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要介绍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包括理论界、学术界的困惑。

中国崛起不易

本月初，习主席密集访问欧洲各国，并向欧洲领导人和民众反复解释中国的国家特性、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试图让世界理解一个变化的中国。他谈到历史上的中国、近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展的中国，也谈到了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愿意为世界做贡献的中国。之所以如此劳神费心地解释和介绍中国的状况，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面临挑战，历史上其他国家很少遇到过。

这种挑战的性质在于，世界上多数的崛起大国，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历史上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都没有避开“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逻辑。现在，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能否走出独特的、不同于世界其他大国的崛起道路。目前的周边摩擦，包括中日之间、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编者注：声索国，指声明索取某地区领土主权的国家。南海声索国目前有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之间，中印之间，总体上都被视为对各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反应。

一些观察者认为，安倍政权与右翼势力试图挑衅中国、东南亚某些国家与美国联手遏制中国、印度试图压住中国一头，等等。这些观察未必没有道理。

在我看来，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崛起本身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与外交板块发生剧烈变动，世界是否接受“和平崛起”的承诺，还存在不确定性。

在国际范围内，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崛起，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的。不只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国，我去过很多拉美、非洲中小国家，也感受到它们将中国视为一个变数。

可以说，中国目前体量巨大，在安全领域是核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费大国，也是全球很多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发言者；在经济领域，目前对于全世界接近三分之二的国家，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消费国、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崛起能否走出“国强必乱”的历史循环，构成中国外交面临的一种结构性张力。

另一方面，习主席指出，现在既是中国高速发展的机遇期，同时也是特殊脆弱期，是一个矛盾集中涌现的危机期。

上世纪60-70年代，哈佛大学一个关于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的课题组对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进行研究，进而得出这一结论。他们还发现，恐怖袭击、社会抗争、军事政变等不稳定因素，大部分也是发生在快速变动的国家。现在看来，中国恰恰处于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历史遗产与陈旧观念，在面对新兴社会和年轻一代时，不断发生急剧冲突。

在1990年代的一次交谈中，王沪宁提到的一个观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当时从上海来到北京之后，开始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超大社会的特殊治理方略。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存在，既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也有极端落后、封闭的区域，治理难度很大。

例如，现在国内普遍还觉得中国很穷，国际上却认为中国已经是比较富裕的国家；国内有声音认为不应该为全球提供那么多的公共物品，但国际上，不论是老挝、新加坡，还是遥远的北欧国家，普遍觉得中国不能只重视贸易、资源、现实利益，还应该做出更多国际贡献，真正展示和平崛起的功效、善意、好处；国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太软，不敢像普京那样出手，经常是迁就，但在国际层面，自2008年以来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变得比较强硬和武断，在气候问题、大国博弈、周边海洋争端、全球话语权等方面莫不如此。这一结构性反差非常大，包括民族主义、民族问题、政治改革等，对领导层的外交谋划构成重要挑战。

可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不进则退。很有可能在未来10-20年，中国顺利度过这段敏感复杂的时期，跨过初等发达国家门槛，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万美元左右，至建国100周年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如果这一过程顺利推进，中国实际上将成为GDP第一的大国。但历史证明，很多大国在崛起至一定时期，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困难和冲突，很多国家开始反感和抵制，出现各种动荡与内外纷争，包括贸易、主权、民生等。国内民族矛盾凸显，地区差距扩大，政治改革缓慢，与经济进步的差距无法弥合，可能出现大面积失业、社会停滞、年轻一代不愿留在国内、各种棘手矛盾让国人顾此失彼，疲于应付。这两种前景都应该考虑在内。

中国外交不适应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

面对迅速扩展的海外利益、走向全球的国民群体，如何有效实施保护？目前中国外交领导层和军方对此感到困惑，缺少长远的“大战略”。

领事保护任务已经占据外交部编制和人员的最大份额。王毅部长直言，现在“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已经不堪重负。“小马”是指外交编制、体制、人员、资金等，“大车”则是指中国每年走出去的国民，过去一年不到1万人，现在一年要1个亿，每年还要新增1000万。大部分出国群体是普通民众，包括留学生、务工人员、经商者、探亲人员、以及大量的游客。中国人正在以世界其他民族都没有过的高涨热情，开始向世界进发。

我们的问题不再是如何自绝于世界，而是如何自立于世界，不仅要让国民高兴出去，平安归来，还要考虑遍布全球的利益及保护问题。现在中国在全球有几万亿美元的资产，在美国有1万多亿美元的债券，在非洲、中东有大量的油田矿井，大量资产需要规避风险，保值增值。

中国在海外的各种运输线，海上通道等，发展速度在全世界也是最快的，但中国的远洋军事投送力量、海上保护力量、领事工作，都存在某种脱节与不到位问题。美国在全球有七百多个军事基地，11个航母编队，能够在世界任何地点24小时投入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刚刚跨出近海，尝试走向大洋，参与索马里护航、远洋训练，整体而言只是一个开始。

当然中国的外交领事保护水平也存在差距。一般而言，越是发达的社会，律师、医生、教授、外交官越多。中国在世界大国之中，可以说是外交官最少的国家。我在完成外交部课题时，经过30多个国家的情况调研，发现中国外交的经费和人员相对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是世界上比例最小的，外交经费占GDP的比重也是最低的。2011年利比亚撤侨，中央考虑到外交部门的困境，增加了500个编制，此后一直保持不变，现在一共只有6000人，在世界范围内属于规模最小、最省钱的外交部。相比而言，美国外交官数量三倍于中国，投入资金也高出很多倍。我们距离合理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修路、开矿、开发油气资源，最近这些年走向世界的务工人员每年有数百万。但是，也出现一些令人焦虑的现象。比如中国在加纳采金的矿工被当地军警袭击，在索马里工地遭到当地海盗或土匪抢劫，在苏丹内乱中很多工地受损，外交部不得不派大使去调节。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关系很好，但当地很多中国人感到中国的外交领事保护与美国、欧洲差距很大，甚至缺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的咨询和公关能力，对海外利益的覆盖效果不佳。

当然，中国并不是要像历史上美国、英国那样称霸全球。但中国目前总体上是大而不强，类似于胡适先生批判的“差不多”状态。

此外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各种重大规划和设计，发现其重点仍在于国内。中国决策和战略思维还是向内看比较多，向外看相对少，尤其缺乏细致的全球规划。

应该有中国式的马歇尔计划

中国外交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还包括：如何全方位、高质量地提供商务外援、战略外援、公共物品。我在外交部各种讨论会上多次提到这一问题。公共物品的概念来自经济学，近几年开始过渡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当今中国而言非常重要。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特殊的转变时期，从曾经世界最大的扶贫对象国，变成主要的国际捐助提供者。我相信未来10年间，中国将成为全球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最近看到一篇报告研究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刚刚过去的5年间，双方关系开始变得比较平等，中国也开始有自己的价值输出与资产注入，成为教科文组织第六大捐助方。这种变化带有普遍性，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都出现此类关系转变。

最近这些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建造者。商务外援与国家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但缺乏长远谋划。

目前，中国开始有意识增加战略外援。战略外援不一定有短期获利，但有着重要的战略利害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朝鲜等国的关系就是如此。战略外援并非基于纯粹的商业利益目标，而主要考虑其战略意义和远期回报。但中国的商务外援与战略外援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相互配合，仍然是两个圈层。

最近，中国开始重视公共物品的概念。从范围上看，公共物品可以区分全球性与区域性。中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援建了非洲大陆最宏伟的非盟总部大厦，可以说是典型的区域性公共物品，它在经济上的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带动了习主席所说的中国与非洲“命运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