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及世界权力重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这是我在美国最关注的问题之一。2012年到2013年，正值中美两国政府先后换届，我跟踪观察这段过渡期，从中寻找两国关系未来走向的线索。

这段过渡期，尽管两国在战略层面的猜疑依旧存在，经贸与网络安全领域的摩擦此起彼伏，中美关系大体上保持了稳定。陈光诚事件、斯诺登事件中，中美在人权保护、网络监控等方面的深刻分歧浮出水面。但是，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指出的，中美间有一种“先管控冲突，后建立互信”的默契，即先放下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上的分歧，用政治谈判缓和冲突，尽量避免局部矛盾升级为全面对抗。不久前结束的“习奥会”决定设立中美网络安全工作小组，意味着这种机制在发挥作用。

“习奥会”上，两国元首都认同中美有必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此次的焦点话题，但究竟什么是“新型大国关系”，两国的解读与定位尚有变数。在我看来，”新型大国关系“于中方是一个主动提出的战略性概念，而美方的态度是一边呼应，一边观望。

习近平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国内心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对彼此”意图“的猜疑与不信任，才是中美战略层面的最大分歧。中方始终认为美方意在遏制中国崛起；美方则始终担心，拥有13亿人口的红色中国是否试图改变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分歧将长期存在下去，不会因为一次”习奥会“而化解，而且也不可能只在两国政府间存在，必然牵涉到社会层面。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在美国体验到的，政界与学界之间战略互动，那就是将观察和应对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作反观美国力量的机缘。

据我观察，美国战略家们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与质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中美地缘政治上的冲突；二、中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与价值观；三、中国庞大的国家及人口规模。这些战略家对美国的外交战略颇有话语权。他们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和看法，可能对美国未来对华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今年4月5日，我在哈佛大学见到了奥巴马第一个总统任期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的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 Steinberg)。就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他表示：“奥巴马总统已经接受两种想法：一、遏制战略不可取；二、不反对中国成为重要的大国。”他认为，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利益正在扩大。我感觉这位刚刚离任的美国国务院前高官对中美关系前景偏向谨慎乐观。

另一位国际问题大家，曾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的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也反对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战略。他说：“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他今年1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Work 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指出，“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斯坦伯格和奈的立场在美国关注中国的战略家中，有一定代表性。我还发现，一些过去对中国崛起持负面态度的美国战略家，其看法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在西方很活跃的国际问题专家、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4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围绕网络攻击指控的唇枪舌剑、美国企业在中国遇到的麻烦，以及令人心忧的东亚安全局势，特别是朝鲜周边的安全局势，引发了广泛报道……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层亟需直接出面维护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但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不过这个消息却不会受到太多关注，因为它指明了一条挑衅意味不那么强，而且更有希望的道路。的确，中国在崛起，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也一样在崛起。考虑到两国经济有着很深的相互依赖性，而且两国政府也都承认了这一点，这条道路才是在美中之间维持更具建设性的较长期关系的秘诀。”

奈与布雷默的看法间存在一个共同的纽带，这也是我到美国一年来始终感觉到的美国战略家观察中国背后的潜意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出来就是，“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性的实力与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国最后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当前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处于一个“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状态，“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力量。”(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沈大伟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短时间内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这和不少美国战略家重新发现“美国实力依然强大”的论点，不谋而合。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的概括十分到位--“在未来几十年内，美国的核心挑战与地缘政治上的迫切任务是重振自己，促进更加广泛而重要的西方力量，同时在东方支撑复杂的平衡，为的是建设性地容纳中国崛起中的全球地位，以及避免全球性动荡。”(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

上述美国战略家，不管乐观派还是悲观派，都认为中美应该也能够避免美苏冷战式的关系，建立战略合作。在我看来，经贸上的相互依存深化，全球议题增加，两国在国内治理上仍面临结构性难题，这三点促使中美两国尽可能选择避免冲突，扩大合作。至少短期来看，“管控冲突”是可能的。双方的对外政策将趋于理性与谨慎，甚至照顾到对方的面子--中方尽量“尊重”美国的全球利益，美方也尽量“理解”中方的核心利益。

“建立互信”则是长期问题。改善相互认知与信任的背后必将展开的是21世纪最不确定的大国博弈。中国挑战美国与美国遏制中国之间，中国正在崛起与美国重振自己之间…… 回顾这一年以来我在美国观察到的中美知识界的讨论与互动，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美国战略家们看到中国崛起之后，能够从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从遏制对抗的角度采取应对措施，并动员丰富的社会资源重新发现美国真正、潜在的力量在哪里。这说明，美国还是一个有活力的国家。

其次，美国不少人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从悲观转向谨慎乐观。过去质疑中国体制、价值观及其野心的战略家们，似乎逐渐开始理解中国的逻辑。在这背后，中国政府在美国的游说与公关，以及大规模、多层面的民间对话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此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有战略的国家。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