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官方改变了其以往对“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消极态度，显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表示要对TPP作综合评估，对参加TPP的谈判持开放态度。同时，美国方面也似乎改变了以往不明确的态度，表示在一定的前提下欢迎中国加入TPP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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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返亚洲”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美国的确摆出了一种要“围堵”中国的姿态。在军事上，美国“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除了中国，本区域没有一个国家的军力，可以对美国的军事存在构成任何意义上的挑战，更不用说是威胁了。日本、澳大利亚等是美国的正式盟友，印度是准盟友。并且，美国为其军事“重返亚洲”论证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围绕着南中国海的亚洲安全问题。在经济层面，美国显然要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条款（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来制约中国。

美国这样做，中国也是这样理解的。从一开始，中国方面的主流判断是：TPP是美国围堵中国的经济手段。TPP一旦形成，就会成为类似于冷战期间的战略性贸易。既然TPP被视为是要“围堵”中国，很容易理解中国方面对TPP的忧虑，甚至“敌视”。

那为什么中美双方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里既有美国的因素，也有中国的因素。

就美国方面来说，在TPP问题上，面临着很多问题。第一，因为TPP针对中国，导致其战略意味过重。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任何贸易集团，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如果缺少了中国，其有效性就会成为大问题。再者，在亚洲区域，经济活动已经区域化，形成了亚洲生产链条。这里已经不存在“中国制造”的问题，一个产品的各个零部件为亚洲各经济体所生产，中国只是最后的组装工厂而已。在这样的情况，一个意在排斥中国的贸易集团如何可能？又会有什么的意义？

第二，也是因为战略意图过重，如果按照其原先的高标准，TPP实际上很难具有操作性。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体和美国的经济发展差异实在太大，它们如何能够消化加入TPP的代价？就连经济发达的日本，在一些关键领域主要是农业也困难重重。所有这些国家加入TPP的动机，主要是其所想象的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者“威胁”，因此其战略意义远远多于经济意义。

第三，TPP的高标准也意味着其过于理想化。如果实现，TPP将是人类经济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自由贸易集团。很多参与国必然要失去诸多方面的经济主权。所以，如果不考虑中国因素，所有这些经济体都不会（也不能）失去如此多的经济主权。很显然，在TPP的谈判中，各个经济体都在力争尽可能多地保护自己的经济主权。

因此，很容易理解，自谈判开始之后，TPP的内容一直在变化。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结局如何，到目前为止，TPP就已经不再是原来设想的TPP了。要从理想转化成为可行性，参与TPP谈判的各国必然要做诸多的妥协，这就决定了TPP必然要降低条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态度必然趋向务实。

同时，在这个期间，中国方面对TPP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胡锦涛后期，中国对美国提出了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试图走出传统上霸权竞争的大国关系模式，从而保证世界和平。习近平新领导层不仅接过了这一概念，而且一再加以强调。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显得自信心不足，美国及其盟友做什么，都被有关方面视为是针对中国的“阴谋”。现在，新领导层决意要改变这种缺少自信的局面。对TPP态度的急剧变化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形式之一。

再者，经过了一段时间，中国也已经意识到，针对TPP，中国是可以沉着应对，实在没有必要感到惊慌。这主要是因为前面所讨论的，在TPP作为一种理想和TPP最终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或者说，中国意识到，TPP是一种动态，它不会完全按照美国的计划来实现。说到底，即使TPP最终产生了，也不见得能够实现当初美国所设想的“围堵”中国的目标。所以，中国不用怕。

参与TPP才会具有话语权

中国更意识到，正因为TPP是个动态过程，中国可以也必须积极参与到这个过程去。参与进去了，才不会被孤立，才会具有话语权。经过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和加入这个组织后的经验，中国对此应当感到充分的自信。

实际上，中国变得不怕TPP，其本身也是有底线的。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尽管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但如果在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能够达到中速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有望很快超越美国，并且也有望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就是说，如果有意愿，中国自己也可以组织自己的贸易集团来抗衡美国的TPP集团。

但即使是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TPP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另外一个贸易集团，双方也绝对不会放弃对方的巨大市场，两大经济集团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仍然会继续，甚至会增加。就是说，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那种关系一去不复返了。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的新格局。对这一点，中美两国都有深刻的认识。

全球化所产生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是国际和平的重要保障。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各国之间很难再采用冷战时期所使用的“遏制”和“围堵”战略。政治人物因为各种因素会诉诸于冷战的方法，但现实已经变化，冷战方法在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中国今天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实际上，自从30多年前中国打开自己的大门，参与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去开始，这种大国关系已经在成型了。

很显然，近30多年来的全球化，已经形成了和传统贸易方式全然不同的国际和区域经济秩序。在一战和二战之前，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以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人们所生产的可以称之为“主权产品”，国家间的贸易就是“我生产的产品和你生产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贸易对国家间冲突的制约非常有限。但现在的局面是互相依赖，“我生产的产品中有你的利益，你生产的产品中有我的利益”。这种格局意味着国家的经济主权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甚至消失。一旦两个互相依赖的经济体之间发生冲突，双方都会成为牺牲品。

如果“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中美两大国和平共处共赢，这种互相依赖关系无疑在促成这样一种共赢关系的实现。对中国来说，这样一种关系是其改革开放、加入现存世界秩序的自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到美国和西方所领导的大多数组织中，这使得中国成为这些组织的一部分，西方难以孤立中国，中国也难以脱离西方。这种关系是参与式的关系，就是说中美两国都在参与对方的发展。这种关系的形成表明冷战已经不可能。

这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现实。这种现实要求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要放弃冷战思维，根据现实调整两国关系。中美两国经济上的高度互相依存关系，驱动着两国对TPP态度的变化，也会引导它们今后关系的发展。政治因素不时会影响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如果双方不能在经济关系和政治需要上做到平衡，就不仅会损害他国的利益，更会损害自身的利益。利益会引导中美两国做出理性的选择。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