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形势空前复杂、合作机制面临解构与重构。但这也是我国研究和制定未来亚太战略的好时机。我国迫切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亚太战略。同时，2021年也是中国加入APEC30周年、加入WTO20周年。纪念加入APEC和WTO的意义在于继续推动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一个积极的亚太战略参与APEC亚太共同体建设，将更好地为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

从大趋势看，全球化已经是全球运行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经济全球化是基础，但是，经济、政治、安全，开放、竞争、限制越来越搅和在一起，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都越来越需要具备整体观、综合观和大局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拜登上台后，竭力遏制中国发展。一方面，美国拉拢、威逼自己的盟国及伙伴，对中国实行战略围堵；另一方面，美国还试图拉拢俄罗斯。对此，俄罗斯早已心知肚明。面对西方的挑拨，中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协作。在即将过去的2021年，首先，中俄两国元首多次互动，就双边合作和国际形势交换看法。其次，中俄关系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持续挑战。第三，中俄双边贸易将创历史新高。第四，“西部联合-2021”和“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加深了两国军队的互信合作，提高了联合作战能力。此外，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也可圈可点。

在大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周边地区的作用尤为突出，有观点认为可以成为内循环的外延和外循环的前沿，这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彰显了周边地区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既与内循环紧密相连，又在外循环中作用突出。为什么周边会有着这么突出的作用，下面主要从“一个重点、两大优势、三大动能”三个层次进行探讨。

中方对中欧投资协定的态度没有变化。目前批约面临的困难肇始于欧方，希望欧方能正视商界和民间的呼声，回归该协定的初心和本质，不要让政治操弄干扰批约进程。同时，中欧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我们有一百个理由去合作、去成为伙伴，没有任何一个理由互为对手。中方愿意和欧方携手合作，积极探讨尽早批约的方法。此外，今天我们面临供应链、产业链受阻的问题，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高度依存，彼此利益交融。我们认为，开放是打通供应链各环节的关键，是通向进步与繁荣的钥匙。包括中国与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要坚持合作，坚持多边主义，摒弃保护主义。

从建党百年到建国百年的三十年里，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要完成从量的增加到质的优化的历史性进步。“从未来的未来看未来”，有利于顺应潮流和把握规律，走向相关的教学和研究的前列。与此同时，在学科和智库建设方面，我们今后要在已有的基础上作出更大的努力。

拜登政府“两面性”的新特征主要体现为其在丝毫没有放松对华遏制打压的情况下，对“危机管控”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关注。拜登政府从战略层面重视危机管控，源于其对中美实力对比发展态势的深层焦虑，源于其对无法主导中美关系进程的长期忧虑。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回应美国对华思维中的消极因素，推动两国关系尽快回到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来塑造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美国对华战略。

日本外交的两面下注使中日关系呈现出一种曲折动荡的不稳定状态，它既不同于古代史上以中国一边倒为主要特征的状态，也不同于近代史上以日本一边倒为主要特征的状态，而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跌宕起伏为主要特征的第三种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和持续，反映了风云激荡、新旧博弈、错综复杂的时代特点。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美同盟以及日本的实用主义外交传统三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们要认识这种状态，习惯这种状态，更要学会驾驭这种状态。

中美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如何相处的教训，设法为双边关系划定一个底线或制定共同行为准则。必须确保无论两者之间的竞争变得多么激烈，都不会再次发生大的悲剧。中美两国可以竞争，但不应仅以此来定义两国关系。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的短暂历史告诫我们，“合作与包容”而非“竞争与对抗”才是中美交往的应有之道。

我们要以《纲要》出版发行为契机，掀起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新高潮。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奋力推进外交事业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我们要通过深入学习，牢牢把握“国之大者”，不断提高统筹两个大局的能力；践行多边主义理念，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风险挑战；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不断扩大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影响力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