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特朗普上台后短短的两年时间，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变化。美国传统对华关系中的“接触政策”的基本要素已被放弃，中美关系究竟是走向对抗还是能够依然稳定和协调，恐怕是一个“世纪难题”。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引发了关系的恶化。中美关系出现“范式变化”的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中国心态和所谓的“中国威胁”的认知和定义出现了重大变化和调整。继续推进中美贸易谈判、解决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性条件。应对和处理好中美关系，中国仍需“以我为主”。

过去一年，尽管自身遇到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但中国外交致力于同各国加强互利合作的承诺没有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使命担当没有变，而且更有作为，更有实效。我们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我们致力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开启中俄关系新时代。我们与欧洲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我们着力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我们推动南南合作迈上新台阶。我们积极促进政治解决热点问题。

由于全球治理规则在一系列功能领域的形成、调整和贯彻面临空前的困难。而且美国已经或至少正在针对中国动员起来。对此，中国今后应用五六年或更长些的时间去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即大幅度的战略态势收缩和经贸调整奋进，后者以加深、拓宽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为基本条件。争取在相当程度上使美国回到动员以前的较松垮状况。同时，中国须尽最大努力争取减小甚至杜绝世界经济“两分”的可能性。尽可能最大程度的经久维持和改善中欧、中日、中韩、中澳、中加等双边关系，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有选择的区域或次区域多边经贸合作体制。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人民长期饱受列强欺辱压迫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做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它经历了一个形成、充实、完善的过程，但其核心内涵贯穿始终，没有变化，今后也不会改变。70年来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历经风雨，愈显锋利。今后它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放是解决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再平衡的途径。不过，治理作为挑战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在全球层次进行的。在全球治理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更多的国家更加强调国家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简单采取20世纪80年和90年代的开放方式，在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和缓解全球问题的挑战方面，尤其是在缓解与美国关系的紧张上，并不能立竿见影。与美国等一样，中国也面对着如何通过国家力量再平衡全球化的挑战，而且，这一点对中国更加重要。

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将郑重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携手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一，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合力打造开放多元的世界经济。第二，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建设普惠包容的幸福社会。第三，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为了使中日关系行稳致远，我认为基本的思路应该是改善存量、优化增量。所谓改善存量，就是要坦诚面对现实，妥善管理分歧，推动问题朝着未来妥善解决的方向发展。而所谓优化增量，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要从时代潮流、文明的高度来定位和把握中日关系。二是中日需要相互学习，深入研究彼此。三是推动务实合作。

面对美国的“数字地缘政治”压力，中国需要制定全面、有效、审慎地应对方案，这其中关键在于更加深入地把握和运用数字经济时代蕴含的新思维、新理念，尤其是精妙地维护国家力量、企业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性。

亚洲是全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名字最古老的洲，也是民族、宗教、地缘、历史最复杂的洲。但近几十年来，亚洲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会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全球的不确定性，像是一场飓风，亚洲崛起处在暴风眼的位置，需要以良好的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形势，在世界发展的变局中保持定力，才能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在这个进程中，中国要引起重要作用，但中国崛起也要保持战略定力、毅力与耐心。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议题已经大大扩充，贸易争端只是中美关系的议题之一。议题的扩充无疑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回旋空间，但同时也代表着中美关系的潜在忧虑。如果对抗不断螺旋上升，卷入的议题就会越来越多，最终变成全面对抗。对于中美双方而言，竞争止于贸易战并且最终结束贸易战，既应该是两国的追求，也应该是管控中美关系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