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24日，第七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闭幕的同时，美国国会最终通过“快速通关授权”，这意味着此前处于停滞状态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在近期达成谈判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此次中美对话也没有聚焦人们预想的海洋和安全问题，而更多侧重经济问题，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并不在于军事，而在于经济。

人们在观察中美关系的时候往往容易把焦点放在军事安全上的战略竞争，很多人把中美关系比作“修昔底德陷阱”，强调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军事战略对抗的不可避免性。

首先，中美之间的确存在军事安全战略竞争，但是这种竞争高度集中在东亚地区，而不是全球范围。除了东亚以外，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尽管美国的霸权有时候制造出不少新的问题，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了世界上很多冲突的发生，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不必分心由于其他地区的安全妨碍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次，中美在亚洲的军事安全竞争是有限的而非全面竞争。从中国角度来说，希望改变的是美国在战后在本地区建立的“旧金山体制”不合理的部分，例如美国以双边方式将钓鱼岛管辖权授予日本，在西太平洋享有绝对的军事自由，但是中国并没有将美国从西太平洋赶出去的计划。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处于关键时期，不可能出现有些媒体评论所说的有意图地挑起国际事端，这不符合逻辑。尽管有些中国专家提出建立中国在亚洲的同盟网络，但是这将会导致中美冷战，这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所以中美在东亚出现全面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竞争不大可能。

第三，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会主要体现在地缘经济（geo-economics）竞争。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构想，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建设等，实际上挑战了战后美国完全主导的经济秩序，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在内最终也会选择加入。如果中美地缘经济竞争继续的话，亚洲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的选择。然而我们也不能夸大中国的意图和能力，这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的目的是促使美国转变态度，接纳一个日益发展的中国的利益和地位。

中国最大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呢？不是钓鱼岛也不是南中国海，而是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顺利实现两个百年，确保这个核心利益实现靠什么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但是改革30多年来容易改的基本上已经改了，剩下来的都是深水区，硬骨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仅仅依靠内部的压力对于促进改革变得越来越乏力，这就需要有外部的压力和竞争提供新的动力推动改革继续。开放是为了改革，改革是为了实现核心利益，这个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国内阻力威胁中美各自实现核心利益

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在此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说，中国方面共有13位部长，40位副部级官员到华盛顿与会，这样的阵容几乎等于把大半个中国的内阁搬到了美国办公。对话的成果同样很明显，美国财长雅各布·卢说，中国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已经从2009年首次会谈时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降到了2014年的2%。此次会谈中，中国承诺仅仅在出现市场条件混乱时才进行汇率干预，这相当于在汇率形成机制上出现接近事实际的市场运作方式。雅各布·卢还说中国承诺利率自由化，资本市场开放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准入方面采取最后的步骤。

中国在1993年首次提出人民币在经常和资本项目上可兑换的目标，经常项目的开放通过2001年的“入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之前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改革已经基本已经实现，但资本市场涉及到国内太多的既得利益而进展缓慢。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后的基础设施建设，让国有金融部门更加壮大，却使得改革越来越难。但是，近年来，在外国投资中国金融市场和中国在海外投资上，中国方面作了很多的改革，例如2014年11月开始的“沪港通”，允许外国投资者不需要批准购买上海的股票，2015年5月，央行对于32家国际投资家开放了国内的债券市场。

这些变化当然主要是中国自主改革的结果，但是同美国对人民币改革的不断地敦促分不开，这不是单纯有利于美国的事情，也是中国想做，但是单靠国内的压力改不动的事情，内外相加才能更加有力地推动改革。

那么，美国的核心利益何在呢？美国的核心利益也不会是南中国海或者网络安全，而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来看，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被中国或者其他对手取代，而是在于如何以新的方式发挥全球领导力。正如约瑟夫·奈所说，我们进入了后美国时代，美国的全球经济份额会减少，美国不再那么地至高无上，但是并不等于不需要美国的领导力。

然而妨碍美国“与时俱进”地发挥全球领导力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恰恰是美国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机制已经越来越反映不出力量变化的国际现实，但是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对国际机制改革，这是导致新兴大国建立新的多边机制的重要动因，这样下去不仅原有的机制会失去威信，还会让全球机制日益的碎片化，结果不仅不能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相反损伤美国的领导力。

此次战略经济对话上，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发言中坦率地说中国让我们清醒，我们在20世纪有点太舒服了。这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亚投行等行动所说的，原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美国搞砸了，哈佛大学原校长萨默斯批评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最大错误，佐利克批评美国拒绝中国是战略失误。那么为什么美国那么多人希望改革这些全球治理机制，但是多年来进展缓慢呢？2015年6月初，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直接批评国会在2010年否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转移6%的配额和投票权给新兴国家，是导致中国另起炉灶的罪魁祸首。

同样，TPP谈判停滞主要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停滞的结果，《金融时报》援引新西兰贸易部长格罗泽的话，美国国会的不作为将可能重蹈WTO谈判14年没有进展的复辙。换句话说，美国国内政治利益的斗争已经阻碍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进程，国内政治停滞侵蚀着美国全球领导力。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太平洋自由贸易区，以及去年同澳大利亚以及最近同韩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FTA）都对美国产生了竞争压力。拜登在会上承认，一些全球机制包括IMF需要改革以反映世界的现实，中国必须参与任何的全球规则制定。6月24日，美国国会最终通过总统的贸易协定谈判的特别授权，这些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外压估计都很难实现。

从竞争促进国内改革到经济外交的融合

从美国来说，推动TPP的核心目的不在于政府一直在说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美国经济已经是高度依赖服务业，贸易自由化推动制造业出口带来就业增加的传统思维已经过时。《金融时报》报道，1979年6月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达到高峰为1960万人，到今年5月降至1230万人，大约是劳动人口的9%，相对应的是美国人在教育和卫生行业的就业，从670万增加到了2200万。由于技术进步，每10亿美元的美国出口在2014年仅创造5796个就业机会，而五年前则为7117人。对于美国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为21世纪贸易投资制定全球规则。

另一方面，中国在自贸协定方面，则正从原来的缔结伙伴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经济体。6月1日，中韩正式签署了FTA，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是去年秋天同澳大利亚以来第二例，中国同发达经济体的FTA可以看成是为中国倡导的以东盟（亚细安）加中日韩印澳新六国为基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战略准备。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TPP和RCEP很可能出现成员国日益重叠，最终逐步走向融合实现亚太自贸区。

所以中美地缘经济竞争并非零和游戏，双方的让步和承诺并不是谁吃掉谁的问题，而主要是引入竞争倒逼各自国内的改革，不仅可能成为健康的有责任的竞争，而且有利于中美实现各自的核心利益以及为地区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有效的框架。

（作者为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文章转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