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外相发言强调：田中首相不顾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下決心访华，解決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具有历史性政治意义的，因此一定要使之获得成功。接着开门见山转入正题，提出了关于中日国交正常化的2个关键问题：一是日台和约问题，二是日本同第三国的关系问题。关于“日台和约”问题。大平外相表示：我们充分理解贵国的复交三原則。贵国认为“日台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日方十分理解贵国的这一见解，沒有理由要求贵国改变这一见解。但从日本的立场來説，这一条约是经过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政府批准生效的，日本作为条约的当事国是负有責任的。如果在这次会谈中，日本完全同意中方的见解，就会使日本政府蒙受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一直欺骗国民和国会的罪名，一定会受到国内的批評。所以我们的态度是，通过这次会谈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日台和约”即告終了。希望这一立场能得到中方的理解，把日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見作为“小异”处理。日中国交正常化、日台“外交”关系断绝以后，日台之间的实务关系应如何进行，希望能经过协商得到明确的处理和安排。日方的态度很明确，即：强调“日台和约”是经过日本政府批准、国会审议通过的，具有“合法性”、“有效性”，不能刚性地首先宣布废除，但可以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逻辑后果之一而自然终止，以避免日本国内“亲台势力”的激烈反对。日方“法律解决”模式的关键在于：不是日台先断交，中日再复交，而是中日复交后，日台“外交关系”自动中止；即不是把日台断交作为中日复交的先决条件，而是作为中日复交的必然结果。稍具国际关系国际法常识的人都知道，日方这一“先立后破”的程序设计并不符合国与国建立或恢复关系时“先破后立”的通常程序。因此，日方希望低调、模糊处理“日台和约”的存废问题，而把讨论重心转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如何处理日台之间实务关系的问题上，试图在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后，仍然能够保持日台之间密切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在继续维持日台经贸关系之收益的同时，打开中国大陆市场，并谋取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国际安全环境和地缘战略地位改善的“政治外交红利”。

周恩来在发言中説：从田中首相上任以來的言论可以看出，田中內阁是准备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的。中日关系的不正常、不自然状态不应該再继续下去了。中日邦交必须恢复，这不仅对兩国人民有利，而且有助于缓和亞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这就是大同。把兩国邦交恢复起來，这是第一位的原则问题。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都提到充分理解中方关于恢复邦交三原则的立场，联合声明里应写入这一点；也都談到中日一旦恢复外交关系，日台之間的条约就自然失效，日本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就自然中断，这是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方欽佩你们的果断。在这一基础上，中方会照顾日方面临的局部困难。周恩来首先赞赏田中首相一气呵成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决断，赞赏田中和大平两位政治家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主张一旦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台和约”自然失效，日台“外交关系”自然终止的友好态度。其次，强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第一位的，中日关系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不能、也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上，将有助于建立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双边关系。第三，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国际意义在于，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助于亚洲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世界和平。第四，赞成日方关于以联合声明、而不是条约的形式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提案，并认为不拘泥于法律条文，从政治上着手解决历史问题，这是个好办法；至于条约，将来是需要的，那是建交以后的事，而且要缔结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含互不侵犯内容的和平友好条约；并强调这是中方照顾日本政府面临的国内政治方面的困难，对日方友好态度的善意回答。最后，周恩来提出了谈判的底线：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第一位的目标，必须全力以赴实现之，和约放到下一步考虑；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是必要先决条件，不能含糊。但是只要日方承认这两点，中方可以在“政治解决”的前提下，尽量照顾日方国内政治的困难。

日方提出：中日之间若订立和平条约，依法须提交国会审议通过，但日本国会内亲台势力强大，可能会遇到阻力而难以获得通过；若是两国政府共同声明，无须国会审议、只须向国会报告，内阁签署即生效，可以避免国会的掣肘。尽管日方仍然试图用国内政治程序的技术处理来回避严肃的法律责任，但在形式和结果上，日方提案符合中方排除干扰、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外交目标和“政治解决”的策略设想，因此得到了中方的赞同。但周恩来也针对日方立场提出：“如果说在《旧金山和约》以后至今不存在战争状态，那么中国这个当事者就被排除了。请两位外长找出双方都能同意的说法。”实际上是不同意日方所谓“日台和约”具有“合法性”、“有效性”的说法，否则等于中方被排除在外，双方也就没有必要坐在这里谈判了，并要求双方外长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寻求一致意见。由于在第一次首脑会谈中，日方正面提出自己的见解，中方并未严词驳斥，双方立场虽有差异，但会场上并没有唇枪舌剑展开争论，所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如实向记者介绍说：“双方以令人惊讶的坦率就基本立场和看法交换了意见”。其实，周恩来在与竹入第三次会谈时已经表态：在这个联合声明的条文里，不要把日台‘条约’，或日美安保，以及佐藤与尼克松联合声明的“台湾条款”都写进去。实际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时就已经认同了日方客人所提出的，关于“日台和约”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逻辑后果自然中止，而不是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先决条件先予废除的设想。

大平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即中日邦交正常化涉及与第三国关系的问题。此前竹入访华时曾转告中方，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担心日美安全条约和1969年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中的“台湾条款”可能成为中日复交的障碍。因此周恩来在与竹入第一次会谈时就已经强调：有三个问题请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放心：（１）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中日邦交如能恢复，对中国的安保的效力就消失了。（２）也不涉及1969年的佐藤与尼克松联合声明，发表联合宣言就可到达和平友好条约。其余的可让法学家去办。（３）日蒋“条约”问题。但日方仍然在第一次中日首脑会谈中即把日美同盟关系作为第二个问题提出，足见中方的意见并未使之真正放心。大平外相强调，日本和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紧密的关系。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日本人的情绪和想法中有着潜在的影响。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和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关系。我们日本政府要注意不能从日方损害同美国的关系。尽管日本国内对美国的政策也有种种批评和非难。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绝对不可以改变。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慢慢地来改变日本同美国的关系。但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的立场是不要改变我们和美国的现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谋求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日方因此建议在联合声明里写入“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影响各自同友好国家的关系”，言下之意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不能影响日本同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想让美国放心，中日之间并没有背着美国搞什么“密室交易”。

针对日方担心中方战后以来一直对于日美同盟的反对态度，以及日本将在维持现有日美同盟关系的框架和前提下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希望中方给予理解的表态。周恩来总理表示：大平外相談到日本同第三国关系问题，我們可以不去接触它。中日关系的改善决不是排它的，我们尊重你们与美国的关系，中日恢复邦交不会让美国为难。中方今天不想触及日美安保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日美关系由日美双方处理，中国不干涉内政。因为这是你们的事。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是有意見，但在联合声明中可以不提这个问题。中日邦交正常化将不涉及日美关系，如何处理日美关系是日本的问题。田中首相説台湾海峽的情況发生了变化。这样，日美安全条约中关于台湾的那一部分就不起作用了。反过來，如果蔣介石捣乱，美国要负责任。因为美蔣条约还存在。美国对蔣介石有约束，不許他出來。美蔣条约既防我们打它，反过來也不让蔣介石出來。因为台湾海峡的事态还会变化，条约（日美安保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作用和效果也将会变化。所以中日两国不必急于就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台湾问题作出规定，可以随国际环境的变化随时进行协商、调整政策立场。至于日方提出防止苏联介入台湾问题，这是中美日三国的共同观点，中国解放台湾，当然不能让苏联插手。你们也不赞成让苏联插手。你们觉得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了。美国也不让苏联插手台湾。这就是我们三国的共同点。战后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最关注这一国际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担心中国坚持以往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政策立场。日方虽希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不能以日美同盟关系受到损害为代价。在维系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改善中日关系实现邦交正常化，才有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中方的表态，既是让日、美放心，也是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更是为排除干扰，尽量且尽快在双边的框架内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外交目标。

但如果认为中方“不想触及日美安保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仅仅是为了履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方针，恐怕就流于表面化了。中方回避讨论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考量：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反对日美安保同盟，并视之为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恶化，中方认为苏联已经对中国安全构成了最大、最直接威胁，希望通过积极而广泛的外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应对苏联威胁。特别是当尼克松访华成功、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中方不仅不再认为日美安保同盟是对中国安全构成的最大威胁，反而注重和认同日美安保同盟维护亚太地区稳定，在战略层面上减轻或抵消苏联对于中国安全之威胁的作用。因此，中方在考虑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诸问题时，改变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强烈抨击日美安保同盟的态度，并未将日美关系列于对日谈判诸多问题清单的主要位置，也不认为日美安保同盟会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根本性障碍。中方出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大局和应对苏联威胁的国家根本利益的考虑，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的外交目标，并尽量减轻或排除其他问题对于这一外交目标的干扰，全力以赴达成了既定目标。而且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还要防止外部因素介入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特别是由于日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指日可待。因此，中方不希望节外生枝干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既定外交目标，对日方意图“法律解决”的斤斤计较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态度，强调从政治上、战略上、大局上解决问题、弥合分歧，而不想因纠缠于法律条文或死扣条文字眼而迷失基本外交目标。

会谈结束后，日方代表团发言人、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向记者发表谈话说：“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双方以惊人的坦率态度，就各自的立场和想法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谈非常有意义。通过这次会谈，我得到的印象是，田中首相这次访华一定会取得成功。”表达了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尽管中方顾全大局，但日方对侵略战争的认识问题和暧昧态度还是导致了双方一次严重的冲突。在田中首相一行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双方举行主要官員会见以及第一次首脑会谈时，田中説：“我們兩国是一衣帶水的邻邦。從环境來説，中日兩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時，日本給中國增加了很多麻煩”。当时周总理没有直接反驳，而是有針对性地談了半个世紀以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灾难，日本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灾难，以及毛主席把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別开來的问题。这是因为田中首相等刚刚到，重要的是首先要把会谈议程等问题談妥，周恩来只是点到为止、并未深談。但日方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心态，终于使中日之间的严重冲突和正面交锋难以避免。

在9月25日的欢迎晚宴上，周恩来首先致欢迎词指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來我国访问、談判並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們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贵宾们表示热烈欢迎。田中首相來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頁。在我们兩国的历史上，有着2000年的友好來往和文化交流，兩国人民結成的深厚友誼值得我们珍視。但是，自从1894年以來的半個世紀中，由於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股人民遭到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訓，我们应該牢牢記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兩国战爭状态沒有宣告結束，但中日兩国人民的友好往來和貿易关系不但沒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田中在祝酒词中説：“尊敬的周恩來总理阁下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我能夠应周恩來总理阁下的邀請，以日本总理大臣的身份，踏上我国邻邦中国的国土，感到非常高兴。”“这次访问，我是由東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兩国是一衣帶水的近邻。兩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遺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我国給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当翻译把“遺憾的是……我国給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煩”一句話翻完，一石激起千重浪，“麻烦”（日文为“迷惑”）两字使参会人员议论纷纷，宴会厅里立即响起了低声议论的声音，田中首相仅用“添了很大麻煩”一語表示反省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中方參加宴会人員对此表示强烈不滿。姬鹏飞外长注意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愤怒起来”，韩念龙副外长也回忆说“在群众中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感”。

众所周知，日语本来就以语气微妙著称，日本人非常注意根据谈话对象、自己身份和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词、语法或敬语、自谦语来表达不同的含义、传递不同的信息。日语里有多个词汇用于表达不同程度的道歉或谢罪之意。“迷惑”“面倒”都是给对方添了麻烦表示道歉的意思，程度相对轻微；“お詫び”则有程度较前两词更重的“谢罪”之意，同时日语里也有与汉语的文字和语义完全相同的“谢罪”一词。但田中不使用“お詫び”和“谢罪”，却使用“迷惑”，完全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意在淡化日方对于侵略战争的责任意识。连竹入义胜看到报道后，都为田中的道歉“没有诚意”而感到“心中不安”。由于这种回避侵略历史和战争责任的潜意识是浸透和深藏在不少日本人骨子里的，所以总是在各种场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尽管田中首相听说中方不满后解释说“添了麻烦”就是“谢罪”的意识和心情，日方媒体和学者也说是中方“翻译失误”，但这些辩解都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多年后，田中首相祝酒词的起草者、时任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的桥本恕不止一次地谈及此事并坦承：对于日本人来说，1972年与1945年刚战败时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在心情上也是不一样的”。田中首相作为日方代表当然应该道歉，“但要尽可能地维护民族的荣誉和自尊，并以坚决的态度贯彻始终。”桥本坦承：“添了麻烦”一词并非日方随意轻率所为，而是“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要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理解”，起草班子经过“反复推敲”“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极限表达”。也就是说，日方根本就不想使用“お詫び”和“谢罪”这样的词汇来为侵略战争的责任作出深刻的、诚挚的道歉和反省。桥本的证词揭露了日方绞尽脑汁回避战争责任的煞费苦心，也使日方所有辩解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而可笑。把造成中国人民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侵略战争轻描淡写地说成仅仅是“添了麻烦”，对于决心为中日友好而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方的宽容、大度、好意和盛情，无异于难堪的羞辱、心灵的冲击和感情的伤害。

对于邀请日本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广大中国民众感到不理解、存在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是不容忽视的现实存在。为了消除和化解民众的疑问和不满，避免发生意外，中方经过周密的安排和部署，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和说服解释的工作。1972年8月底，外交部起草了《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并提交中央政治局通过后，中共中央于9月4日向全国县级以上各级党组织转发了这一文件。文件要求党内学习讨论，并向民众做口头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要在9月20日之前达到家喻户晓，杭州、福州、南昌、长沙、桂林等16个城市要在10月底完成宣传解释工作。文件主要说明了两大问题：为什么邀请田中访华？田中为什么要访华？强调实现田中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主要战略部署”，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结果”。文件中还肯定和赞赏了田中首相改变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政策、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态度。与中方如此的善意和细致周到的工作相比，日方却为了维护加害者的“荣誉和自尊”，无视受害者遭受的深重苦难，经过精心策划而使用“添了麻烦”一词，以便避重就轻、回避战争责任、拒绝谢罪和赔偿。中方对此感到不满、甚至愤怒自然是情理之中、理所应当的。

三、第二次周总理——田中首相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