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G20会议上，中美两国首脑为实现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了共同的努力。尽管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共识，但在一些关乎战争的问题上双方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包括加强对话、管控冲突、反对使用核武器等。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希望和平。在政界、社会各界，甚至学术界，从来不乏人在鼓噪战争。彭博社观点专栏作家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到日本采访，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日本正准备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报道。从中国留学美国的余茂春多年来一直在鼓噪所谓中国的侵略性。当美国总统拜登在G20会议上表示并不认为中国会很快“侵略台湾”时，余茂春认为，台湾只不过是一个“侵略链”的开始。其实，类似的观点在海外媒体上比比皆是，尽管人类一直是战争的受害者，但鼓噪战争的人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实现亚洲的持续和平问题，就是要发出完全不同的声音。尽管我们并没有天真到相信世界太平，但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还是要为世界和平努力，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呼吁和促进和平。

实事求是地看，过去40年，跟世界任何地区相比，东亚地区是发展最快、最和平、最稳定的区域。这里所说的“东亚”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定义，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这个地区已经成长出世界上数个大经济体：日本以前是亚洲第一大经济体，现在中国是亚洲经济第一大，日本是第二大；印度现在发展很快，印尼又恢复了正常的发展状态而成为另一颗亚洲经济“新星”；越南也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从经济发展的潜能来说，这种状况在今后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

和平、发展和稳定三者是互相强化的。和平为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稳定。1990年代初我到美国求学的时候，当时因为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发展很快，而日本是当时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很多人说“中日必有一战”。美国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中国崛起了肯定要跟日本一战。日本在历史上曾经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时中国国内也的确发生过反日示威。这些更使得很多人相信“中日必有一战”。但结果怎样呢？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三倍多，但两国之间并没有发生战争——虽然两国间有些小的纠纷，但整体上是非常和平的，中国政府跟日本政府非常理性地处理了诸多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亚洲的和平发展证明了邓小平当年提倡的“和平与发展”的正确性。“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发展又为和平造就基础。今天，尽管世界出现乱象、乱局，但我们还是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点在刚刚过去的中共20大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强调。

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正因为东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变得如此重要，区域外各国都来关心亚洲，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亚洲俨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亚洲地区的和平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众多的挑战中，中国需要非常警惕的就是美国在搞国际秩序的“两极化”。美国现在的大战略就是想把世界秩序两极化，这次俄乌战争中，把中国跟俄罗斯绑架在一起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国际秩序两极化对我们亚洲地区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亚洲大部分国家跟中美两国都有很深厚的关系，如果中美关系不错，他们既有了安全，发展也是可以保障的；但如果中美关系恶化，恶化到像今天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或者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那样，那么亚洲所有国家都将是受害者——因为那样，我们就会面临现在乌克兰的情形，没有安全，更没有发展。因此，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让乌克兰情形在亚洲重蹈覆辙。

今天，美国在亚洲搞所谓的“二、三、四、五”的“团团伙伙”：“二”就是“双边联盟”，包括美日、美韩、美澳同盟等；“三”是“奥库斯”（AUKUS），即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四”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五”就是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现在还在印太四国基础上，搞把越南、新加坡等更多国家都加入进去的联盟，即“六plus”。按照这个趋势发展，如果以后真的形成了一个亚洲版的北约，那么亚洲国家就永无宁日了。因此，我个人特别反对“北约”，更反对美国组建亚洲的“北约”。北约本就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随着其对手“华约”的消失，北约就应该改革甚至解散；但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一直在扩张，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就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布局而言，我们今天面临的局势异常地严峻。

但是，只要我们理性，美国的计划并不容易实现。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忙着在亚洲（和世界各地）搞“团团伙伙”，也就是美国自己所说的联盟，为此美国不惜强迫一些国家“选边站”。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这避免了亚洲的分裂。这里美国“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和中国“包容性”的多边主义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包容式的多边主义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亚洲国家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今年的香格里拉论坛上，印尼外长的观点得到了亚洲多数国家的认同，即亚洲国家要以“亚洲方式”而非“美国方式”来和中国相处。我相信，我们亚洲国家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未来命运，正如过去40年我们有共同发展的经验一样。

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亚洲和平负有更多、更大的责任。中国要助力亚洲国家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要怎么做？我这里强调如下四点。

第一，大国要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品。过去40年，尽管中国、日本这些亚洲大国之间存在着竞争，但这种竞争基本上是良性竞争。亚洲以东盟为基础的3个“10+1”就是典型的例子。当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形成中国—东盟“10+1”机制的时候，另外两个东北亚经济体日本和韩国都来竞争，分别形成了日本跟东盟的“10+1”，韩国和东盟的“10+1”，并且这3个“10+1”是互相竞争的。但竞争的结果又是怎样的呢？就是在3个“10+1”的基础上形成了“10+3”。“10+3”机制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因为大家在比谁做得更好，而不是比谁做得更烂。亚洲国家以前的好成绩都跟这种良性竞争有关系。在未来，亚洲大国，比如中国、日本和印度，要继续提供更多的亚洲地区的国际公共品。

第二，我们要保持开放性，继续践行包容式多边主义。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除了极少数国家还是封闭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是互相开放的，甚至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国家还开放。这个开放度还是要继续保持下去。现在我们面临着美国搞基于价值基础之上的集团（value-based bloc），这种美国所谓的集团化，跟全球化是背道而驰的，是“逆全球化”。亚洲国家要互相开放，互相开放之上的区域化才能推动全球化，与全球化相向而行。在这方面，中国以往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需要持之以恒地去践行包容式多边主义。

第三，我们要处理好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大国要宽容，包括中国也好、印度也好、日本也好，大国对小国要宽容。亚洲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中有漂亮的成绩跟大国的宽容有很大的关系。例如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在某些方面（如早期收获）中国对一些较小国家做了很多让利，这对小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国市场大，市场应当开放，大国市场的开放就是国际公共品。而且，大国还要有足够的胸怀，要了解小国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往往需要依靠或邀请域外大国保护自己。小国的这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国对小国宽容的同时，小国也要理解大国也有自身的安全考量。更重要的是，如果小国不考虑大国的安全，“引狼入室”，做域外大国的“代理人”，让周边大国感觉到不安全，那么，小国也将一样失去安全。现在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乌克兰的不安全感源于其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乌克兰要依靠北约来取得安全，那么反过来俄罗斯就感觉到了不安全。而当俄罗斯感觉不安全的时候，那么，乌克兰就因为成为北约的代理人而成为牺牲者。亚洲近来的历史也有深刻的教训。2016年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和推动下用国际法来解决南海的问题，但实际上从经验看，这次仲裁案除了分化亚洲国家和把矛盾加深以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反而导致了各国间更大的不信任。所以，下一步如何处理好大国跟小国之间的关系，比如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的商谈的时候如何与小国处理好关系，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第四，在一些牵扯军事冲突的领域，我们要处理好跟美国的关系。美国一直在亚洲，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一直对中国有错误的认知，认为中国解决南海和台湾问题就是想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独自称霸西太平洋。实际上并非如此。

南海对中国非常重要，这里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复杂，并不是诉诸于国际海洋法就可以解决那么简单，还有深远而复杂的历史问题。中国跟美国在南海区域竞争不可避免，当然中国也不害怕竞争，但中国还是要尽量避免跟美国的军事竞争——一旦中国跟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南海地区就会变成亚洲的“火药筒”。中国可以把美国的军事竞争引导到经济竞争，因为经济竞争往往是双赢的，而军事竞争却是零和游戏。美西方国家也在亚洲搞“一带一路”，尽管这也是竞争，但这种经济竞争是好事，最终可能会是良性竞争。我们欢迎美西方国家来进行经济竞争，但是我们不应当跟美国搞军事竞赛。总体来说，南海应当是开放的南海，和平的南海。我们都要看到自己的利益，不要受任何域外大国利益的影响，因为域外大国永远不会服务亚洲国家的利益，或者说亚洲国家充其量也是域外大国追求自我利益的代理人。比如，美国一直在领导北约进行扩张，但实际上北约的行为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还是为了欧洲的利益？大家看看俄乌局势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了：欧洲国家需要承担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几乎是所有的成本。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台湾问题是国家统一问题，并非一些美国人所认知的和美国争霸的问题，和西方所说的“台湾民主自由制度”也没有关系。或者说，这是主权问题，而非治权问题。在台湾问题上，我们的目标并非“打败美国”，而是实现国家的统一。随着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这和西方的认知刚好相反，因为西方认为，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如果说从前的大国地位是以战场上的输赢来衡量的，那么现在的大国地位就是以是否有能力为区域和全球提供足够的国际公共品来衡量的。通过提供国际公共品来实现崛起，这是中国区别于从前任何大国的主要标志。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文章转自“大湾区评论”）