

首先，调动盟国的战略资源。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两场地区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战略资源空前透支，权势和威信受到冲击，尤其是对亚太区域秩序把控能力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亚太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对霸权丧失的焦虑感空前。奥巴马在上任后首次国情咨文中称，美国要永远维持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绝不当老二，但同时也切实感受到超级大国地位受到挑战，面临权威危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领导地位源于自身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美国能够或应试图掌控全世界正在演变事件的轨迹；尽管美国非常强大并将保持这种强大，但美国的资源和影响力并非无限。当前世界形势更加复杂，美国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难以快速、轻易地解决。”美国意识到无力再继续承担维持霸权的高昂成本，其对外政策的能力与其维护至关重要国家利益目标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即便是维护同盟体系内部运转，美国亦感到负担沉重。部分国家善于坐享美国提供的保护，甚至为一己之私“绑架”美国。鉴于此，无论是主政的民主党还是控制国会的共和党，对深化同盟合作、撬动盟国杠杆维持霸权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为节省在亚太维持霸权的成本，美国力图通过调结构、换方式加强对同盟的管理，盘活同盟资源存量，通过激活同盟与伙伴合作关系，提高同盟资源增量。修改同盟条约和建立新制度齐头并进，既能将彼此力量和利益聚合在一起并加以利用，又能卸掉部分担子，降低战略风险。让权是为了避免“搭便车”，更好地动员盟友及伙伴敢于担当。但让权并非撒手不管，而是根据对维持同盟贡献能力的大小进行让渡，且让权方式灵活，美国始终保持对同盟控制的弹性。

其次，增强集团主义认识。奥巴马政府任期之初，美国与盟国离心倾向隐现，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全球化纵深发展大背景下，美国盟国的国家利益多元化，美国对盟国的发展方向和在国际各领域的交往愈来愈不放心。盟国在地区利益、金融治理等问题认识上，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程度的疏离感。即便是日澳这两个担负南北压轴重任的盟国，也难以保证其国家利益与美国完全一致。日本民主党政府以构筑“东亚共同体”为目标，强化对亚洲的外交，奉行疏美近华路线，引领亚洲国家改变由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模式。澳大利亚国家身份定位从西方白人国家向亚洲国家转变，动摇了美澳关系是澳稳定与繁荣根基的传统思维。同盟认同感降低令美国越来越担忧其亚太地位可能面临突发性危机，促使其反思和深化同盟关系。二是随着共同威胁模糊化，美与盟友对这一粘合剂的感受越发不同。盟国不断发出“不和谐声调”，让美国不能不心生忧虑。比如，韩国和菲律宾在对朝核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天壤之别。日本与韩国、澳大利亚和泰国在认识中国问题上也有较大差距，日本认为中国是直接威胁，但后者认为中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非直接威胁。在没有十分明确的共同敌人和现实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对盟国的军事控制十分有限，已不能收到预想的成效，危机感上升，美国强化集团认同迫在眉睫。为防止盟友分道扬镳，美国加快更新同盟政策，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将更多的事务和国家纳入体系之中，使之受制于同盟规则。在这种战略及政治思维指导下，美国巧借区内国家政治博弈，制造和利用地区危机，塑造共同威胁的共识，凝聚人心。

最后，迟滞东亚区域主义进程。近年来，东亚成为许多倡议和提案的焦点，这些提议旨在实现特定的地区愿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倡议并不都以“东亚”为中心，而是超越传统的地理概念，辐射更为广泛的地理范畴。随着地区倡议的落实和推进，各层次地区合作机制蓬勃发展，推动亚洲观的兴起及亚洲内生秩序的加快形成。东亚区域主义的崛起，将日本、韩国等盟国深深卷入这一进程之中，并波及澳大利亚等处于亚洲边缘的盟国，冲击了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盟国不得不在区域进程和与美合作中做出平衡，甚至舍弃某些同盟利益而顾及地区整体利益。针对此种趋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积极加入部分地区合作机制，并在议程设置、方向选择等问题上搅局，还通过深化同盟合作将日本、韩国等从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拉回。一是通过给盟国赋权，扩大同盟合作弹性空间，进一步定格东亚安全格局。利用东亚地缘政治弱点，谋求打牢朝韩、中日、中菲、中越关系死结。借助强化军事训练等措施深植同盟文化，使澳大利亚、韩国等在中美之间摇摆的国家向同盟关系倾斜。二是通过利益置换，重新整合地缘经济资源，使盟国及地区伙伴被裹挟于美国主导的规则之中。奥巴马在TPP协议达成后发表声明称，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来书写经济规则，而应由自己制定这些规则。目前，TPP已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4个东盟国家，泰国、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和韩国表示有意参加。TPP谈判完成和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参与这一协定，势必稀释和冲淡东亚区域主义。

三、深化亚太同盟关系面临的制约因素

亚太同盟是美国在亚太战略上的既得利益，维系亚太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不可或缺的一环，将伴随美国在亚太维持霸权全过程。未来无论哪个党派上台，都将会检讨奥巴马政府亚太同盟政策得失，并谋求进一步加快更新同盟政策。但美国能否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还取决于一些限制性因素。

（一）东盟对美国亚太同盟政策的掣肘

其一，东盟平衡政策对冲美国同盟政策。东盟国家长期奉行大国平衡政策，以便获得更多回旋空间。东盟一方面希望美国保持在东亚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中国崛起，并在与其他战略力量对话中增加筹码，另一方面担心美国热衷于做地区国家军事合作的经纪人，将导致地区军事因素增加，尤其是造成中美关系紧张升级。东盟国家希望在经济上继续发展与中国的关系，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如果美中竞争特别是军事竞争加剧，这些国家将面临选边站队的难题，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将受到冲击。东盟国家希望中美相互开放、良性互动，在积累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码的信任关系，不希望冷战集团思维在该地区复活。东盟主张以合作安全作为地区安全治理的功能模式，同时坚持对区外大国实行对冲战略，既追求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又保持与美距离，两种趋势并行发展。美国如何应对这种发展趋势，需选择适中的同盟政策思路和原则，尤其是在对待菲律宾这样的东盟盟国问题上，否则可能因偏激的同盟政策损害与整个东盟的关系。

其二，东盟中心地位比肩美国中心地位。东盟追求并着力打造自身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议题倡导者”、“进程设计者”和“规范供给者”角色，强调自身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中心地位”（ASEAN Centrality），但美国深化同盟关系政策使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中心地位面临挑战。东盟共同体宣布成立，标志东盟一体化已站在新的起跑线上，成员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越来越走向一体。美国在双边同盟与伙伴关系基础之上打造“混合型”亚太同盟体系，旨在进一步强化美国中心作用，将弱化非同盟和非伙伴国家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东盟中心和美国中心对阵，并呈现两极化倾向。美国深化同盟合作，尤其是与菲律宾等东盟成员国进行战略捆绑，为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设置障碍。菲律宾等作为美国重点扶持的对象，容易从美国中心和同盟战略出发挟持东盟，使其服从于美国亚太战略。美国利用菲律宾等“特洛伊木马”，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强人所难，牵制东盟处理地区事务的独立性，引发东盟对美同盟政策的反弹。在美国首次举行的美国—东盟非正式峰会上，东盟抵制美国压力，拒绝随美国指挥棒起舞，未同意将南海问题写进共同声明。东盟在与美国地位竞争中被矮化，增强了重构中心地位的迫切性，对美国的分外之想进行牵制。

其三，东盟开放主义对冲美国集团主义。东盟成功的经验在于秉持包容、合作的开放精神。东盟“10+1”、“10+3”、“10+6”机制的形成，最大程度包含了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开放性是东盟的生命力和动力源，东盟在“10+X”基础上积极致力于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亚太自贸区（FTAAP），就是这种开放精神的延续。但美国强化同盟自贸协定和军事安全协作，事实上形成了闭合小集团，不利于东盟开放主义进程。美国强推TPP，以所谓的“高标准”拉拢一派、排挤一派，已造成东盟国家内部合作分歧。美国有选择地吸纳部分东盟国家，使东盟在与美国对话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再者，美国深化同盟关系，从安全、意识形态再到贸易合作等领域将亚太国家进行区分，增加地区国家互疑，阻碍东盟与区内国家互动关系，或将引起东盟反弹。

（二）美国国内对同盟政策争议

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就存在对同盟作用利弊的争议。同盟重点论认为，同盟合作应列为美国亚太政策之首，亚太政策应以同盟政策为根基。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前沿部署的重要依托和安全屏障。反过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帮助该地区保持稳定，为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转型提供了重要保证。但持怀疑论者认为，不应高估同盟价值，正是同盟政策使美国在亚太陷入困境。盟国与美国存在利益分歧，甚至存在“绑架”美国的风险。例如，美日是盟友，但日本所为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而如果不对其表示支持，美国信誉就会下降和受损。从同盟条约来说，盟友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日因历史和钓鱼岛等问题弥漫敌对情绪，但美中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冲突。所以，问题不在于中美之间，而在于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部分人还对盟友的忠诚度表示担忧。冷战设计师乔治？凯南曾把美日同盟称为“反常的亲密关系”，建议这种“建立在冲突与痛苦基础上”的关系不宜走得太远、太快，需保持对日警惕。安倍政府在历史和战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暴露了日本经久不去的、复杂的“美国观”，印证了凯南的政治远见。日本远非单维度的亲美立场，安倍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深化美日同盟关系恢复日本荣耀，重获日本在安全事务上的话语权。总之，同盟既是美国增强权力、运用权力的工具，但同时也是美国的负担。

美国亚太同盟政策存在先天缺陷，使美国不得不在中美关系中寻找平衡。以基辛格为代表的战略家认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亚太的相关政策应由此展开。中国从外交战略上宣誓不做地区霸权、不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认为太平洋足够大，能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中国主动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向美国传递善意，不想与美国搞对抗。中国不是原苏联，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关系”，美国对华政策大框架应是“两面下注”，既接触、又防范。但如果美国试图笼络盟国遏制中国崛起，那么先前那些可怕的预言就可能成真。世界上没有“仁慈霸权”，当美国与盟国建立起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力量且专注于一国时，很难让潜在的对手不做出有力反应。中国不是一个必须加以遏制的贪婪扩张主义者，其战略意图至多是不透明的。虽然近年来中国采取了更坚定自信的外交政策，但其本质依然是防御性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不仅成本高且风险大，对于维护美国重大国家利益并不具必要性。因此，美国在遏制中国问题上须保持谨慎。深化与盟友合作是为了打消盟友及伙伴的疑虑，表明美国对军事同盟的承诺负责，但美国要避免被中国误判为是破坏其在该地区利益的遏制战略。部分人士担心，以对抗中国为目标的同盟战略将给美国带来经济上的风险，还可能使美国更难以得到中国在朝核等关键问题上的合作。诸多迹象显示，中国对美国深化亚太同盟网络的认知已发生了重要变化，美国应避免顾此失彼的战略错误。

美国亚太同盟网络不可能永远以目前的形态存续下去，维护美国亚太利益不仅要以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补充，还需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反映本地区其他国家利益的地区框架。未来的亚太秩序将部分地保持旧的秩序，如美国保持与盟友密切关系，还应增加包括中美合作共处等新的内涵。虽然地区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如果美国及其盟国能够意识到这种变化的复杂性，就可以找到一种和平发展的共存方式。中美两国没有哪一国会崩溃，也没有哪一国会退出亚洲。美国应接受一个在亚洲拥有更多权利、更大声望并担负更多责任的崛起的中国，而中国也应承认美国在东亚的深层战略利益，包括美国与亚洲盟国的安全关系。现在关键的挑战是，构建一种可以有效缓解安全困境、有效管控各种危机同时规范各种竞争的地区机制。鉴于此，美国需要在盟国和中国之间寻求一种妥协的制度安排。

（三）盟国对美国同盟政策的“再平衡”

美国力图将同盟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但现实上很难做到，盟国自身的利益偏好使美国亚太同盟政策打折扣。

一是盟国对华利益与同盟利益存在偏差。韩国、澳大利亚、泰国等盟国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在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对中国市场的需求已超过美国。这些国家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视中国为机遇而非直接威胁。即便在某些问题上与中国出现外交摩擦也属正常，双边关系总体健康、稳定并在逐年加深。中国始终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使其对中国的信任增加，双方安全合作和军事交流逐渐扩大。这些国家理解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对其施压，但也试图向美国解释其自身利益与同盟利益的不一致性，在某些问题上甚至不顾美国反对而坚定自己的立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过程中，盟国与美国利益出现偏差，与美国关系一度紧张。韩国、澳大利亚等认为，亚投行将为亚洲创造共同投资和增长机遇，应在其成立阶段加入。而美国则反复对盟国施压，声称不应迁就中国，认为这不是同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打交道的最佳方式。部分西方媒体对此感慨称，盟国追求自身利益而“弃美投中”。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行动中，即便美国财长雅各布˙卢等高官频频对盟国发出警告，称不能让中国增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的计划得逞，澳大利亚、韩国等关键盟友还是出来为中国站台。

二是盟国与美国在地区利益问题上不一致。亚太是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安身立命之所，其地缘政治利益和地缘经济利益与美国不尽一致。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选择问题上，澳大利亚等乐见美国主导的TPP在推动亚太经济合作中发挥接力作用，但美国则过度强调以TPP划线的地缘政治价值。澳大利亚等认为，TPP最终应与RCEP汇合，共同推动建立更大的亚太区域贸易体系，主张将中国纳入TPP进程之中。澳大利亚、韩国均有“中等强国”抱负，力争在地区事务中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发挥独立作用。这些国家在处理地区摩擦问题上与美保持一定距离，并非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在地区利益上挟持盟国而谋一己之私，将引发盟国的不满。盟国地区利益观的形成和走向成熟，将引发这些国家对美认识上的新变化，进而将转化为“去美国化”的政策动力。

四、结语

美国同盟思维根深蒂固，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全球战略重心加速东移，亚太同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深化同盟合作有了新动力。

奥巴马政府深化亚太同盟关系的基本思路不同于其前任：扩充了同盟合作内容，尤其是增加了软领域合作，刚柔并济，扩大了同盟合作弹性空间；强化同盟体系紧密度，将盟友之间横向合作置于优先考虑，同时拓展同盟体系边界，通过自身和盟国的双多边安排的配合，将伙伴国纳入其中，形成隐性同盟关系；通过对盟国让权，打造相对扁平化的同盟体系，让盟国更加深入地介入地区事务，降低同盟运转的成本。奥巴马政府同盟新思维，反映了美国外交哲学中折中主义成分上升，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褪色。美国博采众长，凝聚盟友和伙伴的力量，动员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对盟友取予结合，为其所用。

但是，美国深化亚太同盟关系的政策目标受诸多因素限制而难以轻易实现，包括国内政治对以同盟为中心的亚太政策分歧、盟国及地区国家利益日益多元化、东盟平衡者角色的掣肘等。美国亚太同盟政策固有的缺陷，包括在处理某些敏感问题上被盟国绑架的风险，势必导致美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问题上顾此失彼。

美国深化亚太同盟关系建立在高度意识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上，包含冷战因子。它以阵营划线，不具开放性，有形无形中制造地区国家的隔离和疏远，让地区国家彼此进行战略消耗。面对美国抱残守缺的同盟战略，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以“两手对两手”，化解美国深化同盟关系带来的挑战；继续坚持不懈地做好增强中美互信工作，促其相向而行，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妥善管理同盟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坚决反对美国利用亚太同盟压制中国合理合法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空间；继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睦邻合作，尤其是继续着力强化与东盟关系，共同促使美国参与建设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和经济一体化架构。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代所长，文章转自《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