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有着巨大数目的外汇储备和GDP，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应该考虑向全世界派出更多农业专家、商业顾问、青年志愿者、医疗队员、教师、教授等等，在这方面拿出更细致的安排与设计。

在这方面，美国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案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曾经在世界各地大规模设立大学，推出马歇尔计划，扩展各层次多领域的影响力，对于欧洲的复兴、战后秩序的确立与和平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推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将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大贡献。

中国特别是在相对浮躁的公众情绪和社会背景下，力度很难把握。援助马其顿二十辆校车，恰好那段时间国内校车接连出事，引起强烈反弹。但平心静气想一想，这种援助还是必要的。现在海外普遍认为，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也应该有足够的意愿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中国在提供商务外援、战略外援、公共物品时，应该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调整心态，做好公众外交与解释工作。

处理主权纠纷还需要软硬兼具的大智慧

目前比较急迫的问题还包括如何统筹兼顾处理棘手的主权纠纷。中国目前是全世界海洋纠纷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海权矛盾纠纷中，战略决策者似乎不容易做到游刃有余，这一点与陆权的娴熟处理存在差距。未来一段时间内，海洋方面的困扰还将持续。

去年中央领导层专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会议，探讨解决海洋复杂争端的路径。习主席用个性化语言解释说，需要用“亲诚惠容”的思路，也就是要亲切、亲和、诚意、诚恳、互惠、普惠、容纳、容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日益强硬的姿态，推进三沙警备区、钓鱼岛针锋相对、黄岩岛压制政策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全力推回，但是，亲诚惠容、睦邻富邻安邻有可能被忽略。这样摩擦有可能升级，永无宁日。

我觉得应该给予政治家、外交家更多选项和空间，现在的框架太小，范围很窄，只有所谓大国、强国、利害相关国，难免陷入“报仇”、“争气”的思维窠臼。

我们今天在解决争端时，确实需要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一方面，如果没有实力，就没有谈判资格，对方感到没必要和你交流；但另一方面，如基辛格所言，真正的外交也一定需要微笑，能够妥协，达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我们现在缺乏这样一种大智慧，或者说缺少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思维。

外交重视程度与大国地位不相匹配

现在谈谈外交决策者的国内政治地位问题，其次是外交投入问题。

从建国到现在，外交管理者和决策部门在对外决策序列中的权重持续降低。美国国务卿是国内二号人物，俄罗斯外交部和国防部则号称“强力部”，中国在迈向全球的过程中具体管理部门地位则不断式微。

与此相关，外交投入的比例也在持续下降。中央财政一般开支高达一万亿，外交开支只有六七十亿元，相应比例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外交官数量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目前这个指标也不乐观。现在亟需考虑怎样改进外交体制，适应中国国际化进程与海外利益扩展趋势。

不可否认，中国外交在近年来确实在变革调整和不断进取，与国家整体活力相一致，对国际和平、全球合作、国内建设确实起到“护航”作用，但仍有很多举措被国内外评价为“过于守成、缺乏想象与魄力”，某些公共外交行动的社会理解度不高，外交体制内可能确实存在某些“惰性”、“保守”氛围，需要自觉改进和持续激励。

警惕利益实体影响国家外交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是有纪律的，但随着社会多元化过程的推进，外交领域也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外交和政治资源是否能够合理平等地用于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普通民众。举个简单的例子，2011年利比亚撤侨，外交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中央成立撤侨小组，投入十几亿中央财政储备，调集特种部队，最终把三万多人从遥远的利比亚撤回，这本身是一个壮举。但其中也存在某些不平等待遇问题，往往是大型企业驻当地的人员最先安排撤离，普通投资者、个人企业主却得不到同等待遇，甚至拿不到机票。现在中国每年有上亿公民走出去，其中90%是打工者，我们的国防力量、外交力量、战略资源需要合理配置，公正合理地使用，真正惠及每一位公民。

周恩来总理说过，外交无小事。意味着当时外交都是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甚至世界大局的事情，像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尼克松访华、毛泽东访苏、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等等。但是国民也没有走出去，谈不上外交服务问题。但现在，绝大部分外交资源的用途并不是战争、安全等所谓“高政治”领域，而是用于普通政治层面，主要是经济与社会，外交公器的使用需要均平普惠。

不干涉、不结盟、不当头政策需要讨论

关于外交的“三不原则”，需要做一些讨论。这三项原则直到今天还在强烈影响和制约着中国整体外交思维。我认为它有合理的内核，但在很多方面确实需要丰富和调整。

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达成一种共识：主权意味着“国家对本国民众负有责任”。因此，主权范畴已经出现复杂化趋势，不再是整齐、绝对化的“反对干涉”，它随着主权行使者的行为表现而不断伸缩，有强弱变化。我们需要直面这一背景，讨论如何改进“三不原则”。

首先是不干涉。习主席在欧洲各国演讲时，特别提到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包括这次乌克兰危机，中国的立场是秉持公正，不拉偏架。在面对这种有争议的国际事件时，中国通常保持小心谨慎、不介入的态度。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特有的历史含义，局限性，需要扩展的内容。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亟需得到国际承认，印度、缅甸也是从殖民地社会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因此这项原则反映出一大批弱小国家对强权的抗争需要。我们强调不干涉内政，是对一个民族选择自主发展道路的尊重，这项核心内容需要保持，但不能过分拘泥于此。中国作为新兴的全球大国，初具领导能力的国家，不能被永远“不介入、不干涉”的惰性思维限制住，这与我们强调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矛盾之处。作为崛起的大国、负责任的大国，要改变“取消主义”思维，强调建设性，将不干涉原则分层化、具体化，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当个别国家确实出现某种“反人类”行为时，不能姑息纵容，此时需要给出某种有建设性的提议，将传统不干涉原则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化。目前中国的做法是，派出各类特使，介入各地种族冲突甚至内战的调停工作。例如在苏丹的特使调停外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介入其他国家内部事务，需要尊重联合国决议，有当事国欢迎，至少不反对；需要秉持公正立场，杜绝贸然使用武力；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战略工具，关键是保证负责任、可信、可行的结果。

其次是不结盟政策，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著名论断。它的特定背景是，美苏两国以及北约华约在世界各地寻找代理人，炫耀武力。中国坚持不与任何军事集团结盟，可以置身事外，左右逢源，至少不会引火上身。当然，它为改革开放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现在也是如此。我们不加入其它军事联盟，但不能被教条束缚住，而是在尝试建立各方区域、各种形式、各个层次上的战略合作协作关系，是对传统不结盟政策的一种超越和扬弃。习主席这次到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做演讲，用意是在中国与欧盟两极之间建立全方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现在国内外有很多人担心中国越富强，老朋友越少，新朋友不多。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意识选择战略盟友，加大这方面的设计和投入，建立不同层次的战略支点。

最后是不当头。来自1989年邓小平提出的24字方针。当时国内外气氛压抑，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但要低调、韬光养晦，不扛旗。这项战略方针是基于特定历史环境而提出的。

但现在我们如果还在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中，不断弃权；在全球治理与区域合作中，不敢有所担当，就被视为惰性思维、“不负责任”，对国家利益而言也不是好事。新时期的中国作为“年轻大国”，应该突破教条，在全世界高端上档次的场合发出应有的声音；学会主动出击和战略谋划，提出自己有创造性的议案。要运用想象力，主动引导形势发展，提出对各国都有益的方案设计。这就要求我们重新阐释既有原则，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和创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文章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