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货币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是社会安全的支柱。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思斯所言，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沒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国际经济表明，“后金融危时期”易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我国存在“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影子銀行风险及产品过剩风险”，四大风险虽依然可控，但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特别是美元強势，将加剧我国金融风险的強度，不能不予以重视，不能不防。现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1、我国外汇储备积累不易，在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较大份额。美元升值使美元贵重起来，可提高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购买力和投资回报率，但美国债收益率上升将导致我国持有的长期债券资产价格相对下跌，使外汇储备“缩水”，而且我国対外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外汇储备正在缩减，因此，我国需要节约、谨慎用汇。与此同时，央行需要算算细账，并做好多种准备，以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对我国的影响：首先是自2008年以来，在美联储量化宽松及超低利率政策影响下，究竟有多少资金流入到我国？其次是在美联储加息后，中美两国将出现利差套利机会，大体上又会有多少资金回流美国？三是在资金趋势性流出的形势下，为应对海外资金隨时兑換离境，在－定时期內，中国央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购买美国国债似应以短期国债为主。

2、加強资本管制，防止资本非正常的外流，同时放宽外资准入门槛，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以留住外资和吸引新投资进入，并大力提高外资使用效率。我国厐大的市场需求对外国投资者依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国既要继续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又要扩大国家和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加速从“靠劳动力赚钱”向“靠资本挣钱”的转变，巨大外汇储备为这－转变提供了可靠的支持和保障。然而，吸引外资抑或到海外投资，都要遵守投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获利性和便现性”。由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因而在改善我国投资环境的同时，亦应要求它们改善投资环境，不要对中国企业投资设置障碍，并加快我国同有关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及投资贸易保护协定谈判的进程。

3、发达国家央行实施的QE是有条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我国存在“降息和降准”空间及通货膨胀尚可控，因而不宣采取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仍可使用常规货币工具。中国“降准与降息”交替使用或同时并举，不同于美日欧国家实施的非常规的量化宽松，不可将此称之为“中国版的QE”。货币政策只能起辅助作用，关键因素依然是调整经济结构，进行结构性改革，把财政赤字削减至可持续的水平，促进投资并提升经济活力，进而创造就业机会，逆转需求不足和通缩态势，增強未来潜在增长预期。

4、在中国央行降息和美联储加息趋势性变化下，中美两国利差逐渐趋窄，我国需要保持存款利率略高于美国的基准利率。美联储步入加息通道后，中国央行对再降息似应谨慎，如继续下调利率，会加剧资本流出。大量文献表明，促进投资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增长或增长预期，而利率只能发挥辅助作用。因此，尽管日本和欧元区继续坚持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瑞典央行将基准利率从负0.25%扩大至负0.35%，但中国央行不应加入“零利率俱乐部”(ZIRP)。如需要再宽松，可以再降准，更为重要的是应着力于“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确保资金从金融体系真正流入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

5、美联储加息及美元強势，使人民币兑欧元、日元、韩元及澳元等非美元汇率，出现了“过度升值”的现象。由于我国经济仍在探底，投资回报率下降，出口增速收缩以及产能过剰等都是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因而人民币缺乏再升值的基础，人民币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微幅贬值，中国央行多次降息，意味着人民币贬值，利于保持我国出口竞争力。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升值约35%，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现已处于合适的均衡水平，IMF宣布人民币汇率已接近公允价值水平，不再视为被低估。然而，美国仍在指责“人民币被低估”，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其目的是利用“人民币被低估”作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工具。汇率涉及国家内政与主权，按市场需求变动，“该贬就贬，该升即升”，不要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承受内外双重压力，但保持人民币稳定依然是我国央行的基本职责。今年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年，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我国在IMF中获得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有利于驱散“货币战”阴霾，减轻周边经济体压力，再次彰显中国是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6、我国经济下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不同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由于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减速，因而对金融改革似应采取慎重、循序渐进的方式，避免出台激进改革措施造成金融体系的震荡。人民币已是世界第五大支付货币，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和储备人民币，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是合情合理的亊，是水到渠成的亊。但有两点需要看到，一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所能使用的SDR少之又少。我国纳入SDR货币篮子，其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二是中国被纳入SDR体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开放资本项目，让人民币资金流越来越自由流动。为此，我们必须要全衡人民币自由进出的利与弊。国际现实反复表明，金融不稳定，经济不稳定，社会就动荡。我国现在还不是金融強国，金融市场存在系统性风险，现出现的股市非理性飙升和狂泻，严重威胁资本市场稳定，其造成的外溢影响超越希腊危机。因此，我国需要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力度，但不必为加入SDR而承诺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开放。日本当年在转型阶段为实现日元国际化，放开了国内金融市场，其后果是日元持续大幅贬值，金融体系因泡沫破裂而长期处于风险之中。在金融危机频发的时代，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积累，因而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开放要吸取日本的深刻教训。政府的底线应该放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扩散，央行必须严守不要让现实陷入系统性的风险，防止发生“金融颜色革命”。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尚刚刚开始，最终实现利率正常化目标需要较长的时间。我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应对工作，把美联储加息的负面溢出效应降低到最低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