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作，在苏联和俄国学习和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初到苏联之时，对于苏联的高楼大厦、规模宏伟的工厂、苏联人民丰富的文化生活、比中国人富足得多的苏联人的物质生活很是羡慕，感觉苏联社会确实是美好的。随着在苏联生活时间的延长，也感受到他们办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大论战，在激烈的对抗情绪下都对对方有许多误解，80年代再到苏联时，感觉到这个国家在衰败，在电视上频繁露面的是老态龙钟、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期盖的丑陋的住宅还随处可见，苏联人的生活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也不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许多普通人感觉生活没有希望，酗酒现象严重，人们对特权、腐败有强烈不满，期待国家会发生变化。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时，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期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能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但是，苏联却在1991年出乎意料地解体了。此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很快摆脱危机，叶利钦执政时期使许多人陷入贫困，国民经济也一路下滑，原以为摆脱掉落后的共和国、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西方会对俄罗斯实行又一个马歇尔计划，俄国人很快就能过上好生活，现实却让俄国人失望。1995年我出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正好赶上1996年俄罗斯大选。这次大选反映了俄国人的无所适从，人们对叶利钦失望，所以在第一轮大选中他并没有当选，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起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可在第二轮选举中人们还是选择了叶利钦，而没有选择久加诺夫。按照事情的逻辑，既然叶利钦让人们生活更困难，人们应该让俄共重新掌权。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大选实际上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方向，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了俄国304年，而号称代表人民的苏联共产党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4年。在这74年中，苏联曾打败了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美国的争雄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苏联各民族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各个民族共和国都有了自己的大学和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30年代大危机中苏联的经济也曾一枝独秀，令人羡慕。但是，苏联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阔的国家却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在沙俄时期曾是“欧洲粮仓”的国家在20世纪发生了三次大饥荒（1921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饿死，造成这种灾难的因素既有天灾，更有人祸。1907-1913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45%，1963年以后苏联却成了粮食的净进口国，到70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80年代中期，每3吨粮食食品中就有1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出来的。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联花费了大量投资，但粮食产量和收获量并未增加。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苏联除了军工企业和军事产品外，其他部门都陷入了衰退之中，连人们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为什么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却长期无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拥有那么丰富资源的大国却捧着金饭碗挨饿？让人困惑。

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者有许多关于苏联问题的论著出版，人们从不同角度探索苏联剧变这个世纪之谜。中国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对斯大林问题、苏联模式的兴亡、中苏关系、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的研究，指出了这一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端，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突破苏联模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剧变的问题，其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也涉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1991年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20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在十月革命发生之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苏共实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为什么苏联没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理想，未能满足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要求？我们应该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思考。在此，我想利用为本书作序的机会，就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与看法。

首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并不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理论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实践中认识到，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需要，用农民熟悉的办法，为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共产党员要学做“文明的商人”。不幸的是，列宁早逝，俄共（布）大多数领导人还沉浸在左倾激进情绪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于是，在1929年实现了“大转变”，重新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苏共的信心。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仍然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今后的改革一直进行深入讨论，也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有人竟不顾历史事实，去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入苏联模式的轨道。原本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些问题又被颠倒了是非，误导国人。例如，至今仍有些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谁提这个就是“制造混乱”、“包藏祸心”、“别有用心”与“无稽和无知”。实际上稍懂点儿苏联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斯大林实行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实际上是他一个人的专政），搞大清洗，滥杀无辜，有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至今还有人说《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他们竭力颂扬斯大林，俄罗斯一有关于赞扬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他们就迅速予以宣传报道，甚至进行夸大，否定一切非斯大林化的合理性。一些人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断言“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以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意在表明俄国人都在赞扬斯大林，中国人也不应该批评斯大林的体制。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什么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吉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7年7月9日第1版。）这些话虽然尖锐了一些，但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里，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走苏联发展道路而得来的，还是因为摆脱了苏联的那一套而获得的？毛泽东曾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现在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实事求是地看，当今的俄罗斯对斯大林并非一边倒地赞扬，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仍是人们争论的核心。褒扬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世界强国。贬斥者认为斯大林让社会和人民付出的代价过大。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看到的则是镇压和恐怖。有人赞扬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人则称之为暴君和独裁者。总之，在当今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仍然存在巨大差异。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肯定，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否定，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普京认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普京也强调，这些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犯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2009年10月30日，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博客中，对斯大林的政治镇压发表了评论，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2010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他还驳斥了有关“斯大林主义正在苏联死灰复燃的看法”。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还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本书作者认为，不能把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惊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说成与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的。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铺路，不能用头盖骨做酒杯喝下人类文明的美酒，如果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丑化社会主义的形象，让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恐惧感，使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远离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