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

80年代中期，以保尔·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为契机，“美国衰落论”曾在美国和世界风行一时，当然都有相当的事实和数字依据。但是笔者一直不以为然，认为美国的潜力远未发挥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优势，后来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绪论”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过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智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时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现在看来这段话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成倍地证实，但是还没有揭示美国吸引人才的内在根源。那时“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识到在今后的发展中知识或智力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这是肯定的。前几年，“后工业化社会”一词用得较多，但是不明确这“后”面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称呼，那就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优势之最就是人才。这里有作为移民国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后天因素。不仅是高级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质，也就是“国民性”。

先天的人口优势与人尽其用的环境相结合

美国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独厚在于移民国家的特点。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人口的构成如此复杂，没有哪一方土地是这样的万国殖民地，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几百年来总能博采各民族之精华为己所用，而且这一情况还在继续下去。当然这一特点也正在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成”远超过“败”。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许多国家今天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来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国情况不同：1）美国的移民是陆续形成，一批一批来的，不是一次涌来；2）最早来美国的移民是来自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带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观念；3）从“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的一百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核心价值观，成为以后无论来自何方的移民的认同的中心，产生独特的凝聚力。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而且证明有很强的粘附力，否则美利坚民族就无法诞生和延续。

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的主要人口构成中欧洲裔还是占压倒多数（关于欧洲不同的族裔，此处不细说）。至少直到二战之前，美国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吸取精华，包括思想、人才、体制、科学发明等等。许多新理论和新发明首创于欧洲而最后完成和实践在美国。有一则流传的故事：凱恩斯提出他的学说后，跑到美国去说服罗斯福予以实施，他说英国有颗大脑袋，而美国有个大身体，把英国的脑袋移植到美国的身体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论凯恩斯本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讲这故事的一定是英国人，反映了一种优越感和没落感混杂的心理，但是也很形象地描绘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也就是力不从心的欧洲的精华移植到美国得到新生。

但是源于欧洲的理论到美国得以新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物质力量。如美国著名企业家朱克曼（Motimor Zucherman）指出的，造成美国的经济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独一无二的“美记”企业管理资本主义。它本身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更新机制和灵活的转型和适应能力。由于幅员辽阔、市场巨大和人口复杂的需要，美国发展出了特有的企业精神，善于经营管理的传统，相信科学技术，以数字、法律、合同为基础，而不是以人际关系和习俗为基础。美国的企业除了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的先天条件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舍得在培训人才上花本钱。从19世纪末，“新边疆”结束后，整个大陆由纵横交错的铁路连成一片，又取消了州际的关税壁垒，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劲动力，新发明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普及，代替了地理上的新边疆。今天，美国的“新边疆”是全球经济，并且仍在不断开拓，其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比工业化时代更加能发挥优势。所以19世纪出现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这样能够把握世纪的巨头，20世纪一大批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网络巨头也出现在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

另外，与欧洲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相比，美国基础教育弱而高等教育强，越到上面越强，在质量上呈倒金字塔。在任何其他国家，这是难以为继的，但是由于有了上述第一点移民的作用，美国高校可以“白拣”别国基础教育的成果，因此移民与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优良的学习条件是对优秀人才或准优秀人才的一大吸引力；反过来，高智能青年的流入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所以，美国教育家们都承认外国留学生对维持和提高高等院校水平的重要性，其中亚州学生又占重要地位，到80年代末已占全部大学外国留学生的一半，而其中理工科的博士生比例还要高得多。学成后至少有一半留在美国。这从另一方面造成美国教育与人口的良性循环。

种族问题

移民国家的特点形成美国一大优势，但也造成美国特有的问题。一般说来，在民族融合中，总是处于先进的发展阶段的民族同化后进的民族，如中国盛唐时期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号称“大熔炉”，不论原属于何种民族的移民到了这里，就成了新的“美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认同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毋庸讳言，这样形成的美国人，其主流是欧洲裔的白人，也就是所谓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直到本世纪上半叶，所有后来的移民都有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向先来的主流欧洲白人同化。这一做法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大熔炉”之说就是一名俄国犹太移民于1908年创作的一个歌颂这种民族融合的剧本的台词。1918年还有纽约7万新移民大游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移民热切地表示认同美国。美国的活力和凝聚力在那时达到高峰。二战以后，情况就逐渐复杂起来，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族裔处于层层边缘。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多久，或者是否应该继续下去，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是以种族主义起家的，“白人至上”的思想统治了几个世纪。从一开始就把原住民印地安人赶尽杀绝，然后又从非洲贩来黑人做奴隶。各式各样的后来的移民，从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等白人到亚洲的有色人种先后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歧视，在“熔化”之前都当过二等、三等公民。先来者根据自己需要在移民法上做文章，以决定接纳还是排斥后来者。在这个信奉自由民主的国家，对种族平等的观念却接受得很晚，过程曲折而痛苦，这一观念真正进入主流思想是在60年代的激进运动之后。但是直到现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仍然时隐时现。美国的种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而且要深刻得多。社会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而肤色是不可改变的。种族与阶级有时相重叠，例如多数下层劳动者为黑人和拉美移民；但种族歧视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在黑人斗争的历史上，受过良好教育，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的照样受歧视。在美国的主流人种之外，生存能力较强，对美国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族裔，一是犹太人，一是华人。犹太人过去曾受歧视，现在已经完全汇入主流，不再有区别；穷苦的拉美移民是照顾对象，但是其中的白人一旦进入高等社会，就不再被区分出来。而华人却似乎仍是黑白人种以外的“外来者”。 尽管已成为美国公民，甚至是生于美国的第二代，职业和经济地位都属于高等社会，仍然不免被另眼看待。究其原因，一是肤色，二是文化，三则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如李文和一案所表现在司法上的双重标准，固然与外交有关，从深层次看，也是种族歧视问题。

今后，世界各地各种族的临时和永久移民仍将源源流向美国，而种族问题将继续困扰美国社会，下一节将进一步阐述。

重教育的传统和实践

人口素质当然和教育分不开。重视教育是美国从欧洲继承过来的最优良的精神遗产之一。首先，最早的移民的教育程度就比较高，在17世纪第一、二代移民中，每40至50家就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多数毕业于牛津或剑桥，这一比例为当时任何国家所不及。他们自然以普及教育为己任。约翰*温特洛普率领五月花号的移民在塞勒姆港登陆后六年，即在麻省纯粹由私人集资建立了一所大学。从1647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义务教育法以后不到半个世纪，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各州都已完成此项立法。在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大学。1636年10月28日，哈佛大学的章程在国会注册，是为大学之始。到1776年美国独立时已有9家大学，而当时英国仍只有牛津和剑桥两家。不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史比国家的历史长一百多年，而且有一批自始至终长盛不衰、年龄长于国家一百多岁的名牌大学，除哈佛外，还有耶鲁、普林斯顿、弗吉尼亚等大学，历经独立战争、内战、世界大战、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政府危机而巍然屹立，构成美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柱。

重教育与美国立国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开国元勋们都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在他们的思想中决无“愚民政策”的痕迹，因为这与“民治”的国家是绝对不相容的。杰斐逊本人是倡导教育最力的，他把普及知识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言论不胜枚举，例如在1816年说过：“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 民众应该普遍有知识、具备起码的判断能力是民主国家的根本，重视教育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宗教、道德和教育是“好政府”的必要条件。这是杰斐逊的理想的一部分。在他推动下，弗吉尼亚州带头，东北各州首先通过各种激进的关于教育的立法，包括拨地、拨款、建立基金、训练师资等等，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体力健全的成年男子有义务为帮助学校建设出劳力。他立意要通过教育培养起有别于欧州贵族阶级的新型精英以担当领导新世界的重任。后来以杰克逊为代表的平民民主派仍批评他为贵族教育，而主张进一步把重点放在普及平民教育。

提倡在政府，建校却大多是私人，捐钱办学成为风尚，没有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也是美国独特之处。著名的芝加哥、康奈尔、斯坦福等一批大学都是私人捐赠。那个时期的美国人热衷于建大学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从欧洲带来的传统和宗教原因外，还有实际建设的需要、慈善捐赠的习俗、和地方的荣誉等。还有一点美国特有的是，不断地西进的拓荒者来到不毛之地，很怕自己和所在社区“野蛮化”，因而迫不及待地办学校。拓荒者每到一处聚居成小镇后，最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学校，三是邮局，这是保证与文明世界联系的必不可少的设施。

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教育思想和制度有许多变化。综观20世纪美国关于教育的争论和改革，有几对矛盾贯穿其中：普及与提高、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与实用主义以及近30年来逐渐兴起，于今尤烈的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的矛盾。

1．普及与提高。

普及义务教育的做法不是美国人的首创，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制还是从普鲁士传入的。但是美国人从观念上普遍信仰凡合法居住在美国领土上的人就有受教育权，美国延长普及教育的年限早于多数欧洲国家，到本世纪80年代全国所有的州县都已普及6岁至18岁的免费教育，75%的适龄青年完成12年的免费教育，有的州还推前到学龄前和延长到头两年大学教育。当然，教学质量因地因校而异，差别很大，而且还存在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弃学现象。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免费教育的普及（且不论贫困学生还有免费午餐）应是教育史上一大成就，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重普及的特点更加明显。到90年代中期，全国高校有3千4百余所，升入大学的人数有1千2百万。从19世纪末起已可看出，美国办大学的观念与欧洲大相径庭，如果说欧洲的传统原则是“宁缺毋滥”（现在也已发生变化），美国则是“有胜于无”。毋庸赘言，这些号称学院和大学的设施、师资和教学水平十分参差不齐，而且像企业一样此起彼落，至今仍然如此。例如1969至1975年间，新建立了800家高等学院（包括两年制的社区院校），同一时期“关停并转”的有300家，净增500家。 这是美国独特的现象，其结果是高度分散，各自为政，从形式到内容到水平都多样化。

2．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占主流是美国特色，不仅是在教育领域。市场驱动力对美国教育的作用强于政府政策。早期的美国教育继承欧洲的传统，在课程设置上重视经典的基础知识和广义的人文教育。但是从一开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较少欧洲那种纯粹以锻炼心智、培养思辩和探索的能力为最高目标的风气。美国不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实用主义者，不论是提倡精英教育者还是平民教育者，都是把学校看作首先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地方，包括道德、能力、知识，处世态度等等，同时也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基地。有人甚至认为学校应是世俗的教堂，是施教化、维护基本价值观的基地。在大量移民涌入时又担负起使他们尽快同化的责任。

20世纪10、20年代的进步主义思潮把教育进一步向实用方向推动，因为进步主义特别相信教育能改造人，改造社会。比较典型的如著名历史学和社会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是培养能够“超脱地、明智地在各种相互争斗的利益之间进行调解”的专业人才。这样的“大学人”越来越多地加入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扩大影响，就是美国进步的希望所在。 进步主义改良主义者自己相信教育万能，也企图以此说服全社会，使富人相信普及教育可维持社会秩序、避免激进运动和培养熟练工人，办教育是一本万利之举，从而慷慨解囊；使中下层人相信，教育是民众权力的基础，是通向机会之门，是达到平等的手段，从而把送子弟入学作为在社会上晋身之阶。

从粗线条来说，自本世纪初教育制度基本定型以后，实用主义一直是主色调。大学的通才教育逐渐让位于专才教育，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随之学校的分科也越来越专，使得文、史、哲在市场竞争中被推到边缘。19世纪的家长送子弟上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一个有文化修养，受社会尊敬并笼统地对社会有益的人，而20世纪上大学则为找一个收入优厚的“好”职业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也就是更加以市场为转移。大学的实用性当然主要是面向广义的经济建设，国家、社会和企业所需要的研究项目不少是大学承担的。美国在世界遥遥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尖端产业得力于高等教育自不待言。

3．自由主义传统。

实用主义导致教育商业化、课程“非智化”、学生水平低下。但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量大，特别是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给非实用的学科留下一定的空间，成为制衡教育过分市场化的拉力。

这里自由主义教育有几层意思：一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二是指以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教育学生，三是指与实用主义相对的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首要目标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通才教育”。

强调教育为社会需要服务看起来似乎与中国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美国的教育独立于政治。华盛顿总统生前曾有意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建立一所集中的、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为各大学示范的国立大学，终未能在国会通过。在他以后的几届总统也曾做过努力，都未成功。结果形成美国高等教育没有国家最高标准和统一的模式，也无法贯彻政府的某种教育思想。美国只有州立大学而无国立大学。即使州政府，也无权过问州立大学以外的高校，这是有法可依的，那就是1819年著名的“达特茅斯裁决” ，这一案例进一步维护了大学对政府的独立性，这样既保持了校园学术思想的自由，又维持了学术建树的延续性。

美国自由主义教育家们认为，大学应该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支柱和接力棒，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这种价值观的载体，同时又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修养，不论从事何种行业的工作都能身体力行，对维护和巩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不断完善美国的社会作出贡献。简言之，就是要培养根据美国标准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在大学本科的通才教育特别重要。不论学什么专业，有一些属于文史的必修课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这种教育思想和高度实用的现实趋势形成张力，也是对美国教育在市场驱动下沿着庸俗实用主义滑行的一种制衡。正因为如此，大学一直保持了出新思想、新流派的源头。另一方面，它虽然独立于政治，但是实际上对校外的政治最敏感。本世纪对社会有影响的思潮，从进步主义到“新政”的谋士，到60年代的激进批判运动，乃至当前不论是“左”或“右”的思潮都产生于大学中。当然各种思潮实际的社会影响差别很大。

这里必须提到杜威的影响，因为他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美国教育影响最大。我国一向把它称作实用主义的代表。实际并不完全确切。从其倡导的精神与内容来看，正好是对趋于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一种逆反，毋宁说是体现了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同时也属于改良和普及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他主张知行合一、彻底的“有教无类”、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顺应人的自然天性，最大限度地开发儿童的创造力，把儿童教育成“合作的人”以别于“竞争的人”，充满服务精神等等。这些都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中难以完全贯彻，与今天美国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相距更远。但是他以及一大批与他思想相同或受他影响的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对美国教育改革还是功不可没。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美国的教育能够为最广泛的阶层所享有，能最好地与社会需要相联系，而尚未完全陷入最短视庸俗的实用主义。

4．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主题。

每当美国人感到国家出了问题，或是遇到了难题或危机，就想到教育有问题。所以，教育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

战后几十年来，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一直是困扰美国的一大问题，尽管朝野都予以关注，也不断采取措施，却似乎成效不大。1981年有一批教育家和学者成立了“优化教育网”，两年后出了一本书，题为《国家在危急中》，历数教育滑坡现象。这本书引起全社会的震动，从那时起展开了“优化教育运动”。南方一些基础教育较差的州领导，包括当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而在本地进行改革，提高了中学毕业的标准。另外，重新强调在课程中加强基本知识教学，也是一项改革内容，但这只是建议，并无强制性，完全达到此要求的高中毕业生不多，不过比例逐年增加，多少有些效果。

无论如何，教育的普及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大学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一般说来，一个人经过几年大学教育，除了学到专业知识外，视野总要开阔一些，眼光远大一些，特别是养成学习的习惯，终身受用。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下，大学的普及对缓解种族矛盾起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在校园中和睦相处可减少白人青年的种族偏见；一方面给少数民族以较为平等的提高自己的机会。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在讲到1929年的大萧条时有一段话说明普及教育发挥的作用：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象美国一样建立了那么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没有别的国家象美国那么幅员广大、居民血统和社会背景这么多样化，依赖它的教育系统来训练人民学会和睦相处的艺术。如果真有一个时期证明过去几代人花在教育上的大量开支起了作用的话，那就是1929年到1933年这一段时期。当时，人人都在困难之中，人人都需要容忍，人人都需要深思熟虑，然而又采取批判态度，这样，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团结才不致消亡”

不论还存在哪些问题，迄今为止，美国以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后盾的对普及教育的信仰，和它的既实用又自由的高等教育制度，无疑是造成美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巨大财富。

（五）异化和悖论

在进入21世纪时美国依然充满着严重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有些是固有的矛盾，有些是新问题。贫富悬殊、种族矛盾、“世风日下”、暴力充斥、犯罪率始终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人们经常谈到的话题。关于美国兴衰问题，现在和过去一样，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美国的兴旺是暂时现象， 其中有泡沫成分，繁荣中孕育着衰退的因素，终将表现出来；一派认为有种种新的因素促成了这种新的经济良性循环，美国的发展仍将不可限量。本文感兴趣的不是绝对数字和静止的状态，而是构成美国最基本的活力，在20世纪促使美国发展到今天的那些因素是否还将继续起作用，或者将发生哪些消极的和积极的变化。

平等问题

今天美国最明显的社会问题仍然是贫富悬殊。经过一个世纪的批判、改革、福利政策，济贫措施等等，社会从金字塔变成了枣核形，也就是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两头小，中间大。但是就两头而言，差距并没有缩小，而且70年代以来在逐步扩大。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比，美国依然是发展势头较猛，社会活力更大，但是不平等现象严重得多。从直观的感觉上看，美国的大城市的“富人区”和“穷人区”仍然天上地下，对比鲜明，而且“穷人区”常常等同于“不安全区”。流浪汉、乞丐、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从统计数字上来看，从70年代到90年代，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扩大：1947-1970年，从0.376降至0.353，而1970之后一直上升，至1995年达0.450。

1986年，也就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之后20年，一位国会议员公布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数字：占人口1%的超级富翁1963年拥有25%的社会财富，到1983年上升至26.9%。10%的最富有的人口拥有68%的财富，在20年中增加了4%。他说：

“从1963到1983年间，不处于经济图腾杖的顶端的90%的美国家庭损失了他们占有的国民财富份额的将近10%。这一趋势与我国公民一般认为的财富分配趋于平等的设想背道而驰”。

这20年正是几届共和党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对大政府进行调整的时期，特别是经历了里根的对福利政府大幅度逆转政策。所以说明，美国在平等与发展之间摇摆前进的道路上为之付出代价的还是穷人。

克林顿两届政府期间经济持续繁荣，时间之长为战后所少见，而且失业、通涨都保持在低水平，但是贫富差距却有增无减。根据美国官方的数字，从1973年到1995年中期，美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而普通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额都归于上层的20%的职工，而其中1%占去了增额的64%。如果不以工资计，而以收入计，差距就更大，最上层的1%的人得到总增长额的90%。总的趋势是，20%的上层家庭的收入不断上升，而下层20%不断下降，1993年前者是后者的13.4倍，打破了美国的历史记录。

一般美国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谈起在富足的社会中这种贫困现象都认为是美国的耻辱，尽管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至今争论不休。1992年美国大选时，前总统卡特在推选克林顿当候选人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主要发言，揭露美国贫富悬殊和社会的不公正，其尖锐程度不亚于通常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抨击，他描绘的贫民窟图景仍可与本世纪初的暴露文学媲美。他还驳斥了右派说这些人穷是因为他们太懒，不求上进，缺乏家庭观念等论调，并以自己亲身从事社会工作的经历说明，这些人只要给他们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和“我们”一样雄心勃勃，一样愿意辛勤工作，一样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当然卡特的这番讲话是在大选中发表的，带有党派斗争的色彩。他提出的争论观点正好说明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之争，也就是美国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不同思路依然如故。而实践证明，民主党执政以后并不能扭转这一状况。因为自约翰逊以后，联邦政府的福利负担已经到顶，克林顿面临的是非改不可的医疗制度。卡特批评共和党削减联邦政府福利开支，克林顿还得进一步压缩政府的福利开支，其改革方向是福利事业私有化，责成企业在技术更新过程中负担职工培训。这在实际上往往遭到企业主的抵制，结果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利的。

美国的“新经济”引起经济结构的深刻改变，导致工资差距迅速扩大。一小部分掌握最新知识的高级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同时包括相当多的中等收入者在内的非专业人员收入下降。失业率总体是低的，但是企业裁员率大大增加，据美国管理协会的数字，1989年各企业报告的减员总数为35.7%，1994年上升至47.3%。1995年有29.7%的职工每小时平均工资低于贫困线，这些人按照通常的标准，并不见得都是“非熟练”工人，而只是属于非热门工种。 “新经济”是否一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现在尚无定论。但是至少目前在靠工资收入的人中，在工资、职业稳定性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三个方面的不平等都有所扩大，更不用说处于最上层的亿万富翁与贫民之间的差距了。还有一种新的现象是新富多为暴发户，而且日趋年轻化。与过去那种白手起家，奋斗多年而后积累起一份家业的富豪大不相同。竞争之激烈，消长、升降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的调节社会的机制是否够用，“美国精神”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尚待进一步观察。

种族矛盾与文化多元化

贫富悬殊与种族问题不可分。整个20世纪的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争取种族平等。应该说，从社会观念到少数族群 - 特别是黑人 - 的实际境遇都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美国的痼疾仍然未消。有些问题陷入怪圈，很难突破。至今提到贫困、犯罪、毒品、校园和街头暴力、教育水平低下等等，还是和黑人以及拉美移民相联系。一些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区也是犯罪高发区，那里房价低，市政建设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中小学是就近入学的，差距必然反映到基础教育水平，也就是贫苦黑人的子弟很难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从大城市的9年制、12年制学校学生的成分看，实际的种族分野还相当普遍。美国中上层白人和亚洲族裔一样，常有“孟母三迁”的精神，卜居先考虑子女上学的条件，其结果是政治上人为的种族隔离取消了，由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事实的隔离又“自然地”形成，而且传代。基础教育的差距必然影响到上大学的机会，和就业的条件，这样形成的循环至今仍然没有打破。美国黑人今天的状况离事实上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

当前，在新的一轮“数字经济”的竞争中，黑人又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据商务部的一份报告统计：白人家庭拥有电脑率为40.8%，而黑人家庭为19.3%，白人上网者占21.2%，黑人只占7.7%。这些问题从政府到有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科学界都在给予关注。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爆发街头暴力示威时，有一家华人报纸评论说，美国黑人问题是白人“祖宗造的孽”，今天仍然需要继续还债。此话颇为生动地说明了美国的黑白种族关系，黑人问题仍然是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无法卸掉的负担。

今天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贫困的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自性，新移民要不要“美国化”的问题。少数族群的觉悟迅速提高，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为强烈，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与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心态刚好相反。这个问题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存在， 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对白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的现状的反抗也同时兴起，与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属于同一潮流。自那时起发生了观念上微妙的变化（为方便计，姑且以简单化的“左”和“右”来概括）：过去“左”派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强调种族区别，主张帮助黑人和新移民尽快“美国化”，成为平等的一员；右派种族主义者则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认为非我族类，不可能“化”作美国人，只能按族群区别对待。

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化”，也就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而强调每一个族群的传统和特点，认为长期受压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文化必须加倍伸张，也就是加强种族意识，族群觉悟，而不是争取个人的权利。这一观念与极右派殊途同归，只不过一个认为不应该“化”，一个认为不可能“化”。处于中间的代表美国主流的精英则仍然坚持以原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化”。他们承认今天的许多种族矛盾现象主要是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是美国历史的耻辱，应该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后果，不过他们认为进一步强调种族区别将适得其反。这一争论主要是在大学校园中和学术界，规模也不小。80-90年代关于“肯定行动计划”之争和90年代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大辩论都反映了在种族问题上两种思想之争：前者关系到如何弥补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等；后者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刻：美国的历史是否从根本上应该改写，不再承认白人基督教文明的的主流地位，还涉及教学内容--从大学课程发展到中小学课本--和选拔教师以及招生标准。

如何诠释历史关系到如何塑造未来，也就关系到美国是否还能继续在多元化中维持其原来的主流文化。笔者以为，在短期内，美国的多元文化远不足以威胁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唯其处于边缘，才要大声疾呼，事实上移民“美国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但是一旦经济情况恶化，或是社会发生某种危机时，白人种族主义依然可能上升，种族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复杂，不完全是在白人与少数族群之间，而可能发生于先来后到，不同处境的少数族群之间。例如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引起的街头暴动，被打砸的对象却主要是亚裔。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加紧控制和排斥，还是放宽和鼓励，这是美国特有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悖论。

就社会危机而言，单纯的贫富悬殊不足以导致暴力冲突，但是种族矛盾仍是美国社会最难化解的足以引起动乱的潜在危险。

市场“专政”与自由主义的极限

美国在发展机制上靠市场经济，在精神上靠自由主义，二者相辅相成造成了美国的强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其消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今天的种种负面现象归根结底与这两大因素有关。

对市场决定一切的机制如果没有足够强有力的制约，就发展到制度化的“唯利是图”，结果是从市场竞争走向市场“专政”。市场既然视消费者为“上帝”，一切行为都是以鼓励消费为目的，社会风气必然媚富嫌贫，而且出现疯狂的高消费生活模式。有人说，自从信用卡出现以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先劳动后享受变成先享受了再说，精神的堕落从这里开始。这是极而言之。不过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向高消费迅速发展的确是令世人咋舌的。

首先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消费的诱惑对于青少年比成人更加不可抗拒。家境优越，有希望进入名牌大学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的青年尚有推迟享受的动力，学习有一定目标，而对大多数贫苦子弟来说，这种希望太渺茫，太遥远，眼前的诱惑又太迫切。在道德行为方面，商业文化的潜移默化远远超过教师的谆谆教导（假设教师都是这样做的话，其实未必）。所以，美国基础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消费社会造成的思维方式。这是任何“教改”所无能为力的。所以美国针对中小城市学教育的改革经常不断，却收效甚微。涉及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百姓子弟的基础教育的严重缺陷，造成美国缺少熟练工人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现象从长远看将改变美国的人口素质，腐蚀美国赖以立国并发展到今天的“美国精神”。

前面提到，实用主义是贯穿于美国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这种重视社会需要的传统使美国的大学不是象牙之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的长处。但是同时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完全受市场驱动。如一位教育史专家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与通俗文化一样，变成了买方市场，学生及其家长是买方，学校和教师是卖方，于是课程和选题主要由知识较少的买方来决定，而不是由处于卖方的学识渊博的教师来决定。甚至由国会通过的对教育补助拨款的方式也是以资助申请人（学生或研究人员）为主，而不是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就是资助买方，而不是卖方。 结果大学日益庸俗化，沦为培养各色市场所需要的专家的场所，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和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日益稀少。这样的高等教育日益丧失学术的超脱和独立，20世纪末与世纪初相比，那种曾经推动进步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批判精神正在变味。

市场“专政”腐蚀特别明显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新闻传媒。言论自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基本人权之一，美国的民主的前提是国民有认知权，即获得信息的自由。这种成为信仰并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造就了无比发达的新闻媒体，以至有在“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之称。这一强大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批判力量，曾对揭露黑暗、防止腐败、促进改革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今天却已起了变化。当然过去它也不是完全超然独立的，政府虽然无权干涉它，其出资者所代表的利益还是对它的倾向性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唯其是有形的，就也要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受到一定限制。而今天的市场律令却是更加无形、非理性，而且捉摸不定。在以文字为主要载体时，其对象为知书识字的人，特别是著名的大报和杂志面对的读者至少相当一部分是知识精英，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从业人员也有自己的守则，能够比较客观地报道新闻，从容地分析一些重大国内外问题，即使代表某种倾向和偏见，也是有迹可寻的，并有各种流派互相制约。只是报纸的收入日益依赖广告，已经种下不祥的因子，销售量与广告互为因果成倍地加强了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电视的普及，手段、对象、市场都起了急剧变化。与对待其他方面的文化一样，大众的口味从精致的佳肴变为有刺激性的快餐，接受的方式从用脑筋的阅读和思考变为直接的感官视听。由于技术的发达，频道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争取广告与争取收视率之战使从业人员几乎完全丧失真正的主动权。传媒既迎合又塑造大众的口味，形成恶性循环。新闻工作的客观、公正、良心、原则都要服从不可抗拒的市场律令。今天，美国传媒揭露矛盾，监督政府的作用当然不能说已经消失，但是正义的呼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无序的光怪陆离的“节目”之中，提供给美国公众的国内外的图景与客观相距甚远。美国人对信息有最大的选择自由，实际上却基本上是被动接受，甚至强迫灌输。世纪末的传媒的作用比之于世纪初已经异化了。这里只谈到电视的普及，至于市场专政下的信息网络化会走向何处，更难逆料。

一方面，威力强大的传媒日益失去维护社会良心的功能，实际上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或者其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集团；另一方面，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知识分子大多数或进入体制内，或成为狭义的专家（有人说罗斯福的政策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主流纳入为政府服务，使其丧失了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欧洲知识分子这方面传统还保留较多），优良的批判传统大打折扣。总之，有一些事物本不应该属于市场的，而市场威力无穷，所向披靡，使得人在它面前日益丧失主动权。

道德滑坡是另一公认的现象。1993年，刚当选一年的克林顿出现在田纳西州马丁*路德*金生前最后一次布道的教堂中。大约是受那肃穆的气氛的感染，即席发表了一篇动听的演讲，揭露当前美国道德败坏的情况，问道：如果马丁*路德*金看到今天的情况会说什么？

“他会说，我为之奋斗终身死而后已的，决不是要看到家庭破裂、13岁的男孩拿着枪追赶9岁的孩子只是为了好玩、年轻人用毒品毁了自己生活再以毁别人的生活来发财，这决不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他会说，我为自由而斗争，但决不是人们由着性子互相残杀的自由，不是未成年的孩子生孩子，而孩子的父亲弃之如蔽屣而离去的自由。我为人民的工作权而斗争，而不是要让整个社区和居民被弃置不顾……”

克林顿还强调必须进入“人的本性、价值观、精神、和灵魂深处”，否则政府的行动以及任何其他努力都无济于事。今天来看克林顿大谈道德说教，特别是维护家庭价值，颇有讽刺意义。美国保守派更会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认为象克林顿这样一个人能当选为总统本身就是公众道德观念下滑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他所指出的确实是美国人今天普遍忧虑的主题。

对于美国今天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内容“左”“右”各派所见略同。他们都批判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现代版本的“自由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托克维尔的预见，指出个人主义发挥出巨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但是走向极端就成为自私自利，每一个个人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完全不理睬他人和全社会的疾苦，植根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冲动迟早会冲开一定的教化的界线，变成为所欲为。过去美国人赖以建国的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美德，诸如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以及有计划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和诚实的遵守规则的处世态度，如今在总的追求“自我完成”的目标下变成了一味追求高工资待遇、高社会地位，敬业精神变成短期观点，只顾眼前享乐而少储蓄，守法的观念蜕变为只要有本事不被抓住就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赖以立国并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精神支柱-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现在正在发生异化。贝尔（Daniel Bell）对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所作的补充：“贪婪攫取性”，可谓高度概括。如今后者逐渐占上风，“宗教的冲动”为“经济的冲动”所淹没，结果道德自律和创造精神两败俱伤。

对于病源的分析和治疗方案则“左”“右”两派观点截然不同，其分歧的本质还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派认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除了新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外，比较有影响的左翼宗教界也认为，当前的社会道德文化堕落来自以大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制度，来自对资本的崇拜和对劳动的缺乏尊重，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 -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 就应该有所改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方式，首先改变追求无限发展的习惯动力，换一付“非物质的”眼光，把重点放在精神方面。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切改变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重建（reconstruction）”来完成。归根结底，这种主张的落脚点还在于教育，只是不限于学校教育。

“右派”批判的焦点刚好是自由主义中追求平等的因素，他们认为60年代的激进运动是这一堕落的标志，其结果之一是摧毁了社会价值的防线，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从此大家对本来不可容忍的行为见怪不怪。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类似“肯定行动计划”这样的对某些群体的照顾性法律都是罪恶的根源，它唤起人的最坏的感情--嫉妒和懒惰。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导向中央集权的大政府，从而导向专制……。这些本是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保守派的一贯论点，不足为怪。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保守主义者不但一概否定20世纪初以来的一切改良、福利措施和理论，而且一直上溯到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所依据的前提。也就是不仅反对平等，而且反对自由，认为正宗的杰斐逊和米勒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本身的动力就是不断摆脱宗教、道德、法律、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制约，伸张个人。但是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先驱们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们普遍怀有基督教的原罪感，并承认公认的传统道德规范，能自觉地以此自律，舆论的褒贬也以此为准则。他们都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决不会想到追求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结果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激进个人主（radical individualism）”和“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状况。正是由于先驱们对人性的认识所犯的错误，发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已经异化和堕落，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没有自我改正的因素，只有不断地要求满足个人的欲望，争取更多的权利。因此世风日下也是必然的。 在他们看来，还得诉诸宗教的道德力量。所以，又与教会左派殊途同归。

著名奥裔美国企业管理家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也对资本主义有严重的保留。他是自由市场的坚决拥护者，但是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是只注意经济，不考虑”人“，是”单维“取向。他早在30年代就曾担心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不平等会使法西斯得势，结果不幸而言中。今天，经理们自己谋取丰厚利润而同时裁减员工，更是在社会和道义方面不可原谅的。

总之，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对美国抱悲观态度，认为美国精神正在走下坡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本身提出批判（当然二者否定的程度不一样），居于中间的主流派则竭力维护自由主义，却对它的命运忧心忡忡。

此外，政治、司法中的金钱的作用，利益集团对内外政策的超常的影响……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它始终是使美国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走向异化的一种拉力。有人说，现在在美国，只要有一百万美元，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辛普森一案就很明显，碰巧他是黑人，种族问题掩盖了司法的腐败。总之，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思想界的批判这些美国的看家法宝能否继续有效地制衡金钱和市场专政的腐蚀力量，这是美国进入21世纪的大课题。

追求个人幸福是美国人的原始动力，发挥到极至，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利益的驱使和高度实用主义又侵蚀和抵消着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美国精神“，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