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月7日)，是伊核会谈六方(英、德、法、俄、中、美)关于达成全面伊核协议“一推再推”的最后期限。当前，各利益攸关方都在紧密关注伊核谈判的最终结果，都在期待一个可以促进伊核问题和平解决的最终方案。自2013年达成的伊核问题联合行动计划(Joint Plan of Action)，到今年4月的洛桑框架协议，再到今天可能达成的全面伊核协议，可谓一路艰难——各方在制裁与核能力存留方面跨越了巨大的分歧，逐渐靠拢。

美国对伊核协议的达成持支持态度。今年4月，在框架协议达成当天，奥巴马便表示，框架协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实现了美方的“核心目标”。然而，美国的区域盟友对此框架协议却持不同的立场。沙特表示，安全的关键在于是否“尊重睦邻友好关系的准则”，对于达成伊核协议并不看好。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在3月3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公开反对在现有条件下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以方主张，伊朗要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并全面清除所有的核能力，而“任何基于现有框架的伊核协议，都将威胁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在国内，奥巴马政府同样受到各方的压力。一方面，以色列游说团体和亲以人士公开表示反对美国签订该协议；另一方面，共和党国会领导人邀请内塔尼亚胡访美并发表演讲，甚至扬言即便奥巴马政府签署伊核协议，国会也不会让它通过。

为何奥巴马政府在内外多重反对声音下，依然坚持伊核框架协议的签署？副总统拜登拄着拐杖去欧洲，参与并积极推动全面协议的签署，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

一、从全球层面上看，战略再平衡背景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中东问题久拖不决是为牵绊。

08年金融危机后，美欧经济受挫陷入债务危机，全球经济发展乏力，然而亚洲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美欧实力相对衰落的同时，其经济、政治影响力受到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的挑战，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中心从美欧向亚太转移。在此背景下，美国推出了再平衡战略，使得其将战略重心从传统的欧洲和中东东移至亚太，并在全球层面上维持自身的领导力。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美国积极推动TPP的签署，试图深化与亚太国家的经济联动；安全上，美国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巩固与盟国的“辐轴”体系；政治上，美国改善与越南、缅甸、古巴等的关系，同时重申与日本、菲律宾等的盟国关系。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美国的国防开支已经连续5年下降。一方面，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美国无法也不想在中东挑起另一场高消耗的冲突和对抗。而要维护其已相对衰落的霸权，美国选择战略再平衡——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从中东转向全球其他区域。另一方面，美国需要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亚太，伊核问题的悬而不决，使美国无法从中东安心撤离，中东地区的问题久拖不决，将成为美国再平衡战略的牵绊。

二、从地区层面看，平衡逊尼派力量、打击恐怖主义、伊拉克重建等都需要伊朗的合作。

伊朗和沙特是中东的两个大国，二者分数不同教派，相互竞争，其争夺地区领导的局势被形容为中东的“新冷战”。“阿拉伯之春”后，中东什叶派政权受到重挫，逊尼派在地区内迅速崛起，却打破了教派间原有的平衡。尽管沙特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却不希望逊尼派的沙特在中东一家独大。

其次，阿拉伯之春后，逊尼派恐怖组织ISIL的突然坐大和不断攻城略地，也使得美国越发忌惮沙特影响力的扩张，需要什叶派力量来平衡不断壮大的逊尼派，这就包括什叶派占主导的伊朗和伊拉克。尽管伊朗的伊斯兰政权不受美国欢迎，但伊朗却是地区内相对较为稳定的国家，对逊尼派ISIL的壮大也持反对立场。所以，从打击恐怖主义的角度上，美国有同伊朗合作的空间。

另外，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之后，阿伊两国即将展开国内建设，这也需要伊朗扮演积极角色：伊朗的什叶派力量对伊拉克国内什叶派有着重要影响，美国不希望在自己撤军后伊拉克陷入动乱；另一方面，在外部安全上，伊朗的克制也会为伊拉克的国内建设、为打击伊拉克境内恐怖势力提供较和平的外部环境。如果伊朗采取敌对态度甚至冒险行为，已经在打击ISIL中陷入困境的伊拉克政府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三、从领导人层面看，奥巴马采取了与新保守主义不同的外交政策。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巴马上任伊始，便采取了与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政府截然不同的中东政策，试图展现对穆斯林世界的友好，对伊朗则从遏制、制裁到接触。在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奥巴马更加积极地推动与伊朗关系的改善，并于2013年底作为六方会谈的一员与伊朗签署“联合行动计划”，为伊核问题的进一步谈判奠定基础。在对伊政策上，奥巴马与前任布什的新保守主义不同，更加倾向与自由制度主义，采用多边机制解决国际问题。此轮伊核谈判，是奥巴马伊朗政策的延续。

并且，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在医保法案上经历了与共和党的长期拉锯，财政问题依旧严重，加之近来不断上升的族群冲突，总的来说，国内方面奥巴马政府乏善可陈。即将在2017年卸任的奥巴马要在仅剩的任期内为自己留下“政治遗产”，就只有从外交着手了。事实上，奥巴马一直试图提高自己在外交方面的成绩：在反恐上，暗杀了基地头目本·拉登，打击新生的ISIL；其次，与古巴、缅甸等国缓和关系，开创了新的局面。然而，在叙利亚、乌克兰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没有获得加分，因此，需要新的外交亮点。如果协议达成并得到执行，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10年，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这无疑会是奥巴马政府的一个“政治遗产”。

综上所述，此轮伊核协议是多方面因素推动的结果。在上述三个层次的因素当中，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应当是全球层面的战略考量，即：在美国权势相对衰弱的背景下，美国不得不选择战略调整，避免过度消耗，并将自身相对有限的实力放在更具潜力的地方和议题上。这是美国制定任何政策的出发点。

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是与伊朗关系缓和的一个步骤；而与伊朗关系的缓和，只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一个侧面。地区层面，也显示了美国是务实主义者，且在中东扮演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并且，美国也并非全为了其盟国以色列考虑。当以色列的诉求与美国自身利益相左时，美国当然以自身利益为重；一旦协议达成，美国可以通过军售、美以军事合作来修补与以色列的关系。尽管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动作用，但在选举社会，任何领导人都很难为了个人名声而挟持国家利益，尤其是在美国战略调整的当下，奥巴马不惜触怒国内强大的亲以集团，推动该协议的进展，更多的是出于国家战略选择。

所以，尽管从6月30日到7月7日，全面伊核协议被一推再推，其最终签署对美伊都是会有利的。尽管国内有反对声音，奥巴马仍全力以赴地参与伊核协议的达成，并说服国内这“是个好协议”。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能在第二次总统竞选中胜出的原因，其对手罗姆尼过度激进和扩张的对外政策主张，与想要关注国内经济发展的美国人并不吻合。中东也仍会是美国重要的战略关注，只是在解决例如伊核问题等方面，美国不愿通过单边主义的高成本途径。一方面，美国要保持自己的正收益，另一方面，美国不愿付出过多，正如其在应对乌克兰事件、打击ISIL等表现出的那样。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人员，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