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状态正引发越来越多的不安和讨论。一方面，正如一些中美专家指出的，两国关系下滑的势头似乎难以遏制，普遍的看法是2016年美总统大选后情况会更糟；另一方面是王缉思、李侃如(Kenneth Liberthal)等描述的中美战略互疑度还在升高，而且涉及的范围还在扩展，其影响更为深刻。笔者早前曾提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就是“一种相互依存不断上升的竞争关系，而“竞争主要体现在“双方需要不断调整在亚太地区的相对地位。近几年的发展表明，中美在亚太的战略竞争日益凸显并且正在固化为常态。

在探讨中美关系这类涉及世界政治全局的问题时，必须要关注中国政策的变化，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战略是一成不变的，以为只要研究美国的政策或揭露美国的阴谋等，就足以为中国面临的复杂局面和中美关系的动荡不宁找到理由和出路。例如，当中美出现矛盾与冲撞时，有评论认为中国崛起导致了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不适应，于是后者对中国产生了敌对情绪，或者说是“嫉妒我们”，这类分析和评论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说世界在“嫉妒美国”是一样的，毫无实际意义。

客观地看，自2009年以来，在亚太地区“竞争”成为中美关系中越来越突出的内容，其主要原因是中国而非美国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观察和判断当下中美相互竞争日益凸显时，除了研究美国的战略，必须要同时关注甚至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决策层的战略思维、利益团体的操作方向乃至主要社会思潮等正在出现的变化。这包括需要对以下两个问题展开讨论：第一，是中国而非美国的政策在发生有可能是战略性的变化，以及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策的那些变化到底有什么含义；第二，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多类利益团体，中央的权威是否仍然大到可以不受其影响地制定和贯彻一项必定是异常复杂的对美政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这对中国的对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将意味着什么？

还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的是，在上述种种内部因素的推动之下，中国的国家目标是不是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战略是否出现了从“和平发展向谋求地区甚至全球领导的方向移动的倾向，不论其是否非常明确并不可逆转？中国决策层到底是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例如，可以具体一些地分析和定义中国人观察外部世界的坐标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是不是在发生变化。当我们认为日本在“右移”、“右倾”时，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社会思潮和公众情绪在向“左移”、“左倾”。

例如近些年来，与国家战略相关的社会思潮正在出现新变化。在专业刊物上，最初是《国际观察》2012年第5期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中国应谋求“霸权”，只不过不能通过与美国对抗的方式实现。也有著名学者表示，中国可以将“与美国平起平坐”确定为目标来调整外交政策。有很多评论这样表达对中国世界地位的乐观判断，即现在世界上解决什么问题都需要中国，出了问题就要倾听中国的意见。发表这类见解不论是基于严肃认真的思考，还是为了迎合听众的激情表达，客观上都表明了一种趋势、一种思潮正在或已经形成。很多人相信国家实力大幅上升并因此有必要根本改变国家战略以及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不应该再“韬光养晦”。这种趋势不可能不冲击到对美政策，中国的国家战略是否被复杂的国内力量牵动，已经到了需要认真对待的程度。

如何分析和界定中国各阶层尤其是决策层对美国的敌意达到的程度，也是一项值得推进的研究课题，这是因为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实在太多，特别是不同的中国人群的认知差异太大。例如，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到“美国亡我之心不死”，简单地说就是把从友好到敌人列成一个光谱，中间不知道有多少种五花八门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而且有些还是自相矛盾的，从中难以找到贯穿的逻辑。在国人认知水平正大幅提升和表达方式正日益多元的今天，不能再一如既往不加论证地断定中国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凝固的坐标，而变动的只是外部世界，中国人只是在心怀善意地做出回应，因为这不符合事实。

对中国而言，保持与美国合作的方针到底是不是战略性的，或者说只是一种策略而已？这个问题需要反复不断地观察、讨论和进一步澄清，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动荡之时。领导中美建交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当时就意识到此问题的复杂和可能导致严峻的后果，所以特别强调谋求与美国合作是战略性的，而具体针对的就是有人说是策略和临时性的。事情的起因是1979年11月23日，一位学者在一次工作性大会上宣讲国际问题，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策略的考虑”即指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的需要。

中美建交后不久，美国即出台《与台湾关系法》，这导致两国关系大幅波动，而中苏“正常化”谈判恰逢此时起步。在此背景下，有关中国对美政策是“策略性的”解读很快在国内外引起关注，尤其是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翌年4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联社驻北京记者时专门谈到中国对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说：“最近有位教授讲，改善中美关系完全是出于策略考虑。这不对。我们历来讲，这是一个战略决策，“这不是从策略上考虑的，而是从战略上考虑的”。六天后，邓小平在会见随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访华的外国记者时再次说明：“中国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他还在涉事单位提交的相关报告上批示说，那个讲话“对美政策一点，引起较大反映，故予澄清”并要求“书记处传阅”。这当然是为了在决策层统一思想。批示中还有“中宣部酌处”一句，意即有必要在宣传中澄清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切含义。

邓小平如此重视那位学者的那个讲话，身体力行地对国内外阐述中美合作的战略含义，表明他认为那种观点不仅是严重的误读和误导，而且很有市场。这被后来(直到今天)的历史反复证明了。

将中国改善和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解释为是策略性的权宜之计有两个历史原因。其一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美国尖锐对抗长达20年，美国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头号敌人。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等决定与美国和解，是因为他认为苏联变成了更直接和更危险的敌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就有必要同美国搞国际“统一战线“。问题是毛泽东此前一段时间一直将推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做如此急剧的政策改变必须有合理的解释。所以，他当时要求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苏联1918年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为例说明如有必要可以“同魔鬼结成暂时的同盟”。于是与美国和解就成了暂时同一个“魔鬼”结盟的“策略”。

另一个原因更为深刻一些，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资本主义是一定要灭亡的，19世纪末出现的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则被论证为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根据这个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美国当然是注定要灭亡的，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中国也没有理由同美国发展“长期的战略性的“关系了。这也是国内对美政策这么多年来分歧不断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政治上历尽沧桑的邓小平在晚年说过，在中国“左”比“右“危害更大，也更难根除。他肯定能体会到将发展与美国合作视为权宜之计的策略这种看法根深蒂固，知道要将中美关系持续推向前进的主要国内障碍。否则他不会如此重视一位学者讲话引发的质疑，在领导层统一认识和在宣传口统一口径，并亲力亲为，反复向外国媒体强调发展与美合作的战略性。后来的发展一再证明，他强调改善与美国关系是“战略决定”与美国合作是战略，不是策略和权宜之计，这是完全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邓小平大力推动中美合作有对毛泽东时代对世界政治认知的继承，即担心苏联发动世界战争或大规模军事入侵中国。中美合作的战略性当时首先就体现为与美国的战略安全合作。不过，邓小平所强调的“长期的、战略性的对美政策并不仅仅是基于战略安全形势，他是将与美合作同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结合在一起思考的，并将建立稳定和积极的中美关系视为实现富强的首要外部条件。

当年邓小平亲自参与中美正常化谈判并下决心与美国建交，在时间上与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开放在时间上是完全同步的。在邓小平的战略思考中，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美关系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他决定与美国发展战略性合作时，未必就预见到后来中美之间会发生如此多的矛盾、冲突甚至危机，但他从来没有动摇，也不允许别人动摇，不论经历多少风雨和挫折都要推向前进。事实上，30多年来中美关系毕竟还是跨越了一个个障碍，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蓬勃迅速地向前发展，如今达到的规模和内容之丰富远远超出当年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中美两国公众和全世界都从中受益匪浅。

另一方面，正常化后的中美关系对于中国外交就是一块战略基石，40年来中美关系出现动荡就会给中国外交带来全局性的不稳定；反之，中美关系如果稳定，中国在应付各种危机和麻烦时就从容得多、回旋余地就大得多。

中美合作还造就了一个全球性奇迹———东亚的持续繁荣。中国当年与美国建交的动力来自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性诉求，不过它也是以另一伟大进程为基本背景的，即经济全球化大潮正漫卷东亚，这里开启了持续繁荣的进程。与贯穿20世纪始终的工业社会增长相伴，资本、生产和贸易中心在冷战时代实现了两次大规模的转移。第一次是从欧洲转到北美，第二次是向东亚大转移，东亚的兴起与繁荣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原因，也是结果。首先是日本的重建取得成功，得益于美国遏制战略，尤其是东亚的两次战争，日本经济出现腾飞，20世纪70年代成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20世纪80年代在地区的投资和援助甚至超过了美国。紧随其后的是所谓东亚“四小龙和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相继兴起，它们都陆续走上了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并随后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与美国、日本等一起，正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东亚。

从历史上看，东亚所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不得不面对美苏冷战这个严峻的外部环境。最突出的是在东亚大陆引发了三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及一些国家长期分裂或内部对立。另一方面，冷战前期持续的大规模战争导致东亚形成了对立的军事集团。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基本结束，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1979年中国决定改革开放不仅导致中国开始同比苏联体系更有生命力的国际体系接轨，而且促成了整个东亚地区(除朝鲜外)整体进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直到今天，东亚成为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三个世界中心之一。

历史一再提醒人们，真理往往没有专家们解释得那么复杂，战略判断的历史根据也不是那么难看明白，只要不选择性失明就是了。中美合作带给中国人的福祉既深刻也简单明了，从器物到精神无所不包，最积极者诸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倡“民主“、“自由“、”公平“、“法治”、“平等“等等，中美两国人民将分享人类共同价值和精神财富。我们自己是一面镜子，当然，中国的身边也有一面反面的镜子。实际上在世界政治的大格局中，中国并没有更好的选择。过去40年如此，今后一个时期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人民福祉，很有必要如实告诉公众中美关系的真实状况以及发展两国合作对中国人生活的巨大的积极影响。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原文发表于《美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