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首相说，尽管苏联同日本之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但对于日本来说，苏联不守信用。显然，日方并不认同中方对于国际局势的分析判断，所以只是提到了苏联外交缺乏国际信誉的问题。周总理因此将话题转向日本最关心的北方四岛与核问题上，希望能引发日方的共鸣。他说：我们知道日本与苏联对话很不容易，北方四岛的归还也是很不容易的。苏联虽然提倡禁止核战争与核武器，但那是骗人的，必须揭露其阴谋，否则无核国家会被他所迷惑。苏联在第27次联合国大会上的提案是危险的，应该予以揭露。如果相信苏联所言，其他国家就会丧失警惕。苏联自己掌握着最强大的核力量，却反对别人保有核力量。尽管苏联判断中国与美国都会反对苏联的提案，但苏联还是提出来，是想宣传中美立场一致。苏联表示，对无核国家决不使用核武器。如果说核武器没有必要，为什么不在国际委员会的监视下全部废止？所以苏联口头上禁止核武器，实际上决不会放弃，这就是谎言。如果失去对苏联的警惕，将会被苏联所利用。提醒日方应注意到苏联的扩张野心和政策。

与此相关，周总理談到了日本应该拥有自己武裝的问题。他説：我比你们的社会党还要开明一点，我们赞成日本人民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这話我説过多少次。还説服社会党的朋友们。我説你们不要自己武裝那怎么行呢？这个口号对你们竞选不利。自己武裝力量还是需要的。田中首相则談到日本不搞核武裝的问题説，日本是唯一遭受核武器灾难的国家。根据日本的科学技术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我们绝对不制造核武器。接着周总理又介紹了中国的核政策，以及核尘埃的危害等问题。在当时全力以赴防备苏联威胁的安全环境下，中方甚至对于日本的重新武装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实际上是放弃了主张日本非武装的原有立场，也间接地否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的观点。中日首脑会谈的话题从中苏关系转向了日苏关系，并且直接谈到日苏两国之间最大的症结----北方领土主权争端，以及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核轰炸的国家最关心的核问题，以对于苏联的批评作为谈话的主线进入日方感兴趣的话题，不仅可以使中日首脑会谈沿着中方设定的轨道进行，也为中日联合声明写入关于“反对第三国谋求地区霸权”的条款作好了铺垫。

其实，这并不是中日两国领导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第一次谈及苏联问题。在第二次中日两国首脑会谈时，周恩来就曾明确指出，对于苏联，中日双方各有不同意见，不会写入条约或者是共同声明里。关于日苏和约的谈判问题，对于日方遇到的困难，我们表示同情。至于北方领土问题，毛主席说过整个千岛群岛都是日本的。因此苏联不高兴了。周总理如此耐心地向日方详细介绍苏联对华政策以及中苏关系历史演变的情况，进而在北方领土主权争端上当面表明支持日本的主权主张，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对于中苏关系现状的忧虑，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关切，以及力图通过改善对美、对日关系，实施联美、拉日、抗苏政策，建立“一条线、一大片”的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日方虽然得到了中方对于日苏北方领土主权争端的口头上的同情和支持，但并没有因此而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方对于东亚地区以及全球国际局势的看法，说明日方并不赞同中方对于国际战略格局的基本看法和政策方针。不过日方强调苏联不守信用，至少表明以汉字文化为共同背景的中日两国，在面对苏联的强权政治时，都有过受欺负、被欺骗的经历和教训，即使无法寻求共同的战略利益，但都希望找到共同语言，占据同样的道义高地。

接着，周总理把话题转到了日美关系、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他说，对日美安全条约，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首相也说过的。在尼克松和佐藤联合公报中的台湾条款部分已不适用了。美国也知道，我们现在不用武力解放台湾。大平外相也知道，尼克松、佐藤联合公报是前一届内阁搞的，同你们无关。美国也说，现在不谈这个问题。佐藤已经下台了。尼克松正面临着选举，我们不想让这个问题使你们为难。所以这次可以不触及日美安全条约。对日美安全条约我们并不满意。大平外相也说，将来日本并不是不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但现在不触及它。在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时候可以不触及它。你们需要维持同美国的关系，这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不想使美国为难。昨天我在宴会上的讲话中说，中日友好不排他。在这次两国联合声明中也可以把不排他写进去。我们之间搞的任何条约都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不一定要声明不影响同友好国家的关系。因为在你们是友好国家不一定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同样，我们的友好国家也不一定是你们的友好国家。所以只要写上不排他就可以了。多了就超过了范围了。因此，不接触日美安全条约，并不是说我们对它没有意见，而是要确定中日复交不使美国为难，也不是针对美国的。周恩来说，日美安保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我们认为也不能马上废止。这是因为，如果日本不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就没有发言权。田中首相说，虽说美国也有侵略性，但那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阵营，保卫自由主义国家。我们不认为美国有领土扩张的野心和侵略意图。因此，美中关系的改善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周总理立刻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行为本质上是扩张的、侵略的。可是现在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困难。田中首相说，我们认为美国没有侵略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意图，美国不介入各国自行解决的问题。如果美国对外侵略，自己的国益也保不住。这是我对美国的直率的评价。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希望中方加深对日美关系的理解。眼见中日双方对于美国的看法大相径庭，周总理不再就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与田中争论，转而说到美国对亚洲各国的扩张政策。他说，中美之间最难达成一致的是越南问题，南北越的问题与三十八度线的问题有本质区别。如果把美国的越南政策看成是其印度支那政策的演变，美国是要负责任的。老挝问题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基辛格也承认这一点。美国抱着这个烂摊子不撒手，结果越南战争比朝鲜战争的伤亡和军费要大得多。另一方面，中国对越南也有义务。所以尼克松访华之际最大的问题是越南。蒋介石的问题怎么都能解决。杜勒斯的政策是分割大陆与台湾，把台湾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但是蒋介石对美国并不言听计从，他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美国让蒋介石把军队从金门、马祖撤走，因为金门、马祖不在美国的防卫范围之内。蒋介石因此而被激怒。我们看到这一点，所以炮击金门、马祖，使蒋介石有了保卫金门、马祖的理由。我们决定只在单日进行炮击。基辛格说，美国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主张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基辛格的杰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准备稍后再认真考虑。总之，鉴于中国领导人对于当时中国所处之国际环境和所面临之安全威胁的基本认知，中方一方面仍然批评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尤其是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干预，但更多地考虑如何防范苏联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因此不再突出曾经把日美安保同盟视为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传统看法。当然这一策略性的政策调整并未改变中方对于美国政府之战略意图和对外政策的本质性认知，在这一方面中日双方的分歧也是显而易见的。

日方在其联合声明方案里还提议写上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影响各自同友好国家的关系。众所周知，日本最关心的是不要因为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影响了日美、日苏关系，换言之不能以日美、日苏关系的受损为代价发展中日关系。中方对此也是了然于胸。周恩来总理针对日方的发言和建议，也不止一次地谈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同第三国关系的问题。在大平外相谈完日方关于中日关系发展同第三国关系的意见后，周总理接着发言，主要观点有：1、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涉及日本同第三国关系的问题，而且我们还要尊重你们同美国的关系。2、虽然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有意见，但在联合声明中不提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日美两家的事。3、台湾海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日美安全条约中关于台湾的那一部分就不起作用了。但如果蒋介石捣乱，美国是要负责任的，因为美蒋条约还存在。4、不让苏联插手台湾，中美日有共同利益。中国解放台湾当然不能让苏联去插手。你们也不赞成让苏联去插手。你们觉得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了。美国也不让苏联插手台湾。这是我们三国的共同点。可见，中日双方虽然在“日台和约”、战争状态结束等问题上争论激烈，但谈及台湾问题时，基本上是中方讲述对台政策和涉台关系等问题，寻求中美日三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支点，只是双方并没有深入谈及台海两岸的未来发展远景，也未对今后的日台关系作出规定性约定。根据周总理的发言，两国外长主持的双方联合声明起草小组把周总理所建议的关于不排他的条款写进了联合声明中的第七条“反霸条款”里。全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另一个没有作出明确约定的是钓鱼岛问题。据张香山回忆，这个问题是在9月27日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时田中首相首先谈起的。田中说：我还想说一句话，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的态度如何？周总理回答说：这个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坚持说：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周总理于是说：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看到中方没有深入追究这一问题，田中立刻表示：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周总理再次强调：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推移后再来谈。于是，田中近似于表态地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实际上是认同了中方关于“搁置”钓鱼岛问题的主张。从中方的态度来看，为优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对钓鱼岛问题采取了“搁置”的方针，特别是仅提及能源问题、美国插手等，却没有强调主权在我。这当然是首先抓住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和优先解决迫切问题的策略手段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中的运用。但从较长的历史时期和国际局势来看，没有抓住当时对中国比较有利的时机对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作出较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或达成谅解，以遏制日本谋取钓鱼岛的野心，也许是一个无可挽回的缺憾。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到了21世纪，中日两国之间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不但未曾休止，反而有所激化和频繁，日方不断采取加强实际控制钓鱼岛的小动作，2012年竟然作出将钓鱼岛“国有化”的决定，对中日关系和地区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冲击。每念及此，不免令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

1972年9月27日下午，周总理与田中首相举行了第四次会谈。中日双方就台湾问题达成共识后，又讨论了日台断交后的日台关系问题。大平外相説，日本同台湾断交后还留下几个問題，主要有：保护在台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继续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航空运输问题；都需要考虑如何处理。我们准备撤消使館后在台設立一个民间办事处，以便处理民间來往等事宜。这需台湾方面的同意。同時沒有貴方的默許，我們不好擅自行动。大平外相表态説：我们決不支持台湾的独立，对台湾不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野心。田中首相也説，刚才大平外相説的那些临时措施，请贵方給予諒解。周总理回答説，蔣介石不一定干就是了。你們要想办法让他同意。在这方面以后有什么意見、要做什么事，事先給我们打個招呼，我们会支援你们的。如果我们觉得还要斟酌，会把意見告訴你们。这是对日后的台日关系打了预防针，要求日方信守在调整台日关系之际事前与中方协商的义务。田中首相説，如果我們要对台湾做什么事，事前一定通知貴方。见日方如此表态，周总理于是谈及国家信义问题説：中国有句古話説：“言必信、行必果”，並书赠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以“信为万事之本”作为回应。实际上是要求日方能信守承诺。回顾中日关系的历史，以及日方多年来违背中日双方就钓鱼岛问题达成的“搁置争议”的谅解，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的言行，当年中方的要求绝非多此一举。

中日两国首脑就联合声明的内容最后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于9月29日正式建立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经曲折反复，终于水到渠成，在1972年的金秋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