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6日下午，周总理与田中首相举行了第二次中日两国政府首脑会谈，双方继续就中日关系涉及到的一些国际法、国际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由于在当天上午的中日外长会谈中，日方提出了“日台和约”“合法”“有效”的观点，姬鹏飞外长在会谈结束后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所以周总理首先发言从政治原则切入，针对日方的观点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如果承认“日台和约”与“旧金山和约”，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如果承认这些条约，就等于是承认蒋介石为正统，而我们是非法的。因此，日方应该在中方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考虑问题，而中方可以照顾日方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困难加以解决。这是一个坚持“政治解决”的思路和模式。早在与竹入会谈时，周总理就曾特意提请对方澄清一个具体问题，即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中的第一条，田中政府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两字不太理解。我们的提法是惟一合法政府。竹入回答说，公明党也用过“正统”，就是你们说的“合法”。周总理说，还是要用“合法政府”。在中国，所谓“正统”是对“偏安”而言。接着给竹入讲中国历史，从汉朝、三国讲起，一直讲到清朝，指出哪一个朝代曾出现过正统与偏安的史实。竹入说，日本在南北朝时代也有两个王朝，但日本不叫“偏安”，叫“闰统”。竹入说，我回去可以告诉田中，不再称“正统”而称“合法”。周恩来如此重视“正统”一词及其用法，不厌其烦地讲述中国历史，无疑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外交底线和政治正确，强调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时也可以从中华文化“汉贼不两立”的传统思想中，寻找到对于中国领导人外交思想和政治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历史文化元素，并得出某些合理的解释。

针对田中首相在致酒辞中所说“添了麻烦”一语和日方避重就轻的态度，以及日本外务省国际法局局长高岛益郎在结束中日战争状态以及如何处理“日台和约”、战争赔偿等问题上提出所谓法律依据，周总理严肃地阐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首先指出，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所说的，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角度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从法律条文去解释，有时就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再一次强调了“政治解决”必要性，反对日方设计的“法律解决”模式，并且有意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高岛局长区别对待。针对高岛益郎的错误说法，周恩来进一步强调，我们同意大平外相关于中日建交，日蒋断交，“日台和约”自然失效的意见。中日要建交，日本就要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自然失效。如果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来作为法律依据，（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就无法解决。因为承认这些，蒋介石就是“正统”，我们却成为“非法”的了。我们可以在日方承认和充分理解中方提出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方的困难，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和约”，但不能要求我们承认“日台和约”的存在与合法；更不能说什么蒋介石已在“日台和约”中放弃了索赔的权利。我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的基础上照顾日方的困难，日方也应该考虑我们的立场。坚决反对日方百般狡辩坚持“日台和约”之“合法性”的说辞，坚持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作为政治基础，要求日方接受“政治解决”的模式以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此前提下，中方可以考虑日方国内政治的困难适当给予照顾。

接下来，周恩来对田中首相“添了很大麻煩”的説法和高岛发言一并提出批評说：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刻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添了很大的麻烦”一语就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侵略战争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添麻烦”只是用在小事情的场合。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説給你“添了麻煩”，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田中解释说：从日文來説，“添麻煩是誠心誠意地表示謝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請求原諒的意思，份量很重，而不是很轻。中方之所以感到分量轻，可能是“添麻煩”一詞汉语和日語的含意有所不同。这个表述如果从汉语看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日方虽然坚持避重就轻、用语言的不同释义来回避侵略罪责等实质性问题，但表示可以接受中方意见作出修改。

周恩来接着話鋒一转，提起日本侵华战争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害的事实，再次提醒日方，历史问题不容忽视，历史事实更不容抵赖和狡辩。他说：日本的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重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毛主席强调要区分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应该从政治上估计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否则很难达成双方满意的协议。也就是说，不管战争赔款的数额有多么巨大，但从中日友好的战略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中方完全可以通过“政治解决”的方式宣布“放弃”；但如果日方非要“法律解决”，则依据国际法，中方享有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和要求战争赔偿的法定权利。周恩来严厉地批驳了高島关于放弃战爭赔偿的説法，他指出：高島在上午外长会談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你们条约局長説蔣介石已在“日台和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説法使我們感到诧异和震惊！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中国大陆，蒋介石是逃到台湾、在《旧金山和约》之后签订“日台条约”的，那时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放弃赔偿要求是慷他人之慨。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因负担赔偿而受苦，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经不要了。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绝对不能接受！我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也不能忍受。周恩来的讲话义正词严，田中首相当即表示：拜听了放弃赔偿的发言，充分理解了周总理的话，中方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超越恩仇的立场令人感动，日方坦率地评价中方立场，並再次表示深切的謝意。日方确有国会、自民党内部的问题，日方困难源于和中国政治体制不同，日本不是社会主义，会出现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见，但相信能够克服。实际上，尽管田中首相在访华之前就已经从多个渠道得知中方准备放弃对日索赔，但内心仍然有所疑虑，所以准备跟中方“当面确认”放弃索赔的承诺，甚至做好了“如果中方要求赔偿就立即回国”的思想心理准备。直到听周恩来当面表示中方准备放弃对日索赔权才放下心来，表现出愿意妥协、推进谈判的积极态度。其实，赔偿本來是不成问题的，但由于高島发言却成了中日总理会谈中一个需要争论和澄清的问题。因为中共中央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讨论了对日所赔问题，並內定放弃索赔要求。所以在周恩来总理交給竹入的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三项方案中，其一就是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针对日方最为关心、屡次提及的日美安保条约问题。周总理再一次说到，关于日美安全条约，客观情況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首相也说过的。尼克松和佐藤联合公报中的台湾条款已经不适用了。美国也知道，我们現在不用武力解放台湾，大平外相也知道。1969年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是前一届内阁搞的，并不是你们的责任，同你们无关。美国也説，現在不谈这个问题。因为佐藤已经下台了。尼克松正面临着选举，我们不想让这个问题使你们为难。所以这次可以不触及日美安全条约。因此我觉得在日美关系方面没有任何问题。虽然我方对日美安保条约也不满，但认为该条约还是按照现在这样继续下去为好。大平外相也説过，將來日本並不是不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但現在不触及它。在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可以不触及它。你们需要維持同美国的关系，我们是知道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没有必要涉及日美安保条约。日美安保条约就这样继续存在好了，我方也不想让美国感到为难。昨天我在宴会上讲话説，中日友好不排他。这次兩国联合声明也可以把不排他写进去。我们之間搞的任何条约都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不一定要声明不影响同友好国家的关系。因为在你们是友好国家不一定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同样，我们的友好国家也不一定是你们的友好国家。所以只要写上不排他就可以了。多了就超过了范围了。不接触日美安全条约，並不是説我们对它沒有意見，而是说中日复交不使美国为难，也不是针对美国的。周总理反复强调指出，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也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当然更不是针对美国的。

毋庸讳言，由于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已经解冻，中国外交集中考虑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应对自北方而来的苏联威胁，虽然坚持日美同盟具有威胁性的固有看法，但对其现实功能和实际作用的看法已经有所变化，不再视之为对中国的现实而直接的威胁，因此容忍日美同盟的存续；至少在策略上也不希望中日两国以外的第三国因素干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方向和基本目标。根据周总理的上述发言，兩国外长主持双方联合声明起草小組把不排他条款写进联合声明第七条反霸条款里。全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兩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区謀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中方对于日美关系、日美安保条约的表态解除了日方的顾虑。因此田中首相接下来发言时没有继续强调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的重要性，而是把话题转到了中日双边关系上。他说，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必须处理的现实问题很多。但访华的第一目的就是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开始新的两国友好关系。虽然自民党内部和日本国民中都有把解决现存问题作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提条件的看法，但是我和大平外相将向国民说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比其他一切都优先的事。我相信，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对于日中两国国民，以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是必要的。在具体问题上应该求大同、舍小异的想法，我跟周总理是一样的。显然，由于中方在日方所担心的战争赔偿、日美同盟、战争状态结束等问题上充分照顾到了日方的困难，使得田中首相对于通过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和更加坚定的信心。

由于中日双方就彼此看法不同的诸多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中日第二次首脑会谈之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加快，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进展。双方举行了原来谈判日程中没有安排的第二次中日外长会谈，就中日联合声明的文本逐字逐句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一致。会谈后，日本内阁官方长官二阶堂进对中外媒体发表消息，中日双方已经就联合声明的内容达成7点共识：1、中日两国宣布正式建交；2、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义；3、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双边关系；4、中日两国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5、中方放弃对日方提出战争赔偿的要求；6、继续进行双边谈判，以缔结中日和平条约；7、通过双边谈判签订贸易、航空、航海、渔业等事务性协定。将中日双方在秘密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向中外媒体公布，说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取得成功、指日可待。

四、第三次周总理——田中首相会谈

1972年9月27日下午，周总理与田中首相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周总理首先发言设定了会谈议题。他说：昨天我们就中日两国人民排除外来干涉，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今天想讨论一下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国内、自民党内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的中国会赤化日本、干涉日本内政的论调，田中首相也曾两次当着周恩來总理的面谈及中国是否会“向日本输出革命”的问题。在兩国首脑第一次小范围会谈时，田中首相直言不讳地要求中国不要向日本“输出革命”，居然连一点外交辞令也不讲。田中说：“总之，即使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输出共产主义也不行。希望你们不要做。”不知是没想到日方如此不客气，还是没料到日方会提出如此问题，周总理听后一笑了之，没有直接回答。田中因为没有得到中方的回答而忐忑不安，因此在兩国首脑第二次会谈时再次提出：在自民党內有一部分人担心社会主义中国会赤化日本，极力主张放慢同中国恢复邦交的步伐。中国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实现了国家统一，所以有人有些害怕。而我和大平外相之所以謀求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由于相信中国不会像別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干涉他国內政。如中国能在联合声明中強调遵循和平共处五項原則，不干涉日本內政，不在日本扶植革命势力，就可以使自民党內和日本国民中对中国有疑虑的人感到放心。日方拟订的联合声明草案第五条也提出：中日兩国应該遵循和平共处五項原则，“在持久的基础上确立兩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与此相关，兩国政府确认，日本和中国相互尊重对方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固有权利；兩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則，在相互关系上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行使武力威胁和武力”。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来是中国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而首创的公共产品，日方在这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中方“向日本输出革命”，由于这本来就是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之基本准则，因此中方对此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从田中首相三番五次地提起和日方联合声明草案的有关措词看，日方的确十分担心中日邦交正常化会为中国向日本输出革命提供机会和便利。

既然日方如此重视这一问题，中方自然不能不作出回应。周总理针对日方的杞人忧天談了思想无国界、革命不能输出的道理，以及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对外政策方针。周总理指出：我们认为各国人民应在不受外力干涉的情況下，根据自己的意願选择社会制度。也就是説，由本国人民自己解決自己的问题，不受外來干涉。但就思想來説，各种思想，不管是保守思想、进步思想或反动思想，都不受国界的影响到处传播。思想和行动是有区别的。思想的发展是国境所不能控制的。如佛教思想传到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发展了一个时期，在日本特別发达，在印度反而不盛行。印度保留了印度教。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在俄国、在中国得到了发展。交通和通讯的技术发达的结果，就是思想可以迅速传播，无法禁止。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阻挡思想的传播。即使是在中国，也有转发各国新闻报道的《参考消息》，每天发行量达600万份，其中也有批判中国的报道。尼克松、希思的言论也登载。这样，中国人民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让他们自己做出判断。思想言论是无法妨碍的，只有让人民了解，才能使他们分辨善恶。但是否搞革命，搞什么革命，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外国不能干涉。我们是坚持反对外国干涉的。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地解释，双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入“包括互不干涉內政在內的和平共处五項原則”，以及“相互尊重对方在不受外來干涉的情況下，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固有权利”。周总理还針对田中首相所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大国、日本作为邻国有些害怕的问题，谈到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介紹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他説：到20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均仍赶不上日本。在我国财政预算方面，尖端工业的比重也不大。我们还处于发展阶段。中国不想当军事大国。周总理接着谈及广泛的国际问题。他说：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现中苏之间、社会主义阵营不是坚如磐石的。尼克松也指出了杜勒斯相信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坚如磐石的错误。欧共体10国也不是，世界上的两大阵营都不是坚如磐石的。但体制不同的国家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南北朝鲜已经开始对话，并就排除外来干涉举行会谈达成一致。朝鲜半岛的局势正在向缓和的方向发展。但苏联对此却是批评的，认为体制不同的南北朝鲜怎么可能统一呢？苏联在统一问题上与朝鲜的立场是不同的。朝鲜从很早以前就不再接受苏联的援助了。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如果让我就日朝关系发言的话，我想，日本政府可以从这一次中日首脑会谈开始，考虑着手改善与朝鲜的关系，这将有助于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如果说，日方并未对周恩来的讲话作出回应，意味着日方并不同意中方的观点，但至少中方利用这个场合宣传了自己的战略思想和政策方针。

在兩国首脑第三次会谈时，田中首相又提出了有关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他説：我希望以后绝对不要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如果贵国仔細看看我们的情況，相信贵国可以了解日本不会有军国主义复活的事情。周总理回应説：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战爭中受到很大损失，确实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我们並不隐讳这一点。少数人有这种思想是事实。而田中首相之所以会在两国总理会谈中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正在广泛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早在1970年4月周恩來总理率团访问朝鲜时，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里，明确宣布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此后，中方人士在同日方人士接触时，在中日备忘录贸易談判中，都要提及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一话题，而日方人士总是表示反对。为此双方经常发生争论、有时甚至是相当激烈的爭论。中方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的判断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田中首相为了説明日本不会复活军国主义，介紹了日本的选举制度，这一制度已经在国民中扎下了根。在日本，无论左、右，要想依靠革命手段改变现行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日本有和平宪法第九条，按照日本的法律，要改变宪法需要參众兩院议员的2/3以上通过才行。根据現在的形势看，改宪根本不可能取得2/3以上的支持。他还談到日本人口越來越少。現在每个家庭平均兩个孩子，政府希望平均达到三个。否則300年以后日本就沒有人了。他又算经济账説，日本決心实现列岛改造计划，修筑9000公里高速公路，需要500亿美元，算下來，日本沒有再去扩充军备的钱了。他最后説，日本过去侵略过其他国家，日本国民为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今后不会再有扩张領土的野心，不会出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情況。請你们相信这一点。从政治制度规定、经济财政实力，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等多方面来论证日本不会再出现军国主义复活的情況。应该说，中方认同了日方的解释，因为既没有当场反驳，而且从那以后在媒体上、在公开场合，也不再公开宣传“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的论断。

周恩来之所以在第三次中日首脑会谈一开始就主动提出有关国际关系的话题。一方面说明经过前两次会谈，中日之间的双边问题已基本解决，日方关心的国际关系问题相对突出，需要进一步说明中方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所处之国际环境的关切重心，希望向日本领导人说明中方关于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外交方针和战略构想。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方所关注的国际问题，首先是苏联的对外扩张政策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并几乎在所有的地区问题上----北方四岛、朝鲜半岛----都对苏联的政策行为持批评态度，以期提醒日方警惕苏联对外扩张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地区安全的危险性，希望日方支持或赞同、至少是尊重或注意到中方关于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外交方针和战略构想，即使中日不能在外交政策行为上采取共同行动，至少也可以取得思想意识上的共鸣。

田中首相说，考虑到存在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朝鲜与苏联、中国的友好条约，日本一直认为中苏之间有着坚如磐石的同盟关系。日本支持南北朝鲜谋求自主统一的政策，但日本国民中有人担心会不会按照苏联的安排实现朝鲜的统一。如果像周总理所说的那样，实际上朝鲜并非对苏联言听计从的话，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对于亚洲的和平是有益的。虽然田中首相只是提到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没有明确提及“对日条款”，但众所周知，日方对于中苏关系最大的担忧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对日条款”问题，这一在法律上规定了中苏两国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共同承担打击义务的条款，战后以来一直被日方认为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力斯之剑，抱有强烈的猜忌和疑惧。

周总理对田中首相提及的中苏关系问题，从雅尔塔密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中苏结盟、对日条款，到中苏关系破裂，等等一系列问题，耐心细致地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介绍和解释。他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来源是雅尔塔密约，对日问题也是从雅尔塔开始的。美国把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委托给苏联。苏联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对抗日本。但当时的蒋介石并不知晓雅尔塔密约的存在，国民政府承认了蒙古的独立、苏联租借中东铁路，允许苏军进入旅大地区。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周恩来赴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时，苏联反对毛、周关于使蒙古重返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提议，但承诺3年之内归还中东铁路和旅大地区。同一条约也有以日本为对象的部分。该条约有效期为30年，但实际上发挥效力的是最初6年，赫鲁晓夫取得政权后，不再重视该条约。1955年，苏联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和共同防卫旅大地区的方案。因此毛泽东说过，如果苏联从海上来，我们就进山打游击。1959年，赫鲁晓夫撕毁了与中国签定的原子能协议。由于印度的挑衅而发生中印边界争端时，苏联也支持印度。加上赫鲁晓夫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并不顺利，所以把怨恨发向中国，断绝了对中国的物资援助，招回了1300多名苏联技术人员。以苏联为反面教员，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的原则。虽然1963年7月初举行了两党会谈，但这已是两党最后的会谈了。7月19日，苏共同我们决裂。20日，三国（美英苏）签署停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是不守信用的人。因此我们寄希望于勃烈日涅夫，但勃烈日涅夫的对华政策并无变化，所以我们与苏联的对话不能顺利进行。毛泽东曾经对柯西金说，中苏互相指责对方是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柯西金问，那到底要争论到什么时候呢？毛泽东回答说，争论一万年。柯西金说，这也太长了吧。毛泽东说，那就减少一千年，争论九千年。但毛泽东主张区别于党际关系的国家关系可以改善。因此我们达成了为期3年的长期贸易协定，但苏联在一年后就把它撕毁了。1969年，柯西金赴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后回国途中来到北京，与我（周恩来）举行了3小时的会谈。因为当时中苏发生边界冲突，所以我（周恩来）提议着手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沙俄与中国订立过不平等条约。俄国革命后，列宁也承认那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依据这些条约划定边界时，并没有实地勘察，只是用铅笔划了一条线。关于中苏边界问题，中方提出3点：1、维持现状；2、不行使武力；3、对有争议地区进行协商。由于柯西金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中苏从1969年10月20日开始谈判，至今已经3年了，但连临时协议也未能达成。中国与缅甸、阿富汗等邻国划定了国界线，尚未解决的只有苏联和印度。因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已不存在了。苏联方面也是这样认为的。苏联在从哈萨克斯坦到蒙古的地区部署了100万军队，威胁中国，仅在蒙古就有针对中国的6个师。这能说苏联是同盟国吗？我们同苏联打过多次交道，得到了很深刻的教训。

当时日本尚未与中国正式恢复邦交正常化，与这样一个无邦交国家的政府首脑如此详细全面地讲述战后几十年来中苏关系的主要历史脉络，以及中苏同盟关系破裂、走向激烈对抗的过程情况，如果不能说是不寻常的，至少也是不多见的。周总理之所以将战后中苏关系的发展演变以及中苏同盟名存实亡的现实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日方，但关于“对日条款”却轻轻一语带过，一方面希望解除日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疑虑；另一方面也力图缓解和解消日方针对“对日条款”的疑惧，希望说服日本认同、至少是理解和尊重中方的关于苏联扩张政策主义威胁中日两国安全和地区和平的战略判断，最好能说服日方支持或加入中国谋划和倡导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