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独立研究和参与研讨发现，人们（战略家和对战略关注的各界人士）也许是不约而同，聚焦在世局的“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情况下“怎么办”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人已经为“怎么办”提供了答案。战略上的现实主义和悲观主义有一点“主导”研判的味道。看来，中国确实到了需要新的战略的时候了。

在所有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上“怎么办”的讨论中，对美国在战略上对付中国的现在做法的评论无疑占据了研讨的焦点。

有分析认为，“美国完全没有做好和中国互利共处的思想准备，在心理上无法接受一个可能会比美国强大的‘异类’国家。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两国关系完全有走向长期全面对抗、甚至肢体冲突的可能。”（见郭良平：《新冷战条件下中国战略空间与抉择》《联合早报》，2019年6月1日）。

安刚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正在“把中美关系推向悬崖边缘”。美国当年推动一个开放的中国，如今，美国在推动一个封闭的中国。“是时候酝酿形成对美新战略了”：“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真正挑战并非如何应对贸易战，而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调整。”（见盘古智库：http：//www.pangoal.cn/news_x.phpid=4058&pid=10）。那么，中国到底如何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调整？我们是否正在制定新的对美战略？

以下是我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

第一，“冷战”也应是中国的战略吗？中国一直在批评“冷战思维”，反对“新冷战”。这一批评和反对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如何避免冷战，中国是否已经具有了避免“新冷战”的战略？如果要制定一个避免“新冷战”的大战略，中国要防止“以冷战止冷战”。

即使我们判断，美国确实以“冷战”对付中国；但是，中美之间今后的格局是否是全面冲突的“新冷战”，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也“以冷战回应冷战”。当年的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冷战”是双方不幸复杂互动的产物，即“冷战对冷战”的恶性循环的结果。对中国来说，与美“斗争”是否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tit for tat）那么简单？若是如此，中美的未来就势必是“冷战”。

第二，关于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我在本专栏前不久引用了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土耳其著名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关于中美走向“和平共处2.0”的观点。诸如“和平共处”之类的观点，目前在美国战略和思想“主流”，似乎是少数；但是，如果美国今后真的想有效解决美国面对的全球化悖论，“中美和平共处2.0”正是一个有效的大办法。罗德里克认为，美国等面对着“超级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关系）的深刻悖论，解决办法就是与中国的和平共处，而不是与中国的“新冷战”（见：https：//drodrik.scholar.harvard.edu/links/peaceful-coexistence-2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中美之间的差异是长期的，美国改变不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不了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但是，中美新的“和平共处”是解决目前中美冲突的根本之道。这一“和平共处”，史无前例，而不是与中国的长期冲突（上期我讨论过的美国对华“百年冲突”）才能调整不仅是美国面对的，也是包括中国等其他国家面对的全球化悖论的关键。

第三，在讨论对美战略的回应这一课题时，有必要触及更多的、更大的问题。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我认为，中国要避免陷入我称之为的“对外开放悖论”。

开放在中国一直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今后仍然是解决中国面对挑战的途径。这毫无疑问。如果不进一步开放，中国确实有陷入停滞的可能。封闭而停滞是体系性的内斗的根源。开放也是解决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再平衡的途径，即中国的开放，也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即通过开放中国而缓解全球紧张。不过，治理作为挑战的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在全球层次进行的。在全球治理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更多的国家（包括美国）为了对付全球化的挑战，更加强调国家解决（即，原来的逻辑是“全球问题，全球解决”，现在的流行逻辑是“全球问题，国家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简单采取20世纪80年和90年代的开放方式，在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和缓解全球问题的挑战方面，尤其是在缓解与美国关系的紧张上，并不能立竿见影。与美国等一样，中国也面对着如何通过国家力量再平衡全球化的挑战，而且，这一点对中国更加重要。美国面对的全球化挑战，目前主要由其国家解决方案（特朗普政府的“去全球化”和对中国的“极限高压”）来进行。在21世纪的现在，中国采取进一步开放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既是中国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方案，也是中国在全球化下行甚至“去全球化”条件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提供解决方案（包括诸如“一带一路”这样的特定方案）、提供公共产品等缓解中国与世界之间在全球化条件下的紧张或者冲突。

这里想指出的，战略性的东西是根本大计，需慎之又慎，对之的调整，要避免一蹴而就的新战略。如果一蹴而就，可能犯下战略性错误。还是要“冷静观察”，再“冷静观察”，有一个更加稳妥的战略改变。这一改变，并非是全盘改变；这一改变也许是尽可能面向未来的积极战略。但是，这样的战略必须要基于对未来的任何重大方面的演变做出科学的判断才行。然而，未来的不确定性难以现在克服。目前，关于诸如“未来的世界秩序”等“未来的”课题，是西方学术界的热门，中国也有必要展开更多的关于“未来的”研究。任何中国重大的战略性的改变，需要依据这些独立自主的关于“未来的”研究。

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的战略问题，是高度相互联系的。如何避免因为某一方面、某一方向（如美国）战略的过度调整而消极影响其他战略？对外战略或者对世界的战略是一个体系，即对外战略体系。

目前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判，对一些流行看法，研究者更要独立审视之。我斗胆预测，一些大而根本的力量（因素）如市场、技术和社会（包括世代交替），带来的未来的“形势”仍然比现在的“人强”。

（作者为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文章转自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