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找到了中国，就是本来斯大林认为中国这个事儿是办不成的，但首先在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了非常有利的局面。1948年东北解放军全线反攻，斯大林派了一个小组组长到中国来说，如果中国能和我们站在一边的话，将会极大地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东北地区的援助这是迈出了第一步，还要逐步了解有没有可能推动中国共产党将来和苏联走到一条战线上，“走到一条战线上”这是斯大林的的原话。毛泽东也在1948年的春天提出要到苏联访问，他第一次说我想去三个月，看看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怎么搞的，中国好学习。斯大林说你来这么长时间，你们那革命怎么搞？你离开前线不行。

其实是斯大林不想接待，一是他不知道中国的局势最后是什么样，他和美国之间是有协议的，中国应该是中华民国是合法政府，接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担心会和美国引起冲突，二是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人，有没有可能和苏共搞在一起，他就推。毛泽东老想去，他就老说你别来，最后找了一个借口，毛泽东想的是坐火车从华北走到中苏边界，到那儿再坐飞机，按照这个路程。斯大林说看这个路程太长，他回电报说正好你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央领导人都下乡收玉米，收土豆，参加全民秋收活动，根本没有人在莫斯科接待你。其实这么大的事儿，毛主席去，你在那边收土豆，这说不过去，明显是借口。苏联在毛主席身边有个联络员，给毛泽东念电报，斯大林同志说他们要去秋收，这个时间接待你不方便，那个电报都要把特详细的汇报反映，因为斯大林从1948年5月管的，中国的事儿是斯大林亲自管的，连表情都要有。那个电报上说“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毛泽东身边长期有一个苏联医生，毛泽东身边有很多保健人员，三天以后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据我多年之经验，每当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好”的时候，他的内心是难以琢磨的，可能已经是盛怒了，就是你不能光看着他汇报，毛泽东笑着说好好就以为同意了。这个医生1949年初对毛泽东整个健康状况对苏共中央是有电报的，我们把这类分作战略情报，就是一个重要领导人的健康状况。

我那时候研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死了以后，是契尔年科接任，中国这边就想正常化要不要推动，要不要改善，就派一个代表团去参加葬礼，通过葬礼搞外交，因为安德罗波夫对中国比较好，他死了三年以后，契尔年科接任，说要不要推动下去，就派个代表团参加葬礼，直接和契尔年科交往，看看这是什么人。那个代表团里有一个中医在家看电视，他的任务就是看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所有国家搞外交都要研究这个。我看那个外交官回忆里讲，那中医回来说这人估计也就是（活）一年。所以，中苏关系就停顿了，他真的当了一年的总书记节似了。他的健康状况极不好，所以和它搞什么呢？后来和戈尔巴乔夫可以搞，年富力强，到现在还活着。

斯大林了解这个情况以后，说我们派个高级代表团和你们谈，你工作那么紧张，不要离开你的指挥岗位，所以米高扬就来了，米高扬来了以后见了面，毛泽东跟他说“我是斯大林的学生，中国的革命是靠着斯大林的指导”，毛泽东的思想里特别是涉及到对外政策，深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清除这种影响对我们这种环境下是个长期性的历史性任务。米高扬同志就说“毛泽东同志你不必谦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具有历史意义，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革命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难道可以否认这一点吗？这当然不对。”然后就问毛主席，说亚洲共产党国家之间能不能联合起来行动，后来毛主席说我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现在还不能，联系太少，还谈不上，还是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这是苏联第一次用我们现在大众话语讲忽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你们来当亚洲革命运动的中心。

这次影响其实已经在中共党内引起了这样的思考，把内心深处的情怀变成了公开的议论。在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上非常明确地讲，中国革命是世界二十世纪三大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第一个最伟大事件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第二次最伟大事件是二次大战的胜利，第三次最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王明就说中国思想很伟大，延安整风很多人就整服了，但环境不好受他还是跑到苏联去。他说毛泽东的思想很伟大，毛泽东的思想是在马列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说这个事儿还是先放一放吧，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以外的影响还是先放一放，这样一说斯大林可能就会有想法，好像斯大林就管欧洲，东方就归我们管了，这样说不好，说斯大林同志是都管的。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很伟大，要是去那些国家不听，他们非要找苏联当领袖怎么办，所以还得人家承认以后再说为好。我们首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他们自然会来学，但逻辑上没有否认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运动中的普世价值，这个影响是直接的。就是在七中二中全会中有已经议论这个事情。

关键事件是1972年刘少奇去莫斯科访问，斯大林亲自向刘少奇讲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规律，斯大林那么高的威信，他认为出现一个重大的历史潮流，这对刘少奇的影响很大。刘少奇在酒会上正式谈完了，斯大林跟他说我们是不是妨碍你们了？（刘少奇说）有什么妨碍啊？（斯大林说）可能我们的指挥是错的，你们那么年轻就革命成功了，非常了不起。刘少奇说你们是大哥哥，我们是小弟弟，大哥怎么会爱小弟呢？有错还是我们理解不好，以后我们有事儿我们要听你们的。斯大林说我们错了你们就批评没关系，然后他说历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进程，革命中心在不断地从西方向东方移动，最初马克思主义是诞生在德国，以法国、德国的历史作为主要的历史依据，没有搞成，巴黎公社失败了，然后就从德国移到了俄国，俄国搞了个十月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现在移到中国，世界革命的中心还在继续向东移。按照列宁的说法现在应该移到印度了。斯大林说这是个历史趋势，一点点移。但现在回头看这个历史趋势有点问题，它越来越向落后的国家移，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就有问题了，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相悖的。所以他说现在的革命中心移到了中国和东亚，中共有很高的地位，责任更大。结果刘少奇在临离开莫斯科之前，给斯大林写了一个重要的报告，这个报告题目就是“东亚革命运动的策略问题”，写这个报告的意思是，我们承担这个责任了，我开始认真考虑整个东亚革命怎么搞，给斯大林写了个策略，大致内容是现在东亚主要还是城市的隐蔽斗争，各国共产党集聚力量，根据中国的经验，最后再爆发，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写了个不太长的报告。有兴趣的可以看《刘少奇文选》（1949年版），这已经公布了。

在刘少奇回来，因为他在党内分工管和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党务工作。在建国以后的一个半月，就是45天召开一个亚洲、澳洲工会理事会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宣布了这样一套观点，这个观点非常重要，里面就暗含着后来介入朝鲜战争的逻辑。他说“中国人民胜利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第二，中国革命胜利就意味着中国承担的责任大大地加重，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责任，也是一种光荣的责任”，就是说中国的革命经验是普世的；中国要承担国际主义义务。

接下来是毛泽东到莫斯科去，真的开始和斯大林讨论东亚革命问题，毛泽东不希望朝鲜发生战争，但他愿意支援印度支那越南的革命，就是第二场战争起源的源头，因为援越抗法就开始有援助，又发展矛盾，持续了30年，最后打了一场战争。当时毛泽东在莫斯科，说越南共产党要援助，一开口就要一大堆，刘少奇说你们派个负责任的人来，说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南共产党。结果忽然就在1月中旬接到林彪（在武汉中南局）一个电报说来了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就是胡志明。胡志明自己就来了，刘少奇就很吃惊，说你们要好好招待，秘密地把他保护起来，然后电报毛泽东，说这人来了怎么办。毛泽东正在和斯大林谈东亚革命，热情接待，赶紧让他到北京来。1月30日他到北京和刘少奇谈怎么支援印度支那革命，斯大林给金日成发了一个秘密电报，说我愿意在莫斯科接待你。东亚革命就是和中苏同盟关系就这么紧密。

毛泽东接到电报说赶紧让他到北京来，然后要公开接待，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火车站公开接待，刘少奇最后还是派杨尚昆把他秘密接进了中南海。因为中国1月18日宣布和越南建交，来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接待的是一个国家主席，这个仪式怎么搞？谈完了，当天晚上刘少奇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说他来了，要6000万美元的援助，要飞机，连汽车都不会开，要战斗机。问他怎么来的，说这个人真是有革命精神，光着脚走了17天到中国境内，跟他们形容，此人很瘦，看着还算健康，谈的还不错，革命意志坚强。毛泽东说让他到莫斯科来，结果毛泽东说服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接待他，他到莫斯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说印度支那的事儿主要是中国管，所以中国后来就有了援越抗法，在毛泽东3月5日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文件，中国要履行自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所以，后来5月15日金日成说他要完成他的革命，因为中国走上这个逻辑，你怎么阻止他？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结盟带来的后果，这个结盟的动力里就包含着错失战略机会的逻辑。

当然，毛泽东到底怎么想的我们不清楚，但从这个结盟过程中，中国承担了这样的地位，导致当出现一个突发重大事件时，看到自己的利益不去坚持，这是后来中国外交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回想一下这个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有没有值得认真思考的地方，什么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状态，那就要坚定地坚持。什么是国家利益是可以讨论的，历史上给我们提供这次结盟的经验。

中美建交与越南战争

关于中国政策的第二大重大转变，看冷战时期就是根本性的转变，和美国建交，建立实际上的准同盟，这个同盟不是随便两个人在那儿讲，说我们不建立同盟，但可以搞紧密的战略合作。这不是空话。根据美国学者美国冷战以后公众能查到的卡特时期的档案得出的结论，1979年两国建交以后，随后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有关苏联的战略情报和详细的军事情报超过了向他的北约盟国提供的情报，那个情报的质量和详细程度，涉及到苏联的战略意图和苏联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中国也是做了足够的回报，在中国的土地上，在新疆地区，中苏边界设了七个美军的监听站，美军在那儿监听，搞情报收集。这个战略合作、军事合作深度非常可观，是在我们国家现在弥漫的气氛中不可想象的。

当然这个合作，因为1989年的事变被打断了，直到现在两军的合作都是步履维艰，磕磕绊绊，很难达到当时的信任程度，但不同的是，中国同盟国建交之后不久发生的越南战争，这个思考是同邓小平决定和美国建交同时进行的。因为国内没有邓小平的书，现在能参照的，当然这也很有价值，就是傅高义写的那本《邓小平时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邓小平讲他对打越南的动机，其实根本不是中国想打的战争，是中国在被动情况下，中苏结盟被动条件下，最后没有按照自己了利益阻止这场战争，后来又干脆卷到里面去。傅高义在他的书里罗列了一串，他说在北京听到，我也听过，章百家也听过，他采访过很多人，比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以后说：1、要加大对军队的控制（书里就是这样出版的）；2、与苏联划清界线，在国内消除同苏联修好的可能性；3、能够获得欧洲和美国的技术转移。这第三个原因在《邓小平文选》里可以找到根据，前两个是有好多传闻，当时参与的人我看他们的回忆录里讲不知道打这场战争真正的动机是什么。邓小平本来讲，我们希望强大的欧洲，他也希望强大的中国，为什么国际上愿意拿钱、设备帮助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强大了可以牵制苏联，假如你软弱帮助你有什么用，有什么意义，这是他对越战争前后讲的的话。第三个原因可以找到原话和根据，前两个大家要自己分析了。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写了一本书，里面讲这和军队的矛盾有关系，1978年底，应该在12月20日-1月3日开了一个军委扩大会，现在很多记载可以查到这次扩大会议，军区几个领导人就文革期间谁搞了谁，谁破坏了谁，争论不休。最后没办法，刘华清找到邓小平说，你来做个汇报吧，这个会怎么开？邓小平说开，让大家把话都说够，把心里话说完。说不行，没有结论。张胜回忆说没办法请邓小平做个报告，会议总得有个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边开中央工作会议，这边开军委扩大会议，军队要统一。他当时是个工作人员，他说邓小平来了以后就说了两个字“散会”这事儿就完了。他说打越南这个事儿到底是因为什么真的值得好好思考。

这得是当时采访有些当事人的想法，从不同角度，但我个人认为，根据我看的档案，还是应该阻止苏联的扩张和防止越南在这个地区成为印度支那、柬埔寨、老挝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印度支那联邦，这是关键的。但同时邓小平对越南极无好感，我不敢说他有多大的不好感，很没有好感。按照傅高义讲他在美国采访，说1978年5月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布尔金斯基来谈建交问题，邓小平和他谈了很多越南的事儿，到什么程度，邓小平提到越南的时候气得浑身发抖，个人的观感是这样。我们能够看到国外，从越南方面找来的记录，在我看的领导人记录中，邓小平对越南人说话是最强硬的。这个电报已经公布了，它的中文在香港出的图书中可以看到，1966年胡志明来了，说你们的军队（顾问）态度傲慢，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傲慢。邓小平说你要不愿意我们就撤回来，你们要有这么大意见我们就不干了，非常得直率。因为当时两个国家在和苏联的关系上达不成共识，本来和斯大林有谅解，有分工的，印度支那的事儿中国管。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1965年3月越南开始插手印度支那，向越南提供援助，1965年3月又是中国正式宣布和苏联同盟关系破裂的时候，写“评莫斯科3月会议”那篇文章里提出反帝也要反匈，就是把反对苏联作为和反对美国作为同等重要的事情，要越南配合，你的抗美援越整个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你得配合我们的反匈工作，越南不愿意，越南的问题是，他的国家解放战争是第一位的，谁给我钱，给我武器我和谁就是朋友，所以就一直为这件事情争论，有这个分歧。

大量历史文献证明，前面那些揣测现在都是猜测，难以证实。我们从统计学上，那些说法没有意义。有大量的文献证明邓小平想的很多，谈的很多，就是怎么去阻止越南在这个地方建印度支那联邦，红线是你不能打柬埔寨，底线就是你不能占领金边。这个战争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策划，布尔金斯基已经感觉到邓小平的愤怒了，策划是从1978年9月军委作战部已经正式开始拟定很多作战计划，有很多的讨论，推测了很多不利因素，有一个不利因素当时就存在，就是越南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打了好不好。我们那时候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处理北朝鲜，就有人认为北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经济不好，政治正确，所以对他就不能像美帝国主义，如果是美帝国主义在这儿搞核试验那还得了；要是日本人，那还不就血洗东京，肯定口号就上街了。但在中国使馆抗议都不行，因为北朝鲜，这是我们社会里存在的。当时打越南就有这样的反对意见。但邓小平要坚持，就是要惩罚他，条件是和美国战略上协调，要让美国明白这个道理，我在这儿打越南是全球阻止苏联扩张。

我们做冷战史研究有个共识，苏联在1975年以后的全球扩张是明确的对外政策。这个想法和毛主席60年代有点像，他们很多内部的言论揭示出来，世界革命高潮到来了，因为美国越南战争失败的，走向衰落，所以才要和苏联搞缓和，1975年有赫尔辛基会议，欧洲缓和了，你们就好好搞建设嘛，但他们所的专家提出报告，说现在资本主义总危机马上要爆发了，70年代中东的事情他们缺少能源，高潮就要掀起了，苏联现在就要推动第三世界的革命。我看有一个资料说，当时看得我都忍不住笑，当时古巴打安哥拉，苏联最后决定援助古巴，帮助古巴在南部非洲支持在那儿反对白人的解放运动，苏军最大型的运输机图-32给安哥拉运武器，第一批是五架飞机，有四架里装满了弹药，有坦克和轻重型火炮，充足的弹药，另一架飞机里全部装着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上的报告，小册子，装了满满一飞机散发给非洲人民学习，就像我们文革散发《毛泽东语录》一样，那时候我们有很多像的地方。现在我觉得一说和俄罗斯搞关系，多人老把俄罗斯想成苏联，俄罗斯人不觉得自己是苏联，我们老隐隐约约想着这是当年的苏联，有相近的东西，藕断丝连，割舍不断的情怀我觉得真是莫名其妙，俄罗斯人现在是写《俄罗斯史》，苏联只是俄罗斯历史中的一段，我们心目中还有浓重的苏联历史的观念，俄罗斯人认为那是俄罗斯一个灾难性的历史，不觉得自己是苏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