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缅甸对中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缅甸政府的国内政治考量上面。通过分析其国内的政治因素，笔者认为与主流观点相反，缅甸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地缘政治考量影响的程度有限，其国内政治考量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

大多数学者和政治评论家都认为缅甸对华外交政策（1988—2012年）主要由地缘政治考量推动，也就是控制国际制裁的影响，在联合国中接受中国的保护，阻止美国对缅甸实施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努力克服夹在中印两国之间的脆弱地位。但是，其他学者，尤其是约根·哈克对这种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强调国内政治因素才是塑造缅中关系的关键。本文试图介入这种争论，对单纯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缅甸对华外交政策的倾向提出了质疑。本文认为，一系列明显的国内政治策略对塑造缅甸对华外交政策发挥的影响更大，即促进民族团结和挫败依旧在缅甸边境挑战国家权威的地方武装叛乱组织。

全球地缘政治考量对缅甸对华外交关系的影响

学术分析和政治评论一般认为，缅甸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可从地缘政治角度得到最好的解释。这已经在对缅甸的国际关系学术分析和大量媒体报道文章中体现出来，尤其是约翰·马立克（1998）、雷诺·埃格勒托（2003）、伊安·斯多瑞（2011）和丁貌貌丹（2003）的学术著作。他们认为，这种国际关系分析方法能够解释缅甸为何在1988年至2008年间与中国保持密切的政经关系，并能解释缅甸又为何在过去4年中试图疏远与中国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但是，声称缅甸对华外交政策建立在全球地缘政治考量基础之上的观点具有较大的误导性。这是因为它完全侧重于外部认知，而非对缅甸内部现实的深入了解，因而忽视了决定1988年以来缅甸对华政策的基本因素。缅中关系的地缘政治解释几乎完全以国际关系的简单分析为基础，试图将缅甸放在具有新闻轰动效应的美中两国全球对抗的中心。“美中大博弈”的概念对外部人士认识缅中关系形成了误导。不仅如此，对“中国式非洲”（是指中国支配非洲资源的企图）的新闻报道过分简单化地将缅甸力指为下一个在中国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战略下痛苦挣扎的国家，进一步强化了缅甸内部部分人士需要改变外交政策并与中国建立一种新型关系的想法，以求使缅甸能够避免成为中国的另一个附庸国并在国际舞台上保持自主权。

由于外交学者难以同时也不愿意深入缅甸国内开展研究，上述论点很少会受到质疑。对缅中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需要具备两个因素：第一，侧重于在该国内部进行研究，而非依赖外部媒体；第二，需要分析为缅甸对外关系提供持续性支撑的国内政治考虑因素。通过这些方法，本文认为缅甸对华外交政策实际上可以从了解缅甸1988年以来持续推行的国内政治战略方面得到更为全面的解释。

支撑1988—2012年缅甸对华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战略

1988年出现抗议活动之后，缅甸政府的统治无疑受到了自独立以来的最大威胁；政府同时受到该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叛乱组织的挑战，政治动荡蔓延到所有主要城市。此外，奈温将军的“缅式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导致该国的经济崩溃。因此，尽管西方的愤怒是令其担忧的原因之一，但是缅甸政府的主要焦点更多是根植于国内的政治考量，即如何巩固经济和战胜国内的反对者。

因此，1988年以来缅甸的外交活动始终建立在保持国内政治安全的核心原则和政府强化领土控制的决心之上。这些国内政治考虑因素由三项核心原则支撑：（1）民族团结至上；（2）国家主权永存；（3）创造一个拒绝任何形式区域自治的单一制主权国家。实际上，这三大目标已成为政府多年的使命宣言，并在政府控制的缅甸大报《缅甸新光报》（New Light of Myanmar）头版予以明确昭示。这些国内政治策略对该国对华外交政策发挥的影响远远超过地缘政治考量。

民族团结至上

由于民主运动和边境地区持续存在叛乱活动，民族团结至上对1988—2012年间的缅甸政府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大量武装组织持续在边境地区为大联邦体制和地方政治自治而斗争，而政府将这两种运动都看作是对“民族团结”的威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不容忍多样化，而是主张在一个强力政府下创造单一的文化认同。前国家元首奈温将军的著名格言可以对这种政策做出精确的概括：“一种血脉，一个国家，一种声音。”

从很多方面来看，民族团结至上考虑的原则一直左右着1988—2012年间的缅甸对华外交政策。首先，在某种程度上，缅甸政府希望维护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是因为相信这将能确保中国不再支持其边境地区的叛乱组织。鉴于中国有支持缅共的历史，同时由于两国数十年的融合和边境贸易，很多叛乱组织（例如佤邦联合军）都与云南省保持着密切的语言和文化关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这种策略看起来是成功的，缅甸政府能够获得中国的支持可能是缅甸很多叛乱组织在1990年代决定与政府签署停火协议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意识到未来将不能从中国获得武器或资金支持。

但是，2000年代中期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打破了缅甸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与其政府尝试缔造民族团结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这有助于解释缅甸为何自2008年起开始疏远与中国的关系。首先，缅甸社会对中国人在商业领域和少数民族邦占据的明显优势日益不安。很多比较贫穷的社区对不断增长的中国富商群体心怀怨恨，尤其是在曼德勒和仰光，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中国商人是通过无情攫取缅甸的资源致富的。因此，缅中关系开始失去其“效用”，成为社会紧张和动荡的源头，而非政府能够藉以制服仍在国内少数民族邦对抗缅甸军队的武装组织的基石。

其次，中国投入巨资的密松大坝项目成为破坏民族团结的威胁，因为它无意中创造出一个反政府统一战线，将认为政府以牺牲伊洛瓦底江为代价换取短期利益的昂山素季、民主运动支持者、少数民族反对派和环保主义者都团结到一起。从在仰光对中国大使和参与该项目的中国公司的访谈中所获得的信息来看，政府叫停大坝项目看起来是一种民粹主义决定，清楚地表明政府继续优先考虑民族团结和国内稳定，而不会顾虑它将对缅中关系造成何种影响。

主权永存

主权永存在缅甸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中一直处于核心位置。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缅甸在历史上是英国的殖民地，同时因为它还夹在中印两国之间的脆弱位置。数十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导致人们非常厌恶散发着“新殖民主义政治”气息的任何东西，在军政府内部形成了一种“近乎于偏执的围城心态”。缅甸历届政府已经将不干涉其内政视为缅甸经济和发展利益的根本，因为主权永存要求“缅甸与邻国的外交关系要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缅甸是“所有国家的朋友，但不是任何国家的盟国”的声明正是这种情况的缩影。

在1988年的民主抗议活动之后，缅甸政府的统治无疑面临着自国家独立以来最大威胁；由于软禁昂山素季和拒绝承认1990年的选举结果，其政府面临着来自西方的持续性制裁，而奈温将军“缅式社会主义道路”失败也导致该国的经济几乎崩溃，这种形势在欧盟和美国对缅甸实行制裁以后变得更为危险。到1990年代初，缅甸已接近于破产，并且担心国内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抗议活动。

强化政府统治的决心始终左右着1998年以来缅甸的对华外交政策。19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为缅甸提供了宝贵的支持，当时缅甸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和作用非常小。这在1990年和2007年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中国在1990年首次阻止了联合国就缅甸人权状况形成决议的尝试，在2007年又再次否决了批评缅甸人权记录的决议。对中国而言，能够有效地获取缅甸的资源对推动中国持续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有利，而对缅甸政府而言，出售自然资源为其创造了生死攸关的外汇来源，使政府能够重建自己的财政。因此，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内，中国和缅甸的利益比较一致，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为缅甸政府当时强化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努力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但是，这种互补性关系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变化，原因是缅甸政府开始担心其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依赖性，已开始威胁到了其主权。美国决定“充分利用缅甸慢慢疏远与中国关系”，则为缅甸通过对美外交来平衡中国影响力并借此强化国内统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机会。这种策略可从一份泄露的秘密档案中看到一丝端倪，缅甸政府当时要求采用“一种平衡的方式”，尽可能创造一个“美国和中国的竞争舞台”。当缅甸意识到中国日益成为国家主权的威胁而非有用的保护者时，它对“不惜任何代价抵消中国影响力”没有感到任何不安。因此，一系列特定外部因素表明，最能保持缅甸主权永存的方式是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与中国走得更密切，而在过去5年中则开始疏远中国，向美国靠拢，实现“平衡中立”。

反对国家分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

建立一个拒绝任何形式区域自治的单一制国家是缅甸的第三个国内政治考量因素，对其1988年以来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对国家分裂的担忧来自于少数民族叛乱组织反抗中央政府并试图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历史。尽管有很多少数民族叛乱组织已将完全脱离的诉求更改为大联邦制的诉求，但是政府依旧把任何形式的妥协都看作是可能会导致国家分崩离析的软弱象征。缅甸拥有悠久的君主统治历史，在阿奴律陀（1044—1078）、莽应龙（1551—1581）和雍笈牙（1751—1760）等明君英主身上，都体现了“一个原本自然走向分裂的国家在英雄行为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的故事”。目前的缅甸领导人依旧受到这些观念影响，无论是否获得国内的大部分支持。

以不分裂国家为首要目标的做法对缅甸1988—2008年间的对华外交政策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当时政府认为与中国保持战略性关系将能够排除中国进一步资助叛乱组织的可能。军政府对中国与佤邦联合军（UWSA）和克钦独立组织（KIO）的关系抱有疑虑，认为加强外交关系将有助于阻止中国对叛乱者的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与中国不断增长的边境贸易有助于创造“停火资本主义”（cease-fire capitalism），使政府能够通过边境贸易活动确保控制那些政府统治依旧受到少数民族反对组织挑战的地区。通过将中国资金引入拥有丰富资源的高山地区，国家能够建立与军队和私营企业的合作关系。在历史上，缅甸政府对这些高山地区的控制非常薄弱，对土地和资源的占有竞争激烈。通过这些合作关系，国内企业和外国公司就会谋求强化中央政府在高山地区的控制能力，并将之视为保护它们自身利益最可行的方式（例如确保它们的土地使用权得到保护）。缅甸政府与外国公司（大部分是中国公司）的联系为将国家的法理主权转化为实际控制权提供了帮助。

此外，中国与少数民族邦及中央政府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使其能够成为减少地区冲突的有效调停者。中国被视为少数民族邦手中一种非常有用的讨价还价的工具，在和平谈判中是一个“确保紧张形势不会失控的重要因素”。

但是，到2000年代中期，中国对满足缅甸政府建立单一制国家的诉求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逐步削弱，这为分析缅甸为何从2008年起逐步重新界定与中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是中国与缅中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组织的关系逐步恶化。很多少数民族组织的领导人感觉他们在最近已经被中国“背叛或抛弃”，因为中国试图通过牺牲与这些地区组织的历史关系来保护自己的边境安全和更大的商业利益。武装组织日益将自己看做是“中国与军政府游戏的马前卒”，这使中国作为调停者和中间人的角色变得不再那么有用。由于投资对本地社区、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造成的伤害，中国在少数民族邦的声望也有所恶化。在意识到少数民族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之后，缅甸政府开始将中国作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力图借此团结少数民族邦。由于中国日益被看作是“缅甸很多病症的根源”，军事政权开始采取反击性的外交行动，表现最突出的就叫停密松大坝项目。

因此，尽管中国有助于实现缅甸国内的政治目标，但是随着与少数民族邦的紧张形势升温，再加上由于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而引发的冲突（尤其是克钦邦再次陷入内战），使目前的中国似乎日益成为政府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政治策略的一个障碍。

结语

总而言之，缅甸对华外交政策受国际地缘政治考量影响的程度明显有限。地缘政治解释未能正确认识依旧对缅甸与周边大国关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缅甸国内核心政治考量。过去24年中，缅甸的首要政治策略一直由政府优先考虑的意识形态承诺（常常是强制性的）所决定，即促进民族团结、保持主权永存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单一制国家。在整个1990年代和21世纪初，缅甸政府认为与中国建立密切的关系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但是，到2000年代中期，缅甸政府开始认为与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日益不利于自己的主权统治，由此开始认为通过一种更为平衡的政策，逐步疏远与中国的关系，同时通过重新接触西方来平衡这些关系，来追求这些国内政治目标。这种分析为了解缅甸可能会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强烈地暗示缅甸谨慎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政策将继续围绕着自己国内的政治目标而进行。

（作者为哈佛大学学生，文章转自察哈尔学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