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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亚洲崛起非一日之功,中国崛起要有持久定力
发表时间:2019-05-23 18:01 来源:国际网
亚洲是全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名字最古老的洲,也是民族、宗教、地缘、历史最复杂的洲。但近几十年来,亚洲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会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全球的不确定性,像是一场飓风,亚洲崛起处在暴风眼的位置,需要以良好的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形势,在世界发展的变局中保持定力,才能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在这个进程中,中国要引起重要作用,但中国崛起也要保持战略定力、毅力与耐心。

当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处在巨变的十字路口上。21世纪第二个10年不平静,而此后也会经历较长的多事之秋,但世界仍然有继续繁荣发展的希望,而这希望最重要的一环就是亚洲的发展,亚洲已经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极。

复杂的亚洲

近几十年来,亚洲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也会受到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全球的不确定性,像是一场飓风,亚洲处在暴风眼的位置,需要以良好的经济发展、稳定的社会形势,在世界发展的变局中保持定力,才能成为世界稳定的基石。

在世界七大洲中,亚洲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名字最古老的洲,也是民族、宗教、地缘、历史最复杂的洲。迄今为止,复杂性导致亚洲无法形成与“一体化”相关的任何共同体,没有像欧元那样的统一货币,没有像欧盟、非盟、拉美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那样的统一洲内国家间政治组织,没有像北美自贸区那样经济一体化组织,甚至连亚运会这样的全洲体育盛会也有土耳其、以色列的缺席而使“体育亚洲”变得残缺不全。

在20世纪初,日本曾以“共荣圈”的意识形态谋求亚洲的整合,但最终带来的是血腥灾难。冷战后期,“亚洲”认同随着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一度兴盛。在中国,1990年北京主办亚运会时,一首流行歌曲《我们亚洲》曾传遍大街小巷。然而,随着亚洲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所谓“美国重返亚洲”离岸平衡战略的实施,亚洲崛起在冷战结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更多地停留在说法与理念层面,亚洲一体化更是无从谈起。

但近些年,事态正在发生可喜的变化。2010年,被称为“李光耀第一智囊”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时任院长马凯硕在其新著《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中说:“中国崛起正在使近两个世纪以来亚洲沦为世界历史的旁观者、手足无措地面对西方商业、思想和力量的冲击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亚洲回到了在西方崛起之前它一度占据达18个世纪之久的舞台中心。”[马凯硕:《新亚洲半球》,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77-90页。]2017年,世界著名评论家、《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新著《东方化:亚洲崛起与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及其之后的美国衰落》,书中的关键议题是“亚洲经济实力的上升如何改变世界政治”,以及结论是“西方长达数十年的对世界事务的统治正在接近尾声”。[Gideon Rachman,Easternization:Asia’s Rise and America‘s Decline from Obama to Trump and Beyond,VINTAGEUK,2016.]

很明显,两本关于“亚洲崛起”的代表作中,都把“中国崛起”视为这片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的大洲亚细亚洲的未来巨大动力。中国作为亚洲的未来崛起的巨大动力,确实也在以各种方式为全球制度的建立、全球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崛起与亚洲崛起相伴而生

中国正在通过总结发展进程向亚洲与全世界有效提供经验。长期以来,国际流行的发展经验是“华盛顿共识”,即政治选举化、经济私有化与治理市场化。但实践证明,这些经验并没有在各国实现长久的成功,相反,“最不发达国家”反而越来越多。根据联合国大会的标准,1971年时全球仅有24个“最不发达国家”,即所谓“最穷国”;2018年上升到47个,这其中9个在亚洲。[联合国贸发会(UNCTAD):《2018年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报告》,2018。]若不是过去40年中国令7亿人脱贫,那么世界至少还有10多亿人仍在最不发达的水平线以下。这里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对经验分享的进程中过大突出制度作用、而忽视了人的因素。

正如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习近平分析中国40年改革开放成功的四个原因,即民众的艰苦奋斗、道路的上下求索、思想的与时俱进、建设的对外开放,每句话都强调“中国人民”为主语,强调在个人努力、道路坚定、方法创新、开放进取上的四大发展法宝,这无疑对世界尤其像亚洲、非洲这样的发展中地区是有充分的借鉴意义的,也让发展中国家真正看到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

中国正在通过新一轮开放实践向亚洲与全世界全面分享红利。与长期坚持“美国领导权”甚至高举“美国第一”的美国完全不一样,中国发展并未走只顾自己发展的现实主义道路。过去十年,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30%,“中国制造”为发达国家消费者节省了上万亿美元的支出,为发展中国家带去了“商品民主”,让更多中低收入者享受到了相对平等的福利。这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且还宣布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进口等许多实际措施,实际上就是向亚洲与世界再次表达诚意,中国在推动全球化,也在用实际行动造福各国人民。事实上,过去40年,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由于中国开放与高速发展,亚洲才得以真正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崛起”才得以真正成为现实。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以互联互通的理念首次牵头成立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截至2018年底,亚投行成员经过四次扩容已增至93个,超过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61个和亚洲开发银行67个的成员规模,仅两年就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这再次证明了中国开放与牵引下的“亚洲崛起动力”。[《亚投行开业3年来:成员数量从57个增至93个》,人民网,2019年1月16日。]

中国正在通过坚定承诺向亚洲与全世界释放稳定预期。正如国际舆论的普遍认知,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已成为国际体系发展的最大不稳定因素。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等等行为,令世界看到了一个“脱僵野马”似的美国。越来越多人有这样的猜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将成为二战结束以来由美国领衔建立的国际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的掘墓者。而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国际体系的崩溃将意味着全球的巨大不确定性,对刚刚整体发展有所起色的亚洲来讲更意味着一种未知的冲击。

“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不打地缘博弈的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这样的承诺无疑对亚洲崛起与世界发展起到了“稳定锚”的作用。[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4月10日。]

在中国的推动下,亚洲崛起的美好前景是可期的。国际舆论普遍相信,2050年前,世界四大经济体中亚洲将占三席(中国、印度与日本),“一带一路”也将使亚洲互联互通的状态得到全球最快的改善。

不过,亚洲崛起非一日之功,如何应对西方对亚洲区域强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如何解决亚洲各个邻国之间普遍存在的战略互不信任难题,如何让有效的中国经验在各国执行并复制成功,都将考验着亚洲崛起的未来进程。“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只要一步步扎实地走下去,亚洲崛起就不再是梦想,而是可达到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看,亚洲漫长的崛起之路,与中国崛起“持久战”相伴相生。

中国崛起要有持久定力

回想美国百年崛起之路,充满着荆棘与坎坷,包括南北内战、社会动荡、种族冲突、鼠疫灾荒、总统遇刺、洪灾飓风、外部战争、核武讹诈、恐怖袭击、体系重构、美元危机、金融风暴等,最终才“奇迹般”地造就了20世纪领衔世界的美国霸权。中国不走美式霸权之路,但民族复兴的道路需要从美式崛起“百年磨难”中得出崛起韧劲的成功历史经验。

历史上曾兴起的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等陷入衰退,甚至国家解体的失败历史教训,同样也值得中国汲取。20多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斯奈德在专著《帝国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中解释苏联、日本、德国等在兴衰中国内舆论怂恿、国外战略透支的历史规律。他虽没有论述中国,但中国须以史为鉴。[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Pec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崛起实力得到了全面检验,社会自信心不断高涨,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很强,效果也相当显著。但从外部舆论集体警惕并出现“行动化”的趋势看,中国崛起并非坦途,更非短途。中国尤其要重温当年抗日“持久战”的初期发动“百团大战”过早暴露实力、导致日本入侵者“三光”政策的自身教训,切不可掉进国内过度自信、国际过度扩张的“斯奈德陷阱”。

十多年前,我曾与斯奈德教授交流。他认为,过往大国往往误以为,使用政治或军事手段进行对外扩张,越扩张会越强大、越安全。其实,一旦扩张过快,就会引起外界阻碍,导致成本超过了所能得到的收益,最终会导致崛起失败。“对新兴国家来说,聪明的战略是采用适度的扩张政策。”斯奈德说,“中国政策先发展经济,而不是扩张领土,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也比较温和。保持长期温和的方式,让外部世界慢慢消化,才能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发展。”如是提醒,对当下中国是相当有价值的。

在新时代,中国不妨采取“新韬光养晦”策略,一方面继续保持战略自信,持续对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另一方面也要学会用更长远的眼光、更有恒心的战略耐力,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友华势力”斗智斗勇。

如果一些西方势力以“拳击”的方式对华进行贸易战、金融战、货币战甚至军事讹诈等,中国切不可心急。以当前的中国实力,若西方对华硬对抗,西方社会占不到大便宜,但中国多半也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中国若运用古人智慧,以“太极”方式化整为零,让对方的拳击打空、打散,更无法通过“敌人化”中国而整合西方力量。这才是上上策。

在当前极其残酷与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须有更深的现代智慧与博弈城府,既要与西方现存力量强化合作,在中国投资走向广泛发展中国家时引入欧美国家的第三方参与,继续让他们成为中国崛起的利益攸关方;也要与相关西方力量进行有效竞争,站在真正人类与全球利益的高度,创造新的国际标准与新型国际制度,实事求是,踏雪有痕,持之以恒,改革并优化目前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国际运行体系。

“新韬光养晦”决不等于“新不作为”,而是要“巧作为”“深作为”“实作为”、“长作为”,是要进行更精细化的对外作为。中国要深化落实过去五年来对国际社会的各项承诺,优化存量、扩大增量,通过企业合作、对外投资、贸易往来等方式做大中国发展的“崛起红利”,塑造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口碑,防止国内某些领域出现“改革空转”、“政策打滑”等迹象蔓延至国外。

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正如习近平反复提醒的,“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基于我近年来在全球各国讲学的切实感受,中国崛起已引起西方的“觉醒”。虽然西方整体实力在下降,但西方领衔世界的国际格局并未曾发生本质变化。中国务必要戒骄戒躁,尽可能地团结全球精英,形成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知识共同体、舆论共同体。我们还须认识到,在没有硝烟的国际舆论战中,搞好国内建设,持续国家“善治”,才能真正令外界心悦诚服,才是推动亚洲崛起、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最终办法。[王文:《中华民族振兴站在新高度》,载《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2月18日,第T19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本文是作者参加5月15日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洲文明全球影响力”平行分论坛的与会文章,文章转自“全球治理”公众号)

责任编辑: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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