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中下结合的渐进改良

胡适20年代观察美国，颇有感慨地说过：“美国不会有社会革命，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进步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 。这诚然是一语中的。渐进主义的确是美国发展的一大特点 - 不断从改良和妥协中化解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的政权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没有经历过“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基本上在原有的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

自上而下的政府改良

正如列宁所说：“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纲领、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 ，实际上整个美国改良的过程都可以说是在拯救资本主义，而西奥多*罗斯福（下称老罗斯福）政府可称起了开山作用。这拯救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并不是消极的“拯救”，而是在不断克服矛盾和危机中飞速发展。事实上，没有发展，就谈不上拯救。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一大创新就是福利国家的形成。福利国家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劳动者斗争的成果，也是资产者让步的措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美国史家提到美国的改良，一般都提“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是有道理的。20世纪上半部美国采取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逐步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刚好就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开始干预经济生活，二是政府成为调节各种矛盾，特别是劳资矛盾的中介人。

在政府改良中，小罗斯福的“新政”可称承前启后，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说，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划时代的影响。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带来的挑战和迎战都是戏剧性的，其影响之深远，再强调也不为过。而归根结底，它紧扣“拯救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新政”的内容众所熟知，不必赘述。单纯就解决经济危机而言，如果没有二战，它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论者看法不一，姑存不论。这里要强调的是它对美国的改良模式和观念所产生的革命性的深远意义：

1）政府职能大转变：从小政府到大政府，从尽量少管事到多管事。这实际上是对美国自杰斐逊以来赖以立国的的政治理论的一次深刻的变革，与美国人不信任政府的传统观念相背。如果不是非常时期，是很难实现的。当时面临空前的危机，人们接受了这一观念：一个关心群众福利的犯错误的政府要比一个漠视人民疾苦无所作为的政府好。危机过去之后，传统思想又有回潮，大政府和小政府之争一直存在，但是政府有权也有责任干预经济这一观念已经合法化，争论只是在干预多少而已。

2）第一次在基本人权中加入了“经济正义”的因素。这是对旧自由主义的一大修正。罗斯福提出了新“四大自由”，即：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前两项是旧四大自由的合并，在西方已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增加的核心就是“免于匮乏”的权利。从此，有人挨饿不仅是私人的事，而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政府和全社会有责任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从这一观念出发，一系列的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法令不但有了依据，而且是政府和社会强势集团应尽的责任。“社会安全”、“社会保障”的观念和机制从此逐步确立。

3）政府成为调整劳资关系的中介。罗斯福政府除了制定一系列保护劳工的法规外，还首次立法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权”。政府出面说服资本家接受这些向劳工让步的措施，以此换取劳工的妥协。这样，工人的权益有了一定的保障，而工会不再是一种反社会的激进势力，变成了体制内的一个利益集团，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换言之，可以说工人阶级受到了“招安”，从而取得了社会的稳定。

以上几点奠定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的稳步改良。当然危机过后，旧的习惯势力必然有反弹，但已不可能回到完全弱肉强食的社会，新的框架已经定了。对美国政治文化来说，可称完成了一次观念上的革命。从理论上，赤裸裸的、不加修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再能进入主流。

当然，“新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罗斯福与他的谋士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而是美国不断改良的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从政府的改良主义思想和政见来说，“古人”从上个世纪已经开始，若从本世纪算起，则主要从老罗斯福开始。“来者”则绵绵不绝，以后历届政府都在福利制度上添枝加叶，尤以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计划”达到登峰造极。不论在具体政策上有什么压缩和调整，美国式的福利制度已经形成。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能详述，仅对老罗斯福与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重大措施略作介绍。有意思的是，这几位总统对外都以帝国主义扩张和干涉著称，而对内的的确确向社会平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老罗斯福总统任期1901-1908，刚好是本世纪初现代美国的开始，也是美国第一轮社会改良思潮高涨时期，史称“进步主义年代”。他在总统任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立法措施，其中下大力气“抑制豪强”，取得突出成绩的有两件事：一是限制垄断资本，于1903年促使国会在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基础上通过修正案，进一步扩大了总统干预经济的权力，为后来威尔逊政府通过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先声。二是调解1902年宾夕法尼亚15万煤矿工人大罢工。此次罢工由于矿主态度顽固，僵持5个月之久。最后政府出面干涉，通过软硬兼施迫使矿主同意与工会谈判，并同意政府仲裁，同时说服工人复工。最后结果除增加工资的幅度外，基本满足了工人的要求，其中有长远意义的是建立了9小时工作制，以及在矿内劳资双方谈判的制度。

这两件事开政府敢于抑富扶贫的先声。的确如老罗斯福所说，是在美国进入新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一次在积累和分配的立法上的大调整。他用的词是防止“过度资本化（over-capitalization）”。与此同时，他还在政治上励精图治进行了重大的吏治和税制改革。其结果不但使当时正在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缓和下来，而且开启了一种解决矛盾的机制。以此为先例，以后历届政府又陆续通过一系列保护劳工的立法。老罗斯福的举措的重大历史意义还在于宣告：治理美国的中心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美国政府既向社会平等的方向进行干预走了一大步，又为达成劳资妥协、保存和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防止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一种模式，为日后小罗斯福政府大规模的“新政”打下基础。

约翰逊与老罗斯福一样，都是在前任总统遇刺后就职，他的改良的思路与肯尼迪一致。其政府的特点也是大幅度的改革与大力扩充军备对外用兵相并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既要黄油，又要大炮”。此处主要讲他的“黄油”这一面，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向贫困开战”和“伟大社会”计划。“伟大社会”虽然是继承“新政”的传统，但是时代背景很不相同。此时美国经济不但没有危机，而且持续增长，进入“丰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惟其经济繁荣富足，贫困的存在就愈形突出和不可容忍。这是“向贫困开战”的口号的来源。当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主要着眼于社会公正。另一点与前人不同的是，种族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

简而言之，在约翰逊任内实现的各项改革中最重要的有两大领域，一是关于种族平等，一是医疗保障。种族平等体现在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 。这是美国黑人斗争史上一件大事，尽管其实际贯彻还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但是这一立法确有深远意义，把黑人的法律和社会地位从观念到实质都提高一步。以后，为在行动上切实落实，又颁布“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lan）。 应该说，在种族平等的改良方面，60年代是一大分水岭，群众运动当然是主要动力，就政府而言，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态度和措施的力度超过以前历届政府。

另一意义重大的措施是通过“ 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medicare and medicaid）法。美国在建立普遍的医疗保险制度方面起步晚于欧洲，杜鲁门政府曾企图施行，以阻力太大未获通过。到约翰逊政府终于将两项法案作为对1935年《社会保险法》的修正案获得通过。前者的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人和不到年龄的残疾人；后者的对象是低收入者，不受年龄限制。这是继“新政”以来改良派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大大地扩大了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除此而外，还有《中小学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政府对教育的资助；《模范城市法》由政府拨巨款建造廉价住房、改造城市设施、改善贫民区和贫困地区的环境、卫生条件、教育和娱乐设施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是由政府拨款关照贫苦居民的，不仅使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进一步得到巩固，基本上形成了社会安全网，更重要的是使机会平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是美国福利制度的顶峰，与此同时，他以反共的名义深陷越南战争，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达到空前程度，成为左派、右派都攻击的对象。其后果除了自己被迫放弃竞选连任外，也造成以后政策向保守方向逆转的契机。

里根政府政策是一次较大幅度的向保守方向逆转，被称作“劫贫济富”的经济学。然后又出现克林顿的“中派自由主义”和改革福利政策的方案。总的说来，美国的政治主流基本倾向是向中间靠拢，社会批评家和政客竞选可以慷慨激昂，言词激烈，但在实践中，最保守的不能打破现有的福利制度框架，最激进的也不会损害大企业的根本利益。

言论自由和批判精神

自上而下的改良得以成功，有赖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种族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难以自动放弃特权，因而任何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都包括某种揭露、批评和防止腐败的机制。即使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权也还有“言官”、“谏议大夫”、“御史”之类的职位，理论上是负有揭露和针砭时弊的责任的。特别是开国之君总希望从前朝衰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找出一种能防止政权腐化，达到长治久安的机制。但是在专制和集权的制度下，无论当政者主观上有多么良好的愿望，实际上做不到。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一个毛孔中都带着血污，那么，在言论自由保障下的公众批判就是其净化剂。

如果说，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其制约。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不一定立场都是“正确”、“进步”的，有时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阶级的怀旧情绪（如巴尔扎克的小说），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现实的，就有积极作用。扎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西方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批判现实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和批判精神联系起来，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背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病加以挞伐是其天职。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这一传统当然起源于欧洲。19世纪丰富多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及其传世之作可以为证。

这一源于欧洲的传统自19世纪末以来在美国得到充分发挥。诚如美国思想史学家霍夫斯塔德所说，美国公众每隔一段时候就要掀起全国性的自我反思的浪潮，如果没有不断的反对、抗议和改良的传统，以美国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其制度就会成为纯粹的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大约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远的不说，整个20世纪这种自我批判从来没有断过，可以说，从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文学就不约而同地以批判特权阶级为己任。我国读者熟悉的马克*吐温是最早的代表之一，不过当时还没有形成规模。大约20世纪前半是批判文学的鼎盛时期。

第一次高潮是从世纪初到一战的“进步主义”运动。这个时期，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对立面，有社会科学界的新理论、新闻和文学界的暴露文学、小生产者和底层老百姓的呼声以及政治活动家的政策主张，共同形成了当时“平民运动”和“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些集团的利益和目标很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为社会弱势集团说话，揭露各种黑暗内幕，都主张政府应该对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种种罪恶有所作为。它们汇集成声势浩大的舆论浪潮，对当时正在趋于腐化的美国政治起了遏制作用，也为老罗斯福厉行吏治改革和一系列改良政策提供了舆论基础。如果没有本世纪初的政治净化斗争和吏制革新，以后小罗斯福以加强政府干预为方向的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因为这一改革是加大政府的权力，其前提是各方面对政府官员的信任。如果没有廉洁奉公的大批执法者，改革就会弊病百出，失去群众的信任，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种悲剧在中外改革历史上并不鲜见。

整个20世纪，美国社会批判的声音时有起伏，却从来没有被压制下去过。一个证明是不少批判美国国内外政策的激进言论，就是在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肆虐时期出版的，其中包括号称“修正学派”的左派著作以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至少大学校园中自由主义传统始终未被完全压下去。

对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产生怀疑而对社会主义国家有所向往的思潮，本世纪内只出现过两次，时间都很短暂，而且也从未占主流：一次是1929-1932年的大危机时期，那是工人运动活跃的时期，也是美共成立以来影响最大的时候（1932年美共总书记威廉*福斯特竞选总统得十万另两千多票，不够一个选举人），许多著名作家思想左倾。但是这一思潮不久就消沉下去，一方面为罗斯福的“新政”所化解，一方面因斯大林1933年开始的大规模清党和镇压而幻灭。

另一次是60年代越战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相对繁荣，福利制度也相当发达，批判的动力更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以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为中心对美国内外政策发动全面批判。其中激进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发生根本怀疑，这是对“冷战”的逆反，和对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清算，还有对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的厌倦。同时也受当时世界潮流的影响，特别是殖民地人民的反帝斗争，和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果政府通过两手予以消解：一手是通过联邦调查局等对激进组织从内部分化、破坏；更重要的一手是对内加强福利制度、认真采取反种族歧视措施，对外撤出越南，开始改变对华政策。此后，许多批判健将逐步汇入主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大多数人还保持左派自由主义的观点，继续为社会平等呼吁，不过不那么激进；少数人幻灭后走向另一极端，汇入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或称“新右派”；其余一批人未能进入中上层社会，处于边缘地位，也许有人有受排挤感，但是也并非走投无路。

社会主义思潮----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始终没有像在欧洲那样成气候。在所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国会中没有类似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政党代表的国家。其原因除了欧美学者如桑巴特、特纳、丹尼尔*贝尔等已经提出的之外，笔者提出了“时间差”和“反面榜样”的补充解释：

“时间差”是指美国的发展后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是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矛盾已经难以忍受时出现的，很快为工人阶级所接受。此时美国还有很大缓和的余地。到本世纪初，美国矛盾尖锐化时，各种政府的和慈善团体的改良措施已相继出台，虽不能根本解决，却足以缓和矛盾到可以控制的程度。美国的权势集团，包括政府和企业主，对于防止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确实做了自觉的努力。他们不能像专制制度那样通过压制言论、剥夺人民抗议的权利的方式加以遏制，只有加紧改良措施，以消解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革命存在的理由。这是包括政府和民间在内的权势集团积极改良的动力之一，也是其效果。可以说美国的资产阶级十分明智（也可以批判为十分“狡猾”）。

“反面榜样”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大部分时间内起了反面榜样的作用。社会主义理论比之于任何改良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吸引力和存在的价值在于其彻底性，不言而喻，在这个社会中，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人民应该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民主、自由和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确实在全世界，包括美国的工人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这样的吸引力，从而使资产阶级怀有恐惧心理，这是20年代“恐赤潮”之由来。苏联革命初期物质上的极端困苦并没有影响其吸引力，但是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清洗和镇压不断使一批一批的向往者幻灭，而且使各国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为不满的人鉴于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

到90年代初，由于中国的天安门事件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一些思想者沾沾自喜，“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认为一劳永逸地确立了西方制度的普世性，再不会有挑战。但是过了几年，世界的发展似乎并不完全如他们所想象，再回顾美国国内，尽管作为国家富甲天下，但是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本世纪初进步主义运动所批判的种种城市罪恶有增无减，科技高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引起根本怀疑……，于是批判之风又起。在学术界，承六、七十年代欧洲思潮之余沫，兴起了对所谓“后现代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 这实际是美国思想界的常规，每隔一段时期就对本身进行一次审视，也是对前一段过于自信的逆反。这种思潮也反映了对后工业化社会和整个科学发展的迷茫和怀疑，与60年代有相似之处。但不论是国际和国内形势，还是其本身的表现和影响都与本世纪前几次的思想批判不可同日而语。当前的“左派”思潮始终局限于学院内，在学术界也处于边缘，一则是语言晦涩，很难有广泛的读者，二则是只“解构”已有的秩序，不提出建设性的主张，也不准备有所行动。但是这种非主流的、批判的声音存在，总有其合理性，并且是社会活力的表现。

另外一种批判来自权势集团内部，表现了一种忧心。例如50年代苏联卫星上天之后的“导弹距离”说，引发了权势集团内部对美国教育的尖锐批评，导致教育改革；80年代对日本经济强势的夸大和“美国衰落论”，导致对美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深入研究和改造；还有担心白人主流文化失去控制地位的“美国四分五裂”说（阿瑟*施莱辛格）、“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每一次总统竞选中两党以及竞选双方的互相揭短、攻击，除去涉及个人的之外，多数都是对当前政治和社会弊病的审查，其所指出的问题之切中要害和批判之尖锐，不亚于来自基层愤愤不平的群众的批评。尽管有些问题在野者执政后照样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定期的公开批判至少可以起敲警钟的作用，并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瑞典著名社会学家古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20、30年代访美，对美国人的公开自我揭短印象深刻，他把这归之于基督教对罪行的忏悔心理。他写道： “美国人强烈地、诚心诚意地‘反对罪行’，对自己的罪行也决不稍怠。他审视自己的错误，把它记录在案，然后在屋顶上高声宣扬，以最严厉的词句批判自己，包括谴责伪善。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制度的弊病的话，那不是由于其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缺点。”

不论是出于基督教的悔罪伦理，还是出于自由主义的公众认知权的原则，还是出于媒体的揭丑传统，还是出于权势集团的忧患意识，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和对通过公开讨论解决问题的信心是美国改良机制的灵魂，也是其活力所在。反过来，也可以设想，在这样锲而不舍的大声疾呼、公开“家丑外扬”的制度下，仍然腐化丑闻不断出现，如果加以遮掩，压制批判，听任脓疮在暗室中发酵、发霉，其后果将是如何。

一方面是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一方面是在言论自由的保障下全社会自我揭短、互相揭短的批判的传统，共同促成了持续的渐进的改良。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却得以把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一次次度过危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在不断摇晃中避免了激烈震荡乃至解体。

中介势力----基金会及其他私人公益事业

在美国的渐进改良中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力量就是私人公益事业。国人所熟悉的各种“基金会”是其中一种形式。这种公益事业古已有之，现在也非美国所独有，但是在美国最发达，其达到的规模和所起的作用任何国家无法比拟。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基金会这一事物为例，它兴起于20世纪初，与进步主义同步发展，到目前数目已达几万个，资产上千亿，可以说是20世纪美国一大特产。它是政府的补充，是社会的缓冲剂，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佳途径，授受双方都从中得益。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两大特点：一、从一开始，都是以传播知识，促进文化教育事业为宗旨，已经形成传统，这一点对美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而且其影响早已超越国界，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影响一方面对造福人类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在全世界扩大文化影响的有力途径，是外交政策“沉默的伙伴”；二、它是由大资本家自愿出资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就成为独立的、根据基金会的章程和有关法律运转的机构，不以出资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不同于个人的慈善行为。

造成资本家“自愿”把一部分财产归还给社会的原因很多，不能简单地以“沽名钓誉”，或争取免税来解释，尽管不排除这种因素。更深层次的还要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观，重教育的传统和渐进主义的妥协模式中去找。它还体现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根深蒂固的疑虑，对“私人”力量的推崇，也是“向下渗透（trickling down）”理论的极好的体现。这是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资产者的一大创举，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也可以说是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结合。从世纪初的卡内基、洛克菲勒到世纪中的福特到世纪末的特纳和比尔*盖茨都遵循这一“发了财就捐赠”的传统，而且都着眼于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在普通人那里，基金会已进入的日常生活，凡有人想要从事科研、教育、文化或社会公益事业，自然就想到向某个美国基金会报一个“项目”，申请资助。全世界都如此（即使是欧洲的一些著名文化学术机构，追根溯源，其资金来源的重头往往是美国基金会），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这一事物的巨大意义，特别是它所起的平衡自由与平等的悖论的杠杆作用。这样一种威力巨大的事物产生和发达于20世纪的美国决非偶然，其物质基础是民间聚集的巨大的财富。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富人手里的钱多得花不完，任何国家无可比拟；另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传统。

若追根溯源，美国的捐赠思想还是来自英国，早期的温特罗普、富兰克林等人已有不少言论和行动。到本世纪初，开大基金会风气之先最著名的当属钢铁大王卡耐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以残酷无情的手段发家致富，得到“强盗爵爷”的恶名；同时又是著名的慈善家，不但对各项事业的巨额捐赠成果累累，而且树立了基金会的模式，对整个这一领域都有深远影响。他们捐赠的重点多在文教、卫生、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方面，还包括社会改良运动，大多带有开创性，其业绩在一篇文章中难以尽述。 现在要探讨的是其思想基础。

老卡耐基与老洛克菲勒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白手起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尽管所属教会不同，在建立基金会之前都已进行过大量捐赠，身边都有笃信宗教的好友为其策划把捐赠制度化。卡耐基发表的文章题为“财富的福音”如今已成为公益事业的经典。 其中表达一种信仰，归纳起来，就是：社会的贫富不均是上帝定的，人就是有优劣之分。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凭才能和努力达到的。但是一旦拥有了财富和荣誉，就有责任为帮助不幸的“兄弟”和改善社会而做出贡献，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卡耐基还有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捐赠不能等到死后，而且认为如何敛财和如何散财同样需要智慧和才能。老洛克菲勒差不多也是同样的思想。他接受其好友盖茨的意见：一是巨大财富如不在生前作恰当处理，对子孙是祸不是福，甚至对社会将产生不良影响；二是要科学地进行慈善捐赠，使花的钱产生最大社会效益，变“零售”为“批发”。这是建立基金会之由来。他的信条之一是“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对于那一代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信仰的确是一种内在的动力。但是不止于此，它还代表美国精英的一种理想。从一些大基金会的宗旨、纲领中可以看出，它们大致目标和性质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同时也致力于巩固美国的现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在各大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支配权，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过有几个共同点：都是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都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也就是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因此选项带有前沿性、开创性；关于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不同的人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则是共同的。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基金会的倾向性可以促成一些重大发明，或整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或影响某些学术机构的消长。它还是各种“思想库”研究项目的主要经济来源，无形中对政府政策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他们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待社会弱势集团和不发达国家，特别体现了美国的“白人的重担”和“天命”思想。在国际上，当然维护美国的利益，不过基本上忠于和平和人道的途径，仍以文化教育为主业。

基金会这样一种公益事业发达于本世纪初不是偶然的。它刚好处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导下的自由放任经济的顶峰和要求平等的进步主义思潮勃兴的交汇点。那些大工业巨头们无不是乘自由市场经济之风扶摇直上，到达高处时却发现自己已是众矢之的，被当作一切罪恶的化身，所植根的社会正在孕育着深刻的变革。他们处于两面夹攻之中，一方面是底层劳动者和社会舆论的愤怒和批判；一方面是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和其他限制措施。更有甚者，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已传入。在这种情况下，有远见的企业家明智的做法是采取主动，汇入社会改良的潮流。因为这些大富翁都是制度的受益者，十分珍惜和热爱这个社会，不愿看到动乱和革命，彻底改变现状，于是自觉地以主人翁精神来为国家排難解忧，以巩固正在迅速发展的企业制度和政治秩序，并使之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最方便、最现成的手段就是发扬捐赠的传统，使其更加有组织、有目的、达到最大的效果。同时也使自己身后留下较好的名声。所以，社会调和是其实用的目的，用卡耐基的话来说，是要“使得兄弟的纽带仍能把富人和穷人联结在和谐的关系中”。

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如前所述，从根本上讲，目标是一致的，是起“补台”作用，在主要政策上默契配合。大基金会本身就是构成美国权势集团的主要部分，其负责人与政府高级官员经常对换角色，在相互的大门中进进出出，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但同时它又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而且特别注意保持自己的非官方和独立性，与政府保持距离，并且从思想上又是政府干预的反对派。政府则一方面以免税鼓励捐赠，一方面又对它不放心，需要经常进行审查、监督和限制，有时相互之间关系很紧张。在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压力可以来自“左”、“右”两方面。例如，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时，一些大基金会曾以“亲共”嫌疑受到国会审查；60年代末，享受免税的公益事业又受到滥用权利为资本家谋私利的指控，国会曾举行大规模的听政会并通过著名的《帕特曼法》加以限制。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罗斯福的“新政”划线，私人公益事业在这前后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自“新政”之后，政府担负起社会福利事业，在观念上责无旁贷，在实际开支上也占大头，远远超过各种私人捐赠的总和。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私人公益事业在帮助美国社会克服危机，平稳过渡方面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二战以后则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它所具有的灵活性和优越性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的作用仍是政府所不能替代的，不能单纯以拨款数来衡量。

总的说来，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公益事业是美国制度的支柱之一。如果说社会批判运动和舆论的揭丑是对疾病的检查和诊断，那么基金会的活动就是一种治疗手段。它不是动手术，而是保守疗法，所致力的不是“拆台”而是“补台”，起的作用是抹平尖锐的矛盾，推动健康的发展，所以它是美国渐进改良中一股强大而稳健的推动力，而且站在这一改良的最前沿。今天新生代的美国富豪的思想状况和价值观念与当年的巨头们显然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例如比尔*盖茨不见得有卡耐基那样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但是致富以后应该为社会公益事业有所捐赠，已经形成传统，也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并且在操作上也有成熟的法律和机制。所以，“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这一代表美国人双重人格的模式还将继续下去。

综上所述，美国的平稳发展得力于三种力量联合的渐进改良。但是尖锐的社会矛盾是通向适时的和平改良，还是政治集团阴谋政变，还是群众性的暴力革命，往往不以人的理性判断为转移，而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决定性的是统治者的意愿及其主导思想和群众的传统和行为模式。而这上下两方面的传统，归根结底还是长期的政治体制和占社会主流的思想培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