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此次美国加大对TPP谈判的力度，一方面迫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排除美国，可能会造成美国的利益损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未能成功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企图以TPP为模板制定下一阶段的贸易规则。

对中国而言，目前很难加入TPP。如果我们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经济规模的长期预测，中国可能在2025-2030年间达到GDP总量第一的规模，可能在这一情景下，中国更有加入TPP的自信。从另一个角度看，根据美国学者Petri的研究，似乎美国在涉及TPP扩大方案的时候，已将中国等国放在最后加入的队伍中，也就是可能安排在2020年之后。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中国即使参加TPP，也将可能是2020-2030年间的事情了。

在此期间，应该说中短期内中国受到来自TPP的经济冲击直接取决于TPP扩大的速度，如果TPP越快实现从TPP11到TPP13的扩大（即日本、韩国加入TPP），那么中国受到的经济损失亦将越发明显。而长期来看，中国在2020年后如果选择加入TPP，将不得不面对被迫接受美国已经制定完成的多种经济规则，其境遇不啻于再次“入世”。

目前中国能够采取的比较有效的应对方法，只能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推动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如中日韩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创造独立于欧、美之外的需求市场；另外，以此为契机，推动适合亚洲经济的自由贸易规则。但是即使这样，也需要中国付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以参加RCEP为例，其中有关投资协定可能是谈判中最先取得进展的内容，仅中国面临着赋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修改业绩要求条款等谈判压力，而其他参与国除印度外，谈判压力均非常小。

应该说，TPP如果成功签署实施，直接影响应该是中国对美生产、出口企业，因为它们将直接面对来自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生产商的不平等竞争。而TPP对中国的海外投资的影响，应该说是间接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TPP参与国毕竟是少数国家，即使达到其宣称的亚太自贸区的范围，亦不过21国，而目前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国别，大多集中于资源类国家或者以市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均不在TPP考虑范围内。另一方面，即使投资于TPP国家，如果不利用TPP的优惠关税，那么可以不受制于TPP的某些约束。

但是如果该企业海外投资希望利用TPP的优惠关税，以便实现对美或其他TPP国家出口，那么该海外投资将全面受制于TPP的规则。如前所述，这些海外投资的企业更多地将受到来自TPP的规则的约束，如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严格约束。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中国国有企业对TPP国家进行投资，可能会受到更严格的规则约束，如不公平的融资、不公平的政府采购等，这将对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造成规则障碍，并且很难克服。

如果TPP在短期内达成，为了规避短期内可能对中国对美生产、出口造成的冲击，可以预测，中国境内的一部分利润率较低的行业，如纺织、制鞋等，同时受到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影响，会在未来加速向越南等国转移。当然，为了防止中国企业“偷梁换柱”，在越南设立加工厂，进口中国原材料简单加工出口美国，美国已在TPP原产地谈判中提出“纺纱前沿”原产地规则，要求进入美国市场的服装等纺织品，从纺纱、织布、裁剪至加工为成衣的过程都必须在TPP境内完成，以规避类似的“以投资换贸易”的行为。当然，在受到约束的同时，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也可能会享受到东道国政府更少的政策约束等等。总之，TPP对不同国家影响不同，对中国的不同类型企业其影响也不相同。

总的来说，TPP是21世纪美国基于自身经济实力下降，中国经济实力提高，而多哈回合未能实现美国的目标的前提下，美国对下一阶段贸易规则的新构想和规划。TPP一旦与美国欧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同时实现，将对全球国际贸易规则和多哈回合产生重大影响，并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产生长远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