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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邃:国际形势让人想起李光耀
发表时间:2015-06-29 15:48 来源:国际网
目前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缺失,其要害恰恰在于对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格格不入。中美之间最需要的是政治互信,而互信的核心则是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李光耀是全球少有的敢于公开肯定中国模式或者公开为中国辩护的重要政治人物,而且没有人有资格能够反驳他,抚今追昔,这让人们在一系列问题上想起李光耀。

当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刚落幕的中国和美国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都让人联想起过世百日、被习近平主席称作“先贤”的李光耀先生。

其一,在中国政治体制问题上让人想起李光耀。他曾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方式,绝不可能发展为一个西方概念下的民主国家。他说,中国会小心、逐步地进行改革,包括党内民主。他认同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泰纳(1828-1893)在其著作《现代法国的起源》中所说,适宜一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形态,是由民族的性格和历史决定的。新加坡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本身就是这么做的。李光耀曾经批评西方说,“如果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李光耀“将心比心”,认为中国现在的首要选择,中国人民最重要的首项选择是国家复兴。中国有自己5000年来的文化与历史,相信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会尝试所有一切的方法,但绝对不会尝试一人一票多党制的民主制度。他甚至说,中国民众教育普遍比较低落,民粹主义相当强烈,一旦中国成为民主体制的国家,中国的经济会崩溃。当美国等西方国家借1989年“六四风波”制裁中国时,他却站出来力挺中国,说“此类举措与人权问题无关,是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

坦言之,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缺失,要害恰恰在于对中国根据本国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格格不入。中美之间最需要的是政治互信,而互信的核心则是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发展模式与道路选择。此次刚落幕的中国和美国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了为双边稳定护航的大量成果。但愿在此基础上,今后能增强互信,减少波折。

舆论界较普遍认为,李光耀是全球少有的敢于公开肯定中国模式或者公开为中国辩护的重要政治人物,而且没有人有资格能够反驳他。

其二,在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问题上让人想起李光耀。他特意指出,中国为了强调本身的发展是遵循一条和平的道路,特地将“和平崛起”的口号改为“和平发展”。他说过,中国仍然有机会维持两位数字的增长,因为中国从出口到转为内需经济模式,这个机会仍然很高。因为中国过去太重视出口,关于内需的部分,基点非常的低,中国转型成内需市场的几率,还是相当的高。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增强。由美国金融业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但重创了美国经济实体,也因为殃及世界各国,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而世界其他新经济体的崛起,如中国、印度、巴西,都意味着国际大格局将发生重大调整。

他预言,中国将最终在GDP会超越美国,但又尖刻地指出“中国的创新能力可能永远比不上美国,因为中国的文化本来就不容许思想和意见自由的交流”。这个说法显然存在片面性,但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惕。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西方有的媒体将中国和平发展取得成说成是“中国威胁”时,李光耀秉持公正立场予以驳斥。2007年12月他在著名财经杂志Forbes Asia上发表的时评专栏中,指出世界对中印两国的不同态度,他质问道,如果目前是印度的发展领先于中国,欧美国家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支援中国?“我对此相当怀疑。他们对‘黄祸’仍存有恐惧。”他认为,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会继续“低调地”强大起来,使影响力提升,但必要时也会展现力量。

其三,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让人想起李光耀。他认为中美关系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竞争,竞争是必然的、纠纷却不是。如果美国要维持在太平洋地区的超级强国地位,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显然是关键中的关键。他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不但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日益赢得亚太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友谊和信任。

针对很多人认为美国重返亚洲是要防堵中国,他说当今美中关系和过去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中美之间并非冷战关系,并不是当时跟苏联的一种零和游戏的关系。中国本身也不是苏联,因为中国过去苦了这么多个世纪,中国志在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在改变世界。说美国人不该把中国当敌人,也不该把冷战的思维从苏联转到中国身上。

李光耀也讲过一些引起争议的话。如说当今中国已崛起为亚洲无可匹敌的力量,美国应当维持亚洲地区的平衡。如果美国没有意识到亚太地区是未来的经济活动中心而失去了在这里的经济优势或是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力,它就会失去其世界范围的领导地位。这些话似有充当美国谋士之嫌,但从新加坡角度来看,其实也不难理解。

其四,在一些国际问题判断上让人想起李光耀。关于日本与中日关系,他曾预言日本正在慢慢“走向平庸”,早在1996年就预测中国经济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还说过,在日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于15至20年后掌权时,日本中断与美国盟约而自行发展军力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如今安倍推动集体自卫权意在让日本脱离和平宪法,与李光耀的预言不无吻合之处。

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他认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分歧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式民主国家的分歧,也不是西方与东方的分歧,而是伊斯兰恐怖分子与美国、以色列及其仆从者的分歧,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与非极端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斗争。伊斯兰教的激进思潮之所以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全球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那些不太成功的民族被边缘化,他们缺乏安全感,感觉自己被世界疏远了。而且由于全球化主要由美国主导和推动,所以激进分子就把美国视为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大威胁,此外,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也加剧了他们对美国的仇视情绪。但即便中东问题得以解决,伊斯兰世界的恐怖主义还会继续存在。这些见解确有独到之处,相当精辟。

关于台湾,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两岸首次汪辜会谈,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器的“九二共识”。他曾对李登辉说:“美国人不可靠,台湾不应该相信美国保护”。当被问到“台湾调查显示,支持独立比要统一的人更多”时,李光耀直言这毫无意义: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对美国则不是。假如台海出现战事,“即使中国在第一战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打,直到胜利”。

关于香港,他认为他对新加坡反对派的看法跟对香港年轻人的看法差不多。说那些人没有生于动荡因而不理解为什么要纪律严明,他们不是英国人而做着英国梦,想要改变却不知道要变到哪里去。真正靠谱有为的年轻人,是关注新技术、新产业这些真正改变世界力量的人,而不是上街闹革命的人。

当今美国与古巴改善关系,这也让人联想起李光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今年3月23日李光耀逝世当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称:“二战以后反殖民的独立国家,他可能是最后一位政治强人了,跟他同辈的伟大政治人物,他是最后一位了,再也没有了。”此说或许有失偏颇。应该说还有一位,那就是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

其五,在回顾世界著名政治家时让人想起李光耀。他是一位透明度很强的政治家,国际上对他的争议甚少,尽管评论他的角度有所差异。

李光耀之所以能创造新加坡经济持续繁荣、政局历久稳定、社会秩序井然与外部环境和顺的奇迹,一方面由于他有高超的治国才能,国家独立后并没有全盘沿袭宗主国的制度,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独具特色的新加坡道路;另一方面在于他应对复杂国际关系的非凡智慧,能够时时处处把握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原则,在西方的世界跟亚洲的世界、东西的世界跟中国的世界中求取平衡,在大国夹缝中左右逢源。

李光耀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善于运用辩证法,不走极端。所以撒切尔夫人曾赞赏说:“我观察这个人几十年,他的预言从来就没有错过”。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新加坡国家虽小,却因李光耀这样的大政治家而辉耀世界。他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也正如毛泽东常说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李光耀一生的成就与弱点,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借鉴。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际自然和社会科学院院士)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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